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始建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的京杭大运河
结束魏晋南北朝三百年分裂，文治武功一度达到鼎盛的大隋王朝，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二世而亡？我们或许可以从隋朝粮仓的建立与管理制度中找到一点端倪。
一处粮仓，一座火山
贞观十一年，御使马周上疏唐太宗：“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惟在百姓苦乐。”（《贞观政要·卷六》）
在马周看来，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就是在百姓困顿、国力耗竭的情况下与民争利，建立了大批粮仓。这些粮仓并没有发挥应有的王朝支撑作用，反而成了隋王朝快速灭亡的“加速器”。
纵观隋末历史，几乎每一场反叛和暴乱都和粮仓有着直接而复杂的关联。
隋朝疆域图
大业九年，隋炀帝不顾第一次东征高丽的失败和民怨沸腾的国内形势，悍然发动了对高丽的第二次战争。此时，隋礼部尚书、开国大将杨素之子杨玄感授命在黎阳一带督运粮草。看到义民蜂起、局势动荡，素有野心、又备受隋炀帝猜忌的杨玄感就地发动叛乱，率领八千船民起兵造反。以云集黎阳，准备运往高丽前线的粮草补给为依凭，杨玄感迅速集结起十几万人马，发动了对东都洛阳的进攻。虽然杨玄感最终由于策略失当、力量悬殊而失败，但给了隋王朝以沉重打击，也开启了关陇贵族集团抛弃隋王朝、另寻代言人的历史进程。
值得说明的是，隋炀帝对一呼百应、从者云集的杨玄感十分愤恨，对跟随杨玄感起兵造反的部众痛下杀手，大兴株连，“所杀三万馀人，皆籍没其家”（《资治通鉴·隋纪六》）。杨玄感围困洛阳时，曾经开仓赈济百姓，隋炀帝连这些饥民也不放过，明令“凡受米者，皆坑之于都城之南”。
结果四方哗然，“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隋书·食货志》）原本为恫吓天下百姓染指粮仓之心，却不想在大乱之后又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也将民众彻底推向了王朝对立面，刺激起更大规模的反叛。而同时，遍布两河、关中的粮仓也成为各割据势力竞相追逐的对象，隋末乱局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李密、李渊、刘武周、王世充、罗艺等原隋朝体制内精英眼见社会动荡、政局不稳，预见到隋朝必亡的趋势，加入反叛阵营，意图于乱世中获得更大的政治利益，而饥民充塞、哀鸿遍野的社会现实也成为这些有志之士野心得以膨胀、图谋得以实现的现实条件。
以刘武周为例，刘武周本是马邑郡的鹰扬府校尉，也是当地富甲一方的财主，后在突厥支持下公开造反，甚至号称皇帝。究其根源，当时当地百姓饥馑、饿殍遍野，马邑郡太守王仁恭不肯开仓放粮，给了刘武周造反的绝佳借口。武周于郡中慷慨陈词：“今百姓饥饿，死人相枕于野，王府尹闭仓不恤,岂忧百姓之意乎!”（《旧唐书·刘武周传》）王仁恭百口莫辩，被刘武周率领暴民杀死，刘武周顺势“开廪以赈穷乏,驰檄境内,其属城皆归之,得兵万余人”，加入了隋末群雄争霸、逐鹿中原的行列。
而更加典型的，莫过于李密率领的瓦岗军了。李密是原西魏“八柱国”之一司徒李弼之后，与李渊同属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杨玄感起兵后，李密立即前往投效，并提出袭涿郡、据关中、攻洛阳“上中下”三策。杨玄感采纳了攻打洛阳的“下策”，最终失败。此后，李密辗转于两河各造反势力，最终加入了翟让的瓦岗军，自此，才开启了自己杀伐决断、纵横天下的快意人生。
凭借李密的周密筹谋，瓦岗军大败隋军大将张须陀、刘长恭，收降了裴仁基、柴孝和等隋军将领，声威大震。为进一步壮大瓦岗军力量，李密又将目光投向了洛阳周边的两大国家战略储备粮库——洛口仓和回洛仓。《资治通鉴》记载，洛口仓和回洛仓都建立于大业二年,储粮总量超过两千六百万石，足够四百万人吃整整一年。
李密将攻占这两大粮仓提升到了推翻隋室、再造王朝的战略高度。
他指出：“今百姓饥馑,洛口仓多积粟……将军若亲帅大众,轻行掩袭……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除亡隋之社稷,布将军之政令,岂不盛哉!”（《资治通鉴·隋纪七》）果然，瓦岗军以极小的代价攻占了两大粮仓，此后“开仓恣民所取,老弱襁负,道路相属”，兵力迅速达到百万以上，成为当时最具实力的武装集团。
在李密主持下，从两河到江淮，群盗莫不响应，李密旋即“大修营堑以逼东都。”大胜之下，李密传檄洛阳远近州县，祖君彦痛斥暴君隋炀帝的雄文“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旧唐书·李密传》）自此传遍天下。无疑，在瓦岗军一日千里的进展中，攻占粮仓、赈济百姓成为其关键节点。
作为建立新朝的真正胜利者，李渊起兵之初，自然也将开仓赈济作为其收揽民心、增强实力的必备戏码，“丙辰，渊至西河，慰劳吏民，赈赡穷乏”（《资治通鉴·隋纪八》），自此一路向关中进军，李渊并没有遇到多大险阻。临近长安，他又“至永丰仓劳军，开仓赈饥民”，结果“吏民及群盗归之如流”，从而打下了攻取长安、定鼎天下的民意基础。
遍览隋末风云，无论是朝廷官员，还是地方势力，抑或草莽英雄，凡举兵造反者，莫不以开仓放粮为招兵手段和善后措施，这说明隋王朝粮食满仓和民众造反之间，的确存在着因果关系。从隋文帝开始，隋王朝积聚粮食、充实府库绝不是为了资助反叛者，但客观上却使这些粮仓成为反叛者和割据势力竞相争夺的战略要地。结果，越是关中、两河这样的王朝腹心、重中之重，只因为设立着堆积如山的粮仓，越是成为隋王朝和造反军队之间反复争夺的四战之地，也成为王朝社稷最先倾覆的所在。
一项国策，一朝失衡
那么问题来了。都知道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本，为什么隋朝末年会出现粮仓堆积如山、饥民饿毙如蚁、百姓思乱日甚的局面？
《隋书·张须陀传》中有这样的记载：“会兴辽东之役，百姓失业……须陀将开仓赈给，官属咸曰，须待诏敕,不可擅与。须陀曰：今帝在远……百姓有倒悬之急,如待报至,当委沟壑矣。吾若以此获罪,死无所恨。”
张须陀要开仓赈济灾民，但属官认为不能擅自赈济，须要先向朝廷请示，得到皇帝准许后方能开仓。可见，皇帝授权是地方官开仓赈济的制度规定。但正如张须陀所言，此时皇帝正在辽东亲征高丽，等诏旨传来，必然迁延时日，难解百姓饥饿的“倒悬之急”。最终，张须陀宁愿自己获罪而开仓济民，所幸最终皇帝也没有责怪他。
史料记载，隋朝末年“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爨，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由是益困”（《隋书·食货志》）。刚开始百姓还有树叶吃，没多久就发展成了人吃人，但官吏惧法，不敢开仓赈济。就连守着几个大粮仓的洛阳，在饱受杨玄感、李密等势力的围攻之际，也不能充分利用洛口仓、回洛仓的巨量存粮，坐视其被瓦岗军据为己有，进而大举围城。
那么，如此悖谬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呢？
隋代运河和粮仓示意图
隋朝时期，国家管理粮仓的形式有很多种，除去大型国家粮库，与百姓关系最为密切，在抗灾中作用最明显的，便是“义仓”。这种粮仓形式发源于民间推行已久的社仓，是开皇五年，由长孙平提议，得到皇帝支持的新制。“于是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隋书·食货志》）
社仓本是民间结社进行公共积累和自发救济的一种方式，是历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战火纷争考验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民间机制，而隋朝的义仓则把社仓的经验推广到国家层面。但是，民间自发经验一旦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就必然体现国家意志。
洛口仓发掘示意图
开皇十四年，关中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场大旱，隋王朝自然把手也伸向了义仓。文帝下诏：“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捐，于后乏绝。又北境诸州，异于余处，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
隋文帝首先否定了百姓因灾自救、自我赈济的合理性，反而说他们“不思久计，轻尔费捐”，没有长远眼光，进而将各州义仓“并纳本州”，还明确规定，如果真发生因灾缺粮的情况，可以先赈以杂粮和旧年陈粮，这就等于将百姓本来具有的自我救济措施完全剥夺。此后，隋文帝还以上中下三等税，规定了百姓各家各户上交义仓的粮食定额。这就必然导致救济政策制定和实施与蔓延迅速的灾情实际之间的脱节。
隋朝粮仓遗址
对于隋朝粮仓制度运行的问题，宋元之际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有着清晰的论断：“置仓於州郡，一有凶饥，无状有司固不以上闻也。……而文移反覆，给散艰阻，监临、胥吏相与侵没，其受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达之人耳，县邑乡遂之远，安能扶携数百里以就龠合之廪哉！能赈者其弊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视流散，无矜恤之心，则国家大祸由此而起。”（《文献通考卷二十一·市籴考二》）
将本属民间的义仓收为国有，一旦有水旱之灾，文书往来路途遥远，程序繁琐，再加上贪官污吏巧取豪夺，鱼肉百姓，大发国难财，或者逢迎上意，粉饰太平，视民命如草芥，“守着粮仓饿肚子”的情况自然普遍存在。中小义仓尚且如此，国家大型粮仓情况必然更加复杂，管理更加严苛繁琐，赈济之功难以兑现。而此时若有一二黔首振臂一呼，四方民众应者云集的景象也就不难想象了。
来源：丝路博物馆之城（ID：slbwg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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