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回信 : 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 全国此类事多，应当统筹解决。！毛泽东 1973年4月25日
李庆霖（1936-2004）福建莆田人。1952年任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
1972年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强奸、凌辱女知青犯罪严惩等改变知识青年生存状态和命运的一个契机。
李庆霖在粉粹四人帮后淡出; 1977年11月1日，李庆霖被正式宣布逮捕，1979年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8年减为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8月提前出狱。2004年2月逝世。
(晚年的李庆霖)
出狱后的李庆霖说：“自失去自由，直至获释出狱生还家门，历时17个春秋，如此漫长的坐井观天岁月，我回忆起来真是不堪回首！”
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署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1968年初中毕业，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11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8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的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后，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能吃饭的。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 ; 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请医生看病的钱都没有。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
从1969年起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度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 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因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今年冬，我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 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些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这该不至于是无理取闹的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到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致倾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李庆霖敬上！！1972年12月20日
毛主席回信 : 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 全国此类事多，应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年4月25日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悲凉处，毛主席的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潸然而下。之后，毛主席当即给写信人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主席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由此可见，毛主席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是很赞赏的。
当时看到报纸、广播和文件传达有如下感觉 : 一是惊讶毛主席给了李庆霖那么多稿费 ; 二是感到李庆霖敢说真话，信中把农村说的如此苦和落后以至让毛主席竟然写出“聊补无米之炊”这与当时“莺歌燕舞"形势是不合拍的; 三是理解"全国此类事甚多”是指走后门。
果真以后出现了三种效应 :一是知青生活和生存现状得到了改善，村里成立了知青点集中管理，配备了带队老师，县里成立了知青办 ; 二是扼制了走后门 ; 三是严惩了一批强奸猥亵女知青犯罪。
后来得知成立“知青办"是1973年4月29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高层领导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王洪文以及国家计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参加。会议从晚上9时开到翌日凌晨1时15分。会上，周总理在宣读李庆霖的来信和毛主席的复信时，充满激情地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
国务院很快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周恩来亲自挂帅，并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在各省、市、县也成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
国务院同时做出指示，放宽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规定，做出改善知青生活的具体措施，并且成立调查小组，调查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实际情况。
走后门现像得到了扼制。
如当时报纸报道的南京大学哲学系72届工农兵学员钟志民主动退学回到插队的农村。
严惩了一批强奸猥亵女知青犯罪。
中央开始调查之后，全国各地有关迫害知青的案件相继揭露出来。其中最恶性的案件是黑龙江建设兵团16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数十名女知青。对此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发出1973年104号文件《关于黄砚田、李耀东奸污迫害女知青的通报》，该通报写道：黄砚田，黑龙江建设兵团16团团长，49岁，江苏泗洪县人，1943年入伍，1944年入党;李耀东，16团参谋长，48岁，河北迁西人，1943年入伍，1944年入党。两人奸污、偎亵女知青达数十人，有的被黄奸污后，又被李奸污。判处两人死刑，立即执行。
李庆霖写信的缘由是这样的: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后，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高潮。
同全国的步伐一致，1969年福建省莆田县为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对本地初、高中毕业生进行认真排队，逐个摸底，挨家挨户动员，思想不通的就先迁户口、办手续，甚至动用行政手段强制下乡。
小学教师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也在这种情况下离开父母，到离县城几十里外的贫穷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按当时的政策规定，知识青年下乡后第一年的口粮和生活费由政府发给，口粮每月18公斤，生活费每月八元。然而好景不长，口粮和生活费仅发了11个月就停了。
知青们一年到头在山区劳动，不仅没有一分钱的分红收入，而且连口粮也成问题，生活费用年年由家里负担，每年还要贴补几个月的高价粮，日子才能混过去。加上城乡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别，城里来的知青在农村生活不大习惯，势必带来许多具体困难。作为知青家长的李庆霖，对自己孩子面临的困难，难以解决，其心情可想而知。几年过去了，李良模的处境一直没有改变，且越来越严重。
出于无奈，李庆霖走上了漫长而曲折的上访之路。李庆霖先到儿子下乡的荻芦公社，向公社党委反映情况，但问题未得到解决。他又去莆田县革命委员会找知青的主管单位“四个面向办公室”反映，仍然毫无结果。最后，他抱着一丝希望来到莆田地区民事组，将自己儿子的困难以及自己向县、公社反映问题的过程一并作了汇报，地区民事组答应同有关部门联系。李庆霖满怀希望在家等待，可结果还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几次上访未果，李庆霖决定斗胆上书“告御状”，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
1972年12月20日，趁学校放假，李庆霖躲在家里，关起门来，显得十分神秘。他怕连累无辜，也怕走漏风声。由于事先有充分的准备，李庆霖花了两个多小时，一口气写下了两千多字。信写好后，他又反复推敲，删去一些自己不很有把握的内容，多说自己孩子下乡的实际情况，捎带一下干部走后门把子女调回城的“阴暗面”，发泄一点自己心中的不平，并用稿纸抄正，毅然将信发出。
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的消息传来，莆田县委书记非常震惊，在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同时也承受着极大压力。
尽管县委中有人认为李庆霖告状是给县委领导脸上抹黑，甚至在传达文件时还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者：“同志们，要警惕啊！阶级敌人把我们伟大的祖国说得一无是处啊！”但对毛主席的指示却不能不执行，毕竟这是关系到“阶级觉悟”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莆田县委一面毫不含糊，立即组织县委常委进行学习；另一方面派出工作组对李庆霖信中反映的情况进行反调查，并对李良模施加压力。然而不久，来自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地各级领导的不断督促，又使得莆田县委放弃反调查，并于1973年7月2日向地委呈送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初步检讨》，承认县委“在这项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的缺点错误，从初步检查的情况看，比李庆霖所反映的问题还要多，还要严重”。
反走后门，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 ; 这不情愿的检讨也就又为日后李庆霖埋下了祸根。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11月1日，李庆霖被正式宣布逮捕，又隔了1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才对他进行宣判，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生。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回信，一下子使李庆霖身价百倍，很快入了党，成为国务院知青办成员，四届全国人大常委。让他一举成名之事，同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无论如何，千万知青会记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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