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鋼琴家鮑蕙蕎不久前來武漢講課並接受了《長江日報》“讀＋”專訪。她談到了近年學術上熱議的建立“中國鋼琴學派”，也表達了對青年鋼琴家的期許和批評，並以多年從事鋼琴教育的經驗，對國內盛行的鋼琴培訓提出看法。78歲的鮑蕙蕎，至今仍每天練琴，她說自己在跟時間搏鬥，和歲月賽跑，她身體力行地展示了一個職業鋼琴家的素養，那些鮮花與光環背後的堅持。
讓藝術離功利遠一點
這次來武漢，鮑蕙蕎是受第二屆湖北省長江鋼琴藝術節的邀請，舉辦一場大師論壇，在中國，能被冠以“鋼琴大師”名號的，鮑蕙蕎當然算一個。
她的講課題目定為《關於鋼琴技術訓練的一些問題》，因為來聽課的是湖北省內各家琴行的鋼琴老師以及正在學琴的孩子們，鮑蕙蕎的演講內容頗具實用性，多是些技術性的解答；比如，練琴到底該“高抬指”還是“貼鍵”。她的觀點是，“學生在掌關節機能沒有訓練成熟之前就過分強調貼鍵練習，會讓彈奏變得粘膩，手指缺乏爆發力。而高抬指是一個訓練過程。”
講座之後的專訪，她更願意拋開技術，聊聊那些觀念性的問題。“現在學琴的孩子條件都太好了！”鮑蕙蕎9歲開始跟隨母親學琴，13歲考上中央音樂學院附中，“我學琴算比較晚的，現在的孩子都在很年幼的時候學琴，父母也肯花大量時間和金錢培養。”
在少兒鋼琴培訓如火如荼的當下，鮑蕙蕎一面欣喜，一面擔憂，“有時候，有些家長不免受到了功利影響，讓孩子學琴的目的並不那麼單純，尤其是過分追求考級。”這位中國音樂家協會全國器樂演奏（業餘）考級委員會專家委員會的副主任，直言不諱，“有時候，用一些應急手法是可以通過考級的，鋼琴考級也有應試教育的成分，但通過了相應的等級，並不一定就具有與之匹配的能力。可以考級，但還是要打好基礎。如果把本來是素質教育的東西，變成了應試教育，這就走偏了。”
她發出了一連串的疑問，“有多少家長讓孩子學鋼琴，真正是為了孩子智力開發？是為了培養孩子的音樂素養和審美？”她又給出了一連串的回答，“或者是從眾，或者是攀比，或者是功利”。
怎樣的音樂教育稱得上好？鮑蕙蕎分享了一件小事，“有些家長會特別在乎孩子有沒有得獎。很多年前，我一個朋友的女兒在美國參加兒童鋼琴比賽，這個女孩在她那個年紀組得了第一名。在美國，華人的孩子彈奏程度普遍很深，中國家長又多是虎媽虎爸式教育，總能得獎。但是，我的朋友跟我聊天時，並沒有吹噓自己的女兒得了第一，最讓她印象深刻的，是那些美國的孩子和家長，那些孩子的彈奏水平非常淺，但他們都高高興興地去參加比賽。結果公佈後，美國家長帶著自己的孩子，又高高興興地去祝賀這些得獎的孩子。”她感嘆，“這才是真正在培養孩子的性格，培養他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受這樣教育成長的孩子，他們的心胸是坦蕩的，乾淨的，磊落的。我希望鋼琴這門藝術在教育、在社會中發揮的作用，也是這樣的，少一些功利，多一些美育。如果每個人都能把好的影響散播到社會上，我們的社會將越來越健康。藝術本該是這樣純淨的。”
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是財富
講臺上的鮑蕙蕎，紅衣，白裙，襯得面色極好，妝發一絲不苟，或行或立，一開口就是三個小時不停歇。下了臺，她換了身便服，穿上了平底鞋，精緻的項鍊也摘去了，比起臺上的神采奕奕，私下裡的裝扮顯然更在意舒適。課後，慕名而來的粉絲絡繹不絕，合影、握手，鮑蕙蕎始終保持著得體的微笑。
美麗，知性，78歲的她就這樣鮮活地站在所有人面前，直面地叫人感到什麼叫做“優雅地老去”。在人們把陳薩喚做“鋼琴公主”之前，年輕時候的鮑蕙蕎也得過這個名號，如今，若叫她“鋼琴女王”，恐怕也不算過分吧？但這樣的稱呼，倘若真的告訴鮑蕙蕎，她可能會置之一笑，不屑一顧。
家境優渥，年少成名，萬眾矚目的傳奇愛情，這符合人們對“公主”“女王”的想象。恰好，這些都曾發生在鮑蕙蕎的身上，但這只是她人生的其中一面。在十年浩劫裡，她的婚姻、生活、事業，曾統統捲進了政治的漩渦，面目全非。一併擊垮的，還有健康，好幾次重大疾病和癌症，讓她在死亡的邊緣徘徊過，經受著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摺磨。一個鋼琴家，她的手腕骨折過，這是何等嚴重的打擊？但生命篇章裡這些高高低低的叢山峻嶺，她終究都越過去了。
談論青年鋼琴家和少兒鋼琴培訓，她常常會說“他們處在黃金時代”“這個年齡正是一個鋼琴家的黃金時代”，語氣中有真誠的豔羨。可當問到她的“黃金時代”，侃侃而談的鮑蕙蕎停滯了數秒，認真地說，“很難講，沒法說，可能我沒有‘黃金時代’。在我最黃金的年紀，在我本來可以最出成績的時候，我被迫離開了鋼琴事業，下鄉勞動了。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很多，我不知道算不算一種財富，但這些經歷讓我更堅強，不懼怕挫折，讓我對生活感悟得更深刻。在失去很多東西之後，我更懂得了珍惜。”
見過鮑蕙蕎，不會懷疑這些話有任何故作姿態的成分。她不喜歡名人、娛樂那一套，“浮躁的東西很快會過去，都不是生活的真實，必須沉下來，踏踏實實。”
一上午的講座，吃過午飯，鮑蕙蕎便匆匆趕往機場，一個手提包，一件行李箱，她竟是獨來獨往，沒有前後簇擁的助理隨行。見記者意外，鮑蕙蕎倒是習以為常，“我走南闖北都是一個人的，完全沒有問題”。想當然地把她歸為“名人作派”，想當然地把她當作“老太太”，倒是一種“成見”了。
在鮑蕙蕎的身上，能讓人看到一份舉重若輕。沒經歷過風雨的花朵，美得總有些單薄，而抗住了暴風雨的摧殘，依然爆發出強大的熱情，這是生命的怒放。
【訪談】中國鋼琴家有責任演奏和傳播中國作品
目前談論“中國鋼琴學派”不現實
讀＋：您對於建立“中國鋼琴學派”的問題怎麼看？
鮑蕙蕎：這個問題不是很現實，一個學派不是那麼容易形成的。
首先，學派的建立需要良好的傳統。鋼琴這門樂器有三百多年曆史，但傳到中國，只有一百多年。對於舶來品，中國一貫有很強的融會貫通能力，能夠博採眾長，把外來的優秀東西變成自己的。中國的民族樂器，二胡，琵琶，嚴格來說，在當時都是外來樂器，但我們學習、發揮得很好，最終都變成了我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也希望鋼琴能慢慢成為中國老百姓都喜歡也都買得起、學得起的樂器。
但是，偉大的巴赫距離現在已經有三百多年曆史，那個時期，歐洲的古典音樂已經發展到很高的水平，之後的兩百多年，又出現了莫扎特、海頓這些古典樂派的大師，出現了貝多芬這樣橋樑性的人物。到了十九世紀，更是西洋古典音樂的黃金時代、巔峰時代，肖邦、李斯特、柴可夫斯基……群星璀璨。歐洲有悠久而漫長的古典音樂歷史，有一群偉大的、不可逾越的大師作曲家，他們創作了眾多偉大的作品，往後的許多年裡，他們本國的鋼琴家不斷演繹這些作品，形成了傳統。正因為他們和他們的作品，才得以形成俄羅斯鋼琴學派、德奧鋼琴學派、法國鋼琴學派等。
反觀中國，我們缺乏大師，根基太淺了。
另外，我採訪過很多鋼琴家，我也問到他們對各個鋼琴學派的看法，他們都覺得，現在是信息交融時代，古老而傳統的學派觀念在淡化，目前國際上更倡導的，反而不是學派觀念，而是彼此之間的融合、滲透。
讀＋：那中國的鋼琴家們目前應該努力的方向是什麼？
鮑蕙蕎：我不能提出任何方向性的目標，只能說，我們在為中國的鋼琴事業努力，不管是像我這樣年紀大的，還是青年鋼琴家，大家都儘自己的力量添磚加瓦。每個人所處的位置不同，最重要的不是提出什麼宏大目標，而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在教學崗位的就竭盡所能教好學生，在舞臺上的就努力練習，提高演奏水平。
讀＋：全世界學鋼琴的人，都會反覆練習那些歐洲經典曲目，比如肖邦。但幾乎不會有外國學生來練習中國的鋼琴曲。這可能就是您說的，中國目前還缺乏屬於自己的偉大作曲？
鮑蕙蕎：
中國鋼琴家有責任演奏和傳播中國作品，這幾年，我在很多城市開了全套中國作品的獨奏會，名字就叫“華夏琴韻”，我也錄了很多中國鋼琴作品，我也想趁著自己現在還能彈琴，讓中國作曲家的優秀作品從紙上變成聲音，傳播到世界的各個角落，讓世界聽到中國鋼琴作品的聲音。
但要說讓中國曲目變成全世界學琴人的練習曲目，這個還是有相當的難度。還是歷史積澱問題，歐洲經典是三百多年的沉澱，我們才一百年，雖然我們現在有很多優秀的作曲家，但作品分量跟貝多芬這種大師仍有差距，我們還要努力。
青年鋼琴家要能堅守本心
讀＋：您跟許多青年鋼琴家做過訪談，您對他們有何期待？
鮑蕙蕎：他們是中國鋼琴的中堅力量。老一輩的鋼琴家，在文革動盪中折損太大了。改革開放之後，很多鋼琴學子有機會走出去，同時，很多人願意回國貢獻自己的力量，這很好。
我自己起步很晚，我9歲才開始學鋼琴，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業餘地在學習。現在的青年鋼琴家們開發得早，基礎很好，又是在黃金年代出國深造，能夠學習到很多先進的技術和知識，他們跟我們這一輩人所處的環境和條件，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應該是現在和將來發展中國鋼琴事業很重要的力量，很多青年鋼琴家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我生活在北京，對中央音樂學院的青年鋼琴家瞭解得更多，有些中青年的鋼琴家承擔著很重的教學任務，在教學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績，難得的是，他們還能堅持演奏，而且是高水平的演奏，能夠開成套的、大部頭的作品音樂會。比如說盛原，他多年來一直堅持演奏巴赫作品，對巴赫音樂在中國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再比如說鄒翔，他開了現代作品的音樂會，能夠彈奏梅西安《二十聖嬰凝視》，這是非常經典也非常難的作品。他們在承擔繁重教學任務的同時，不放鬆自我，有勇氣彈奏這些難度係數如此高的作品，難能可貴。我非常欽佩這些青年鋼琴家，他們非常了不起，如果青年鋼琴家都能有這樣的精神，我們的鋼琴事業將充滿希望。
讀＋： 但也有一些青年鋼琴家受到批評，甚至一些曾被譽為“天才”的青年鋼琴家在演奏現場出現重大“演出車禍”。
鮑蕙蕎：確實，也有一些人會受到這個時代比較浮躁風氣的干擾和影響。我也聽說了一些青年鋼琴家會忙於賺錢而荒廢本業。當然，要報酬是必然的，但能不能在獲得報酬的同時保持優秀的技術，能不能成正比？
我希望青年鋼琴家都能有一些職業操守。我們可能無法撼動大的潮流，比如商業化、娛樂化，無法抵禦時代的變化，但至少在這種潮流裡，要能夠保持自己的一份堅守，讓鋼琴事業和鋼琴教學更乾淨。搞音樂的人，本身就需要有美好的心靈，要真誠付出，那才能跟我們要表達的音樂相匹配。如果你的心靈不是那麼美好，不是那麼幹淨，但是又想表達那麼美好的音樂，那就分裂了，是矛盾的。
跟時間搏鬥，和歲月賽跑
讀＋：在您心目中，是怎樣定義職業鋼琴家的？
鮑蕙蕎：很多人會看到鋼琴家身上的光環，羨慕偶像是很好的，但還要看到鮮花和掌聲背後的付出。什麼叫職業鋼琴家？很多人對這一無所知。實際上，做鋼琴家是很苦的，特別特別苦。
我現在78歲了，我還在堅持演出。你看我的手（鮑蕙蕎將一雙手伸過來給記者看，每一根手指的指關節都變形了），我每個禮拜都去正骨，因為我現在每天還是堅持練琴，但我正骨的速度趕不上我練琴時手指磨損的速度。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我還對這個事業有熱愛，所以我還會去堅持。這事我不可能去對每一個人去講，只是剛好說到了職業鋼琴家的素養，我才講。
世界上的優秀職業鋼琴家，都有一份決心在，無論舞臺背後發生了什麼，在舞臺上就要拿出最好的狀態來。前蘇聯鋼琴大師裡赫特，每次開完音樂會，回到旅館還要練琴練到凌晨三四點鐘。
讀＋：業精於勤而荒於嬉。
鮑蕙蕎：我其實不算職業鋼琴家，我還有一些教學和社會活動。我現在練琴比以前少，平均下來，每天大概練三個小時，如果我有演出，一天要練到五六個小時以上。
鋼琴這種東西，一天不練就會差很多，永無止盡。而且年歲漸長，只有退化的份兒。我曾經採訪過一個老鋼琴大師，他那時93歲，他有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他說“我年輕的時候老在想，等我老了就可以少練點琴了，但是現在我真的老了，我才發現更要練琴，因為退化了”。
鋼琴家這個職業真的很殘酷，並不是越老越爐火純青，年輕時練琴是長功，老了練琴只能是勉強維持。想想看，老了就是在跟生理、跟年齡搏鬥。若處在黃金時代，可能稍微偷一點懶也不會退化得那麼快，但老了之後，頭腦在衰退，身體機能在衰退，手的技能也在衰退，想讓自己衰退得慢一點，就只能跟時間搏鬥，和歲月賽跑，很辛苦。
我知道很多鋼琴家都是這樣在堅持，那麼多大部頭的曲子，想開音樂會的話，如果不堅持練，根本不用想。據我所知，鄒翔過春節就只休息大年三十，年初一就要練琴了。還有元傑，他在外地演出時凌晨四點就起來練琴。他們已經都彈得那麼好，技術那麼嫻熟，但他們也不敢有絲毫放鬆。因為，每一個心懷敬畏的職業鋼琴家，不練琴怎麼敢彈？自己都沒有勇氣站到舞臺上。
讀＋：鋼琴在您的生命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鮑蕙蕎：我很難想象我的生命裡沒有音樂、沒有鋼琴。對我來說，鋼琴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飯碗、愛好、職業，它真的是我生命裡的一部分。很多老鋼琴家會跟我有同樣的體會，學習鋼琴這條路是我們自己選的，不是父母選的，甚至父母當初會反對，但因為是自己要學，所以我們到老了也無怨無悔。現在有一些青年鋼琴家功成名就之後就放鬆了，這是不一樣的。我如此熱愛鋼琴藝術，把鋼琴當成了一種信仰，當你把一件事變成自己一生要追求的東西時，那是永不停歇的，直到現在，我出去度假幾天沒練琴都會很不習慣，甚至有一種負罪感，彷彿有了一種慣性，停下來就坐立不安了。
【觀點】感謝
前兩天，寒門女孩王心儀高分考入北大，她寫了篇《感謝貧窮》的文章傳到網上，一時大家爭議不斷。
貧窮、苦難，是否應該感謝？各人角度不一樣，看法不同很正常。
這讓我想起鮑惠蕎的一次採訪。
事兒還得從更早說起。
40歲後的鮑惠蕎，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有幾年受到很大的衝擊，精神壓抑加上精神刺激，她得了黃疸型肝炎、腎炎、甲亢等，好幾種病反覆交織，來來回回復發過好幾次。她把“媽媽和孩子託付給誰”這樣的身後事都在心裡安頓一遍。
她每天在院子裡鍛鍊身體，堅持彈琴。用她自己的說法是，把病“折騰”著好起來。
50歲後的鮑惠蕎，終於能夠全身心投入鋼琴之中，卻又在一次意外中右手手腕骨折。對鋼琴家而言，是致命的打擊。
鮑蕙蕎又開啟了堅韌的療治，打著石膏彈琴。6個月後，她穿著高跟鞋，晚禮服，重新走上舞臺。用她的話說，又活過來了。
60歲後的鮑惠蕎，被查出罹患2-3期癌症。手術7個小時全麻，沉沉睡去。最後她再次醒來。
病癒後，中央臺採訪她，她說，“我覺得應該讓我得這個病，因為我比別人堅強啊。”
至今78歲的鮑惠蕎仍活躍在鋼琴藝術領域。拿她的話和18歲的王心儀的文字相對照，一甲子的人生，貧窮苦難病痛等等諸多人生不順意者，何其相似，而“感謝”也何其相似。
人感謝貧窮苦難病痛，不是矯情，只是表示已經千帆過盡，雲淡風輕，已經能微笑面對，如鮑惠蕎回顧自己前半生的自傳體文章名《含著眼淚的微笑》。不是不怕，不是不哭，但一定要笑到最後。這是女性溫婉的堅強。
行路難，行路難，人生路上的坎坷，就像拳擊臺上的對手，輸給它的，只會滿腔的哀怨、滿身的痛楚，或者滿眼的不服氣；贏了它的，才會微笑走過去，握手，附身在它耳邊輕聲說：“我感謝你八輩子祖宗”。文/周劼
主編 倪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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