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點速記：
直付現金援助，也就是直接把錢送給窮人，被發現具有更多積極的效應。
直接把錢給窮人，可以讓他們靈活主動地選擇最佳機會；也可以簡化提供援助的流程。而批評者則反駁說，窮人可能會浪費掉大部分的錢，甚至去購買毒品和酒精來傷害自己。
現在的挑戰是要分析清楚，為什麼現金援助對某些人能產生顯著的長期影響，而對另一些人卻不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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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除極端貧困問題上，我們已經開展了大致約15年的實驗評估。其中，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直付現金援助，也就是直接把錢送給窮人，被發現具有更多積極的效應。
長期以來，支持直付現金援助的人堅持主張：直接把錢給窮人，可以讓他們靈活主動地選擇最佳機會，而不是別人為他們做選擇；同時，這樣一來，也可以簡化提供援助的流程。而批評者則反駁說，窮人可能會浪費掉大部分的錢，甚至去購買毒品和酒精來傷害自己。
2016年7月，總部設在英國的海外發展研究所發佈了一份針對來自30個國家的165項研究的複查報告，其中重點說明了“直付現金援助會成為強大的政策工具，並能擴大受助人的受益範圍”。
前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稱：“在市場和運作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擬定以現金為基礎的方案應該成為首選且默認的援助方式。”世界銀行和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也分別對此進行了複查並發現，那些接受現金援助的受助者其實並沒有沉迷於酗酒等誘惑：他們既沒有對現金援助產生依賴，也沒有停止改善自己的生活。因此，給窮人送錢已經不再是禁忌。
受上述證據的影響，新興市場國家內部的援助機構和改革者已經開始推行基於現金的解決方案，以取代那些低效刻板的傳統干預措施。以人道主義援助為例，對因衝突或災難而流離失所的人們來說，現金是滿足他們基本需求的一種有效途徑。然而，迄今為止，只有5%的人道主義援助是以現金方式提供的。在2016年5月舉行的第一次世界慈善家峰會上，與會者一致認為，應該更多地以現金的方式應對人道主義危機。
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也已經開始取消對食品、燃料這類基本商品的補貼，轉而向窮人提供現金援助。
儘管現金援助的短期表現良好，但是它能否帶來長期變化的證據還比較少，原因在於針對其長期影響的評估還比較少見。但顯然，把“產生的長期影響缺乏證據”和“沒有影響”混為一談是愚蠢的。
多項研究發現，一次性現金贈款能產生重大而持續的影響。但是，這些研究也表明，現金並不總會產生持續的影響。現在的挑戰是要分析清楚，為什麼現金援助對某些人能產生顯著的長期影響，而對另一些人卻不能呢？
為什麼說一次性現金援助能產生長期效果？
到目前為止，我們知道些什麼? 一些研究發現，一次性資本投入可以讓受助人的收益長期大幅增加。烏干達北部的年輕人接受了這類贈款後開始做生意，四年後，這些贈款的年回報率達到了40%；一個斯里蘭卡的類似項目還把回報率提高了一倍。這些項目的共同點是：“商業發展”補助金的額度往往較大，用來資助那些已經擁有小買賣或者想要做些小本生意的窮人。
更微妙的是，有證據表明，一些受助者會把錢花在成本昂貴的東西上，以減輕每年的生活負擔。例如，慈善組織GiveDirectly在肯尼亞的受助者把贈款用於購置金屬屋頂，以避免每年花費更多的錢來蓋新的茅草屋頂。
總地來說，這種長期影響的證據不僅令人信服，而且實際上比許多目前間接援助項目的證據更為有力。鑑於我們對發展中經濟體的瞭解，“一次性現金援助可以產生長期效果”的確有一定的道理。
在發展中國家，資本和保險市場往往運作不善，導致窮人無法抓住良好的投資機會。現有的貸款產品仍然成本較高、期限較短，而專門為窮人貸款的項目還未產生人們所期待的積極影響。因此，受助者對現金援助的反響會更好：人們尋找各種方法來提高未來的生活水平，比如安裝更加持久耐用的屋頂、供孩子上學或者開始創業。
然而，並非所有研究都發現了現金援助帶來的長期效果。例如，在加納，有一項針對微型企業的120美元贈款，男性受助者確實增加了一定的利潤，但對女性受助者卻絲毫不起作用，至少第一年的後續反饋是如此。
公平而言，我們沒有理由期望所有現金援助項目的受助者都會去投資，或將得到的全部贈款都用作投資，抑或期望他們一定會獲得良好的回報。一些受助者可能接觸不到與此類相關的投資機會，也有可能不願冒風險。
在缺乏其他運作良好的市場條件下，對這些群體來說，可能需要額外的干預措施或混合措施來補充現金援助的不足。例如，一些畢業生項目除了提供現金援助之外，還提供生產性資產、培訓、生活輔導、保健服務和銀行賬戶等輔助措施。
如何進行評估和研究？
要了解和優化這些直付現金援助項目和其他發展干預措施所產生的影響，我們需要更大規模地設計並開展長期且立意高遠的評估項目。實驗評估的規模和預算通常是預先設定好的，以使對總體人群的平均影響的評估達到合理的精確度。
要了解某些舉措對哪些人產生作用，我們必須深入到亞組分析的細節。受影響最大的是一貧如洗的人，還是相對沒那麼窮的人？是年輕人、中年人還是老年人? 或者，是不是一些完全不同的預測指標會變得至關重要，比如心理健康或者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 要回答有關這些亞組的問題，我們需要研究每個亞組的更大的樣本。
我們還需要協調不同地點的評估，以提高可比性。畢竟背景環境的重要性可能不亞於個體特徵。例如，在飽受了數十年衝突的烏干達北部開展項目所得的成效，會比享受了幾十年（相對）穩定的鄰國盧旺達更低。測試這種地區差異的研究需要覆蓋多個地點、並仔細協調。
大規模測試也有助於我們瞭解如何進行資本轉移並採取其他干預措施，才能更好地做到長期有效。“送錢給人們”似乎很簡單，然而這句話卻涵蓋了諸多設計上的選擇。援助資金應該按周、月、季還是按年分期提供，間隔多長時間？向受助人撥付現金的頻率應該由我們決定還是交由受助人自已決定？我們是否應該要求受助者按照自己的意願並有計劃地使用這筆錢? 我們是否應該提供某種問責機制來協助受助人貫徹這些計劃？我們是否能應用一些技術，以低成本、高靈活度的方式去做這些事情? 大規模的評估使我們能夠測試不同的設計變量，並開始瞭解哪些變量可以讓受助人最大化地利用他們的錢。
研究人員還面臨著更多的挑戰。譬如，直付現金援助對哪些人群能產生更長久的積極影響？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又將如何影響我們對項目成功的定義？對扶貧項目而言，選擇資助者的標準應該是基於潛在受助者的贈款使用計劃，還是基於他們的貧困程度？或者，平等對待每個拮据的人並讓他們自己定義成功的含義，是否是在道德上更好的做法？
（注：本文有刪節，欲讀全文可購紙質書籍）
來源：本文刊於《斯坦福社會創新評論》02期；
作者：克里斯·布拉特曼，芝加哥大學全球衝突研究的Ramalee E. Pearson 教授；
邁克爾·費耶，GiveDirectly 和 Segovia（一個開發扶貧支付平臺的組織）的聯合創始人；
迪恩·卡蘭，耶魯大學經濟學的Samuel C. Park Jr. 教授、“扶貧創新行動”的主席兼創始人；
保羅·尼豪斯，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經濟學副教授，也是 GiveDirectly 和 Segovia 的聯合創始人；
克里斯·烏德里，耶魯大學經濟學的 Henry Heinz II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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