在花叢中打野
澳門特別行政區主要由澳門半島和氹仔、路環貳島組成，陸地面積32.8平方公里。澳門自秦始皇嬴政南征百越起就一直處於中國曆朝歷代的實際控制之下，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直到16世紀新航路開闢後澳門遭受了作為西方殖民主義先驅的葡萄牙人的侵佔，事實上相比香港問題而言：澳門更加複雜——葡萄牙對澳門的侵佔並不像英國對香港的侵佔那樣是通過一紙條約完成的，而是經歷了數百年漫長的演變過程。
1415年葡萄牙出兵侵佔了摩洛哥北部的沿海城市休達，以此正式揭開了近代歐洲殖民擴張的歷史序幕。1488年葡萄牙人迪亞士發現了非洲南部的好望角，1498年5月20日葡萄牙人達伽馬越過好望角到達印度的貿易中心卡利卡特，由此打通了由歐洲到達印度的新航路。1514年葡萄牙人又從印度啟航穿越東南亞的香料群島出現在中國洋麵，不過這次他們落腳的地方並不是澳門，而是屯門（今屬香港）。葡萄牙人在這裡豎立了刻有葡國國徽的石碑以示佔領。1521年（明正德16年）8月底至9月間明軍在廣東海道副使汪鋐指揮下發起屯門之役併成功驅逐了葡萄牙人，此後在西草灣之戰、雙嶼港之戰葡萄牙人屢戰屢敗，這使他們意識到中國並不是可以像美洲、非洲的土著居民那樣輕易征服的，於是他們開始改變策略。
1553年一隊葡萄牙商船在海上遭遇風浪，於是向廣東地方官請求到濠鏡（今澳門）晾曬“水溼貢物”，當地官員在接受500兩的賄銀後答應了他們的請求。葡萄牙人因此得以入住澳門。可澳門畢竟是中國領土，當地官員儘管在接受賄賂後允許葡萄牙人入住，但不久北京的朝廷就得知了葡萄牙人入住澳門之事並由此在北京朝廷內部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一部分官員主張天朝疆土斷無容留蠻夷之理，因當將葡萄牙人盡數逐出澳門；另一派官員則打算利用葡萄牙人的力量安定海防——這時的大明王朝已逐漸步入晚年：內有朝廷黨爭、財政危機的困擾；外有蒙古各部、倭寇海盜的肆虐，除了葡萄牙人之外西班牙人、荷蘭人也相繼造訪明朝海疆。在這樣的局面下一部分明朝官員萌生了以夷制夷的想法——藉助葡萄牙人的力量剿滅東南沿海肆虐的海盜勢力和防範西班牙、荷蘭等國。在兩派的爭議下葡萄牙人在澳門居住的既成事實日漸形成，此後明王朝面對揭竿而起的農民起義軍和山海關外的滿洲八旗軍的威脅更加不願在南方生事。另一方面西班牙、荷蘭等國在世界範圍內同葡萄牙展開了爭奪殖民地的鬥爭，經過同西班牙、荷蘭等國的惡鬥後葡萄牙守住了自己在澳門的據點。
需要注意的是：這時的澳門只是在大明王朝的允許下由葡萄牙人建立的居留地，至於澳門地區的主權仍為中國所有，葡萄牙人不過是客居於此。1560年居澳葡人通過選舉產生了地方管理機構——這一機構職能管轄居澳葡人內部事務，對澳門華人事務則無權干涉。1563年葡萄牙向澳門派出了第一批耶穌會傳教士，1568年葡萄牙國王又任命賈耐勞為天主教澳門教區第一任主教，此後澳門逐漸發展成為天主教在遠東的傳播中心。清朝入關後在澳門問題上延續了明朝的政策——主權歸屬中國，但允許葡萄牙人在此居留。然而葡萄牙人並不甘心於此——他們利用天高皇帝遠的地理條件和明末清初的混亂不斷擴大自己在澳門的政治、經濟、軍事影響力。葡萄牙人的舉動引起了明、清兩代政府的警惕，對此明、清兩代通過向居澳葡人徵稅、收租、設關等措施宣示自己對澳門的主權。
直到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時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居留地只有澳門半島上面積不足兩平方公里的一小塊土地，這大致只相當於今天的澳門特別行政區面積的6%左右，此時氹仔、路環等地當時都位於葡萄牙居留地之外。即使是在這不足兩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葡萄牙人也必須在遵守中國方面管理的前提下享有居留權而已，而澳門的主權一直牢牢掌握在中國政府手中。1842年清政府同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這令葡萄牙人看出來了清政府的虛弱，於是葡國政府開始派遣代表同清政府就澳門問題交涉談判以實現其霸佔澳門的野心。儘管此時的清政府懦弱腐敗，但還沒發展到葡萄人說要啥就給啥的地步——在澳門主權問題上清政府嚴詞拒絕了葡萄牙的無理要求。
葡萄牙方面見談不攏就轉而試圖以武力脅迫的方式實現自己的目的：1845年11月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二世單方面宣佈不承認中國政府對澳門的主權，以挽救澳門經濟為名擅自宣佈澳門為自由港。與此同時她委任亞馬留為新任澳門總督——同之前的歷任澳門總督所不同的是：之前歷任澳督都必須在遵守中國政府的管理這一基本前提下對居澳葡人進行內部自治管理，而無權干預澳門華人事務；亞馬留上任後隨即以武力強迫中國關閉設在澳門的海關，與此同時他還對澳門華人徵稅並侵犯中國在澳門的司法主權，到1849年他已完全佔領了整個澳門半島。對反抗他的澳門華人在不知會中方且不經任何審判程序的前提下就擅自處死，亞馬留試圖以血腥恐怖的手段迫使澳門華人屈服，事與願違的是這反而更加激起了澳門華人的反抗情緒——這種反抗情緒終於在1849年8月22日爆發了出來：當天途徑關閘附近的亞馬留被望廈村民沈志亮等人刺殺。亞馬留的死並未阻止葡萄牙人的擴張慾望——他們仍不斷蠶食中國領土並最終實現了近佔七村（龍田、望廈等）、遠奪三島（氹仔、路環、青洲）的侵略意圖。這一切行動都是葡萄牙單方面為之，直到1887年葡萄牙最終迫使清政府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以條約形式將澳門置於葡萄牙的“永居、管理”之下。
清政府的退縮不等於澳門人民的退縮：在《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望廈村民在葡萄牙方面持續數十年的高壓政策下始終拒絕向澳葡當局交租。條約簽訂後澳葡當局連年派人到望廈村勒收地租並最終於1898年迫使抗交地租數十年之久的望廈村民交納地租。至此澳葡當局基本穩定了對澳門半島的佔領，然而此時澳葡當局對路環島仍鞭長莫及，直到１９１０年５月廣東新寧縣有十幾個學生被路環匪徒擄去關禁勒贖。有一陳姓事主向澳督馬葵士稟請救人。早有侵佔路環野心的澳葡當局趁機於７月１２日出擊海盜，結果葡軍來回攻擊路環荔枝灣多次，打了近一個月，才於８月４日登上路環島，救出了被擄學生和其他被擄者十餘人，捕獲匪徒４５０多人。由於戰況激烈，島上居民死傷數以百計，數百間村屋被戰火摧毀。經過這場慘烈戰役後葡萄牙人算是真正完全“佔領”了路環。
1966年12月3日澳門爆發了反抗澳葡當局的一二·三群眾運動，這一事件後澳門政界、商界崛起了一大批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個人和社團，他們在相當程度上實際控制了澳門的政治、經濟走向，澳葡當局也不得不對他們進行一定程度的妥協。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爆發康乃馨革命，革命後的新政府開始推行非殖民地化政策——承認澳門是被葡萄牙非法侵佔的並首次提出把澳門交還中國。1986年中葡兩國政府開始就澳門問題展開了四輪談判。1987年4月13日中、葡兩國總理在北京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及兩個附件。聯合聲明中這樣說道：澳門地區（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和路環）是中國的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中國承諾向澳門實行一國兩制，保障澳門人可享有“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的權利。1993年3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通過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其中明確聲明：澳門在1999年之前是葡國管治下的中國領土，澳門的主權屬於中國。1999年12月20日零時在中葡兩國元首見證下第127任澳門總督韋奇立和第1任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於澳門新口岸交接儀式會場場內交接澳門政權。次日早上澳門群眾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部隊進駐澳門，至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
鴻鵠高飛一舉萬里
澳門的地緣優勢和適中的地理位置，使它在５００多年前就成為中國最早的對外開放口岸，曾是商船雲集，遠東最繁榮的商港，可供各國商船灣泊。作為東西方貿易中心和中西方文化的交匯之地，澳門在世界發展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它曾一度作為廣州的外港壟斷了中國海路的對外貿易。而葡萄牙人既不是澳門最早的居民，也不是最早抵達澳門的外國人
第一位赴華的葡萄牙人
１５１７年６月１７日，葡萄牙人費爾南.皮雷斯.德.安德拉德率領一支船隊（共８艘帆船）前往中國。船上有一位名叫皮雷斯的葡萄牙人，他因被認為是當時比較熟悉中國事務的人而被葡屬印度總督任命為第一位赴華特使來中國進貢。
新安（東莞）茜草灣之役
１５１９年８月，當第一位葡萄牙赴華特使皮雷斯所率的使團獲准前往北京朝貢後，曾率領葡萄牙船隊前往中國的費爾南.皮雷斯.德.安德拉德的親弟弟西眇.德.安德拉德便完全破壞了費爾南在中國所做的大量有益的、有建設性的工作。西眇抵達屯門島後，在島上修建了一座架起火炮的堡壘，完全無視中國的土地主權；以葡萄牙儀式處死了一名水手，侵犯中國的法律主權；不準東南亞等地商船在葡萄牙商船賣完貨物之前將貨物搬運上岸，甚至掠劫旅客與他國商船。最令人髮指的是，他們綁架了大批青年和兒童，進行傷天害理的販賣人口活動，遭他們綁架的還包括廣州城內名門望族的兒童。這些罪行不但破壞了中葡之間剛剛建立起來的友好關係，還將葡萄牙人變成中國人的死敵，同時也把葡萄牙使團置於死地。１５２０年，葡萄牙特使皮雷斯及其使團被逐回廣州。而在使團回到廣州之前，留在廣州的葡萄牙人和葡萄牙商船已被扣留起來。同時，廣州當局已準備好一支武裝船隊，將尚停泊在屯門澳的葡萄牙商船也封鎖起來。６月２７日，葡萄牙人柯羅自馬六甲抵達屯門澳，發現葡萄牙人與中國人已進入敵對狀態。海道副使汪（釒＋宏）在獲悉對方來了援軍之後，決定向葡萄牙人進攻，但馬上被葡萄牙船犀利的火炮（火銃）擊退。９月７日，在圍困了兩個多月後，汪（釒＋宏）對葡萄牙船發動了總攻擊，在茜草灣大敗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只是藉著暴風雨才得以突圍，剩下３艘帆船狼狽地於１０月底逃回馬六甲。這便是中國與西方在近代史前期所發生的第一次武裝衝突：“新安（東莞）茜草灣之役”
葡萄牙人入居澳門
於１５５３年，葡萄牙人藉口舟觸風濤，請求借（蟲＋豪）鏡曝曬水漬貨物，強行上岸租佔。當地官員納賄允准葡萄牙商船泊口，按慣例抽稅２０％。葡萄牙人最初只是在沿岸搭建棚屋作臨時交易，後來，他們通過賄賂中國地方官員，開始在澳門定居，並逐漸運送磚瓦木石，大興土木，搭建了永久性的房屋，使澳門的區域不斷擴大，到１５５７年形成了一個稍有規模的葡萄牙人居留地。
明朝官員對澳門葡萄牙人的態度有很大的分歧，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一個是主驅派，堅決要求驅逐澳門葡萄牙人；一個是主留派，建議對澳門葡萄牙人加強管理。１６０７年（萬曆三十五年），番禺舉人盧廷龍上疏請逐澳門葡萄牙人，但明廷對此建議沒有接納。 １６１４年（萬曆四十二年），兩廣總督張鳴崗提出不能盡逐澳門葡萄牙人，認為如果驅逐葡人，問題可能更大。當張鳴崗的建議被朝廷採納後，明末有關驅逐澳夷與否的爭議也告一段落。應該說，主驅派雖然理直氣壯，但驅逐澳門葡萄牙人不但困難多多，更與廣東地方官員與平民的利益大相違背，不易落實。再加上北方女真興起，明廷不敢在南方多惹麻煩，因此主留派的建議成為明廷對澳門的基本政策。
葡萄牙人擴張澳門地界
澳門葡萄牙人自明末以來，一直居住於澳門半島中部的三巴門與水坑尾門以南，以澳門城牆為界的地區。城牆以北至關閘一帶的土地，以及澳門四周的水域，青洲島、對面山、小橫琴、大橫琴、（乙＋水）仔、路環等外島，都非澳門地界。明末清初時，對面山的灣仔、銀坑一帶曾被耶穌會士開發，蓋起了別墅、教堂。但到了１７６４年，由於澳門耶穌會被取締，葡萄牙人即全部撤離了此地。鴉片戰爭後，葡萄牙人通過實質佔領及談判交涉等途徑，一方面擴大澳門的地界，一方面希望這些擴張行動獲得中國方面的承認。葡萄牙人要求擴張澳門地界，一是因為鴉片戰爭後清朝的逐漸虛弱，二是因為香港的崛起令地狹人稠的澳門相形失色，不得不籍擴大地界及爭取更多優惠條件，以挽救頹勢已現的澳門地位。
路環血案
路１９１０年７月１２日，在中葡雙方就澳門劃界問題進行交涉期間，路環島發生了一起葡軍以“剿匪”為名，在該島上劇戰了一個多月的事件。此次事件緣起於１９１０年５月，廣東新寧縣有十幾個學生被路環匪徒擄去，關禁勒贖。有一陳姓事主向澳督馬葵士稟請救人。早對路環抱有侵佔全島野心的澳門葡萄牙人，趁機於７月１２日出擊海盜，結果葡軍來回攻擊路環荔枝灣多次，打了近一個月，才於８月４日登上路環島，救出了被擄學生和其他被擄者十餘人，捕獲匪徒４５０多人。由於戰況激烈，島上居民死傷數以百計，數百間村屋被戰火摧毀 經過這場慘烈戰役後，葡萄牙人算是真正完全“佔領”了路環。這一事件被史學家稱為“路環血案”。
孫中山與澳門
１８９２年秋，孫中山自香港西醫學院畢業後，應澳門鏡湖醫院之邀至澳門行醫，成為澳門首位華人西醫。同年１２月，孫中山向鏡湖醫院借銀在澳門大銜（今草堆街８號）開設中西藥局，自己掛牌行醫，併兼任鏡湖醫院義務醫席，暗地裡開展革命宣傳活動。陸皓東、楊鶴齡、史堅如、楊心如等人也不時入澳，與孫中山暢談時務。位於澳門水坑尾巷十四號的楊鶴齡故宅，一度是“四大寇”（孫文、陳少白、尤烈、楊鶴齡）的聚集之所。所以澳門應是孫中山首次開展革命活動之地。１８９３年春，孫中山被澳門葡醫所排斥，遷居廣州。但同年７月１８日，他與澳門土生葡萄牙人飛南第等志士合作創辦了澳門第一份雙語新聞報紙——以中文、葡文刊印的《鏡海叢報》。該雙語週報除了報道澳門與國內外新聞外，還刊登了不少革命政論與革命黨人活動的消息，是清末革命派的第一份新聞報紙。以後革命黨人在廣東策劃的多次起義，除香港為主外，都或多或少通過澳門的革命黨人組織聯絡，直至辛亥革命（１９１１年）起義成功，其活動一直未曾斷絕。１９１３年春，孫中山的元配夫人盧慕貞女士自香山故居遷澳定居，以躲避袁世凱黨人的迫害，最後壽終於澳門。
抗日戰爭期間的澳門
抗戰期間，澳門因保持中立而獲得空前的繁榮，歐美及東南亞的物資，源源不斷地輸入澳門，並通過澳門轉運入中國內地。此時澳門的界址不明成為對中葡雙方都非常有利的因素。因為澳門位處的西江流域出海地區，不但河道縱橫，而且海口眾多，外海島嶼星羅棋佈，內陸桑田魚塘果園密集，最適宜走私活動，日軍由於人數有限而無法進行阻攔。再加上界址不明，日方連批評葡方縱容走私的機會都沒有。不過，日軍並未完全尊重澳門的中立地位。澳葡當局在日軍的強大壓力下，也不得不與日軍存在一定程度的妥協，嚴禁中國人民在澳門進行任何抗日活動。同時，澳葡以中立國的身份，也為日軍侵華提供了方便。他們一方面允許日艦停泊澳門港並供應其給養，任由日軍假道澳門入侵中山縣；另一方面卻極力反對中國在澳門附近設防。
這就是葡萄牙和澳門的一部分淵源和歷史了，摘自澳門簡史，後續還有故事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繼續研究看看，不過傳聞葡萄牙佔領澳門的三百年間，澳門同胞從未屈服過，因為澳門自始至終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澳門同胞總會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就像葡萄牙人曾說的，經過了那麼多他們卻從未得到過澳門
子不走我走777
１５１７年６月１７日，葡萄牙人費爾南.皮雷斯.德.安德拉德率領一支船隊（共８艘帆船）前往中國。船上有一位名叫皮雷斯的葡萄牙人，他因被認為是當時比較熟悉中國事務的人而被葡屬印度總督任命為第一位赴華特使來中國進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