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位於武昌蛇山南麓）
武昌起義是指1911年10月10日(農曆辛亥年八月十九)在湖北武昌發生的一場旨在推翻清朝統治的兵變，也是辛亥革命的開端。
當共進會代表提出由孫武擔任領袖時，劉復基就很策略地回答：“惟軍事指調，首在情意交孚，改推領袖不便。如孫武有所計劃，當在可能範圍內，竭誠接受”，但強調“彼此不得猜嫌，互肆破壞”（章裕昆：《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他的一席話，既體現了合作的基本原則，又言辭得體，便於共進會代表接受。最後，經過長達三四個月的反覆協商，雙方基本上按照劉復基提出的方案形成決議，雙方暫時取消文學社和共進會的名義，總稱“湖北革命軍”，由蔣翊武擔任湖北革命軍總指揮，孫武為參謀長，劉復基、鄧玉麟等人為軍事籌備員，以劉復基的住處文學社機關部為革命軍總指揮部。如果說文學社時期，劉復基在社長蔣翊武身邊主要起著“諸葛亮”的作用，那麼湖北革命軍成立後，由於蔣翊武已隨軍赴防湖南嶽陽，蔣的總指揮職務就完全由劉復基代理了。
9月24日，劉復基與孫武在雄楚樓10號召開兩團體骨幹聯合會議。大家根據劉復基所擬草案進行討論，首先正式通過了湖北革命軍總指揮部和軍政府領導人名單，然後通過由劉復基精心制定的起義軍事計劃。該計劃不僅明確了各標營的進攻路線和任務，而且規定了起義的信號和集會地點。“各代表都興奮地接受了這個計劃。所以後來到八月十九日發動時，雖然消息隔絕，仍能一致動作，完成任務，就因為有了這個計劃作為基礎”（李春萱（作棟）：《辛亥首義紀事本末》）。聯席會議結束後，劉復基與原共進會骨幹鄧玉麟一道駐部辦公，“為指揮部的實際負責人”（李春萱（作棟）：《辛亥首義紀事本末》）。
難能可貴的是，在籌劃武昌起義的過程中，不僅文學社社員繼續敬重劉復基，即使共進會一方也是如此。例如，當兩團體的合作還沒最後定局時，共進會員熊秉坤與另一會員雷振邦發生矛盾，影響工程營內部的團結和發展。根據熊秉坤自己的回憶，是劉復基從湖北革命全局出發，會同楊玉如及時前往調解，“自此以後，熊始放膽領導”（熊秉坤：《辛亥首義工程營發難概述》），以致有後來工程營打響首義第一槍之舉。還有，9月24日那天聯席會議剛結束，南湖炮隊的共進會士兵與排長劉某發生衝突，竟從軍火庫拖出大炮，準備暴動。據共進會的李春萱回憶，該隊同志孟發丞趕往巡道嶺，向孫武等請示方略，孫武等人急得束手無策。“正在躊躇不決之時，劉堯澂趕到，他說：‘頂好請孟同志再去南湖一下，如果全部都已動作起來，那麼我們就應通知各營響應，如僅限於少數同志，即叫他們趕快換裝逃避，以免影響全局。’”（李春萱（作棟）：《辛亥首義紀事本末》）劉復基沉著應對，寥寥數語就化解了孫武等人的疑難。由於此事僅系少數人的行動，孟發丞就按照劉復基的第二個方案處理。一場孟浪事故及時被解決了。
10月9日清晨，蔣翊武趕回武昌總指揮部，劉復基通報近來湖北革命形勢的發展情況，以及黃興關於九月初（10月底）十一省同時起義的指示精神。不過，劉復基又強調“本社同志以過遲恐致誤事”，主張抓緊起義。蔣翊武則堅持依黃興的電囑行事。當天下午，傳來孫武等人在漢口制彈失事和寶善裡機關遭到破壞的消息。經過劉復基等人再三催促，蔣翊武就以總指揮的名義，下達當晚12點起義的命令，派人分頭傳達。
關於蔣翊武接受劉復基等人定於當晚起義的具體過程，至今說法不一。其中有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來自李西屏，他說，當蔣翊武遲遲不願下起義命令時，劉復基十分惱火，拔出手槍威脅蔣，指責蔣怕死，彭楚藩摸著翊武的頭說：漢口的機關都被破壞 ，你的腦袋還能久留嗎？蔣翊武在激將之下，才下達起義命令（李西屏（翊東）：《武昌首義紀事》）。這樣的說法值得推敲。劉復基與蔣翊武多年攜手革命，交誼頗深，如果說是劉復基以槍相逼，還說是彭楚藩摸蔣翊武的頭作弄他，於情於理都很難說過去，而且李西屏並不在場，所述不足為據。
不過，是按黃興規定的時間再組織起義，還是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立即宣佈起義，蔣翊武當時再三猶豫，復基則再三催促，且言辭頗帶激情，翊武才決定起義，倒是可信的。據總指揮部的交通員劉心田回憶，在漢口失事消息傳來之前，復基與翊武二人就曾為起義時間發生爭論。復基認為“武漢形勢緊迫，事不宜遲，主張立即行動”。翊武將各標營代表請來商議，代表們也“一致要求及早行動，因為外面謠言很多，一旦事機敗露，必將束手就擒，前功盡棄。蔣翊武還是有些猶豫，劉復基激動萬分，甚至說蔣‘怕死’”。漢口失事消息傳來後，蔣翊武急得“當場淚下”，劉復基則大聲激憤地說：“事到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義。”在此情況下，蔣翊武才簽署起義命令（劉心田：《武昌起義前的二十四小時》）。
當晚10點左右，黨人潘公復來到總指揮部，復基與之座談刻許，然後對潘說：“我料此處萬分危險，今晚會將發生意外，你無須在此呆等，可速往巡道嶺學社，那裡地區稍偏，比較安全，聽見槍炮聲再出外行動不遲。”潘說：“我輩革命，若存畏避，何能成功。”復基說：“不然，孫武重傷，鄧玉麟往各營，均屬危險之事，前途難測。我輩當此環境，固不可畏避，但為繼續革命計，必不可聚在一處，讓仇敵一網打盡。”潘公復後來回憶說，是劉復基“語時態度嚴肅，並推潘下樓，潘始離去”（潘公復（善伯）：《辛亥革命運動中的共進會》），讓他感銘終生。運籌帷幄的劉復基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切實關心同志的安全，充分體現了一個革命領導者的崇高品質和寬闊胸懷。
還不到12點，傳來緊急敲門聲，原來總指揮部已被軍警包圍。劉復基與蔣翊武等人一同被捕。由於蔣翊武還留著長辮，衣著像鄉村學究，趁軍警不備，就逃走了（《辛亥革命先著記》）。起義命令沒有及時送到負責發炮為號的南湖炮隊，當晚的起義就沒有發動起來。
10月10日凌晨，劉復基和彭楚藩、楊宏勝3人在審堂上視死如歸，供認革命不諱。劉復基見先晚起義未發，輒向圍觀者高呼“同胞們！大家努力！可憐我這些遭虐的同胞啊！”（《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他把年輕的生命毫無保留地獻給了近代民主革命事業，終年27歲。當晚，當劉復基的呼聲還回旋在武昌城上空，他的戰友們就依照他曾經親手起草的起義計劃，鳴槍起義，告慰這位青年革命家的英魂。（郭世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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