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1915－2008 ）作家、翻译家、学者，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2008年4月24日晚6点45分病逝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享年92岁。
贾先生离开我们十年了。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他去世前三四个月，我到医院去看他。他知道我来，已经预先准备好要交给我的一些书。我怕他累，不像往常那样在先生家，一坐就是一个上午。那天早早退出来。先生执意送到门口，跟我说：明炜，四海为家。
我一开始被先生称呼“小小宋”，因为我爸爸是小宋，我也确实是最小的一个学生，跑腿的，帮先生送稿，陪着他去看上海弄堂里的老先生老朋友，我其实也是最受宠的，先生和老师，师兄们都把我当个小弟弟看，偶尔住在先生家里，先生晚上都要给我一碟好吃的牛油曲奇，别的师兄据说没有这个待遇的。那都是九十年代前期，九十年代中期。先生家就像自己家似的，我们从厨房进出，有活就干，没活就听先生谈天。先生从来没送过我出门。直到我去美国，先生那天拿着他的斯蒂克，一定要送出来，几次要他回去，我就跑了，他几次都喊住我，这次你走的远了，自己出门在外，一定当心，要吃好！
第一幅合影（1999年，贾植芳先生家）
前排左起：李欧梵，贾植芳，山口守，坂井洋史
后排左起：陈思和，宋炳辉，张业松，宋明炜
曾在先生家的客厅出入六年。此后八年很少回国，到先生府上，先生都以客待之，时常要我讲美国主流思想届现在都在弄些什么。我一直纠结，要不要回国。先生干脆说：四海为家！结果取得博士学位那年，我还是留在美国工作。先生不写信给我，他写的话，估计我也看不懂。但我给先生写了一部三四万字的传记，是根据先生谈话录音整理，先生走了以后，这个传记一时还派上用处，陈老师放在第一本《贾植芳先生纪念集》的开头。
这许多年来，总有约稿，让我写写先生。我也好像时常听到先生在客厅里，抽烟停歇的时候，看我一眼，认真地说：小小宋，趁着年轻的时候，多写点东西。我不算勤奋，写东西比不过几位大师兄。但也不完全搁笔。到了博士毕业后，开始全部精力放在英文写作上，随笔杂文，凡中文的不是学术性文章，便都在写作日程上往后放。但我还是，经常地想起先生，我编的一些期刊，合作者也是复旦的师姐，我们就把这些期刊的献词，作为给先生的纪念。依然，有关先生的音容笑貌，他的快乐和愤怒，他的认真与顽皮，他的嫉恶如仇和赤子童心的爱，我都记得。我不会忘，在我二十出头的年纪，我认识了贾先生，他在世界观、做人原则、艺术趣味（他不大看得起先锋派，喜欢关心现实的，又亲近苏俄的象征主义，我也逐渐检讨自己完全在英美影响下的超现实主义是否过于颓废），对我的影响，恐怕是最主要的。
陈老师把贾先生当作精神上的父亲，对于我，贾先生就是爷爷了——当然先生跟我是平辈相称，绝不会让我叫他爷爷。可事实上，是差不多的。我扶先生去做公车，谁都以为这是孙子陪着爷爷来了。我们也不揭穿，过一个爷爷和孙子的午后，吃一碗简单的面，先生算是做了件大事——今天去了五角场，或者虹口。
贾植芳先生与陈思和老师
陈老师，熟悉先生的人，以及读过先生书的人，都强调先生把人字写的端正。我从一开始也这样听说，读了《狱里狱外》好多遍，听先生讲他自己的故事，我几十卷录音，记录的都是先生怎样把人字写端正。
与先生的这个基本信念相关，我想谈一件小事情。先生呢，家里总是宾客盈门，他是朋友多，很好客的。我就记得先生朋友遍天下。有一天下午，我陪先生在九舍里面略走一走，迎面遇到一个老教授。当面撞到了，那个老教授亲热地问候，贾老怎样怎样。先生连介绍都没介绍，然后也没道别，往门口走去。我跟上去。先生低声说：坏人！
从那天起，我知道在先生的语汇中有坏人这个词。慢慢的，他告诉我更多坏人的事情。离得近的，复旦同事里面有到五五年胡风案发，就翻脸不认人的。昨天的和颜悦色的同事，今天变成凶神恶煞，要打倒你，还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坏人多的很，先生跟我说，同情地看着我这样的无知少年。他又给我讲刘白羽带人去抓胡风，某某文学大师在批斗胡风会议上激动得恨不能要把胡风吃了，周杨的坏，和丁玲的坏，有什么区别。还有，先生不会原谅舒芜。舒芜是同一个阵营里的，背后给一刀，刀刀致命。此后，舒芜再忏悔，再要原谅，贾先生心里都不会把舒芜当朋友了。
说了这些，我其实是借先生这种对人品评价系统中有“坏人”的判断，来再看一眼，先生不在了的这个世界。今天半夜睡不着，我就想起先生的话来。他说：坏人！很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我是因为看到报道，湖北作家方方受到各方批评，抹黑，封杀。我上一次见到方方，也就是两年前。大家在一起畅谈美食与怀旧。很风雅的话题。方方说的都是土土的食品，与叶兆言先生，台湾来的作家都比不了。那时候她在写《软埋》吧。也是土。土里来、土里去的方方，后来遭到围攻，书下架。我看不过，你们一群老同志一群人渣欺负一位这么好的女作家。刚好这时牵涉另外一件事情，与我没有直接关系，老师叮嘱我不可妄议，不可出头，何况我们身份不同。所以除了一点微弱的支持方方的话，公开的话都不能讲。不过从去年，明白了这世界上真有吃人的东西（以前也是知道的，总以为那时代过去了，人已经稍稍进化了）。它大概吃不着我，吃不着老师（外国的，暂时不敢），但吃得了中国人，吃得了中国的作家，艺术家，而且是同一个地方出来的，拍着肩膀，昨天一幅花枝乱颤的笑容，今天就变了怪物。方方是个女汉子，不见得需要大家保护，但大家声援一下，表达一下支持，也让那吃人的东西有点畏惧，不能那么有恃无恐。
半夜里因为这件事，让我想到贾先生。有坏人的——当然了。吃人的东西，如果大家马虎了，会从身边就抬起头了。一边笑眯眯的对你，一边就毫不留情的下口了。
先生毕生把人字写得端正，不仅是自己做好，而且他嫉恶如仇，坏人，吃人的东西，那些庞大的吃更多人的机器，他从不放松对它们的警惕。正是因为他深爱着美好的人生，他也与坏人真的不妥协。
看武汉现在情景，文人互埋，与率兽相食，庶几无异矣。鲁迅若是在，一定不会放过那从同一个壁垒中爬出来的吃人魔，好好写几篇犀利的文章。先生会怎么说呢？我想着先生的面容，突然觉得一点安慰。先生播下的种子，他说过，一代人不干净，下一代，再下一代。立人，是基本。这个世界如果有坏人，坏人而且容易做，那么我们就要好好立人，一点一滴的事情中，为社会做出好人的模范。
2018年2月7日凌晨
宋明炜，卫斯理学院东亚系副教授，著有专著《少年中国》（英文，哈佛，2015），论文集《批评与想象》（复旦，2013），传记《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台湾业强，1996；上海文艺，1998）等。近年来研究领域：青春话语与成长小说，科幻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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