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陈立夫、陈果夫兄弟
在中国近代史上，评价悬殊、争议最大的人物恐怕要数蒋介石了。但不同于很多政治人物的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蒋介石一直在坚持写日记。而他的这些日记，成了后世学术研究的宝库。
杨天石先生，堪称国内蒋介石日记研究第一人，经三十余年细心访求、抄写和研读，已经出过多本解读蒋介石日记的著作。今天推荐的这篇文章，来自先生最新作品，主要描绘的是蒋介石赴台后的政治布局和复杂的晚年心境。
文章摘自《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4》，理想国授权发布，文章标题系编者所拟。
蒋介石为何执意赶走陈立夫
1950年6月的第一天，蒋介石在《本月大事预定表》的第十九条写道：“整肃党内反动之准备。”第二天，他向蒋经国表示了“改造本党与整肃反动”的决心。这以后，他反复思考，其内心的苦闷、矛盾、交战、决策的过程，充分反映在日记中。
01 蒋介石改造国民党
6月5日，他询问自己，是信神，还是赖人？如果“赖人”，那么，“人世一切希望与道理皆已断绝，四顾茫茫，只见凄惨黑暗，已无我生存立足之余地”。但是，蒋介石觉得自己是基督教徒，“父神”是我保障，是我救星，即使人世间一切罪恶与黑暗包围我，弃绝我，压迫我，使我再无容身之地。这样，他就从基督教，从“父神”那里获取了精神力量，决心“置之不顾，不忧不惧，一惟天父圣灵之命是从，站住今日忧患悲痛之岗位，以圣灵为盾牌，以洪恩为战袍，与此万恶势力斗争到底”。
6月9日，记述改造国民党的理由，认为“民国败亡，人民沉沦，主义不行，共#fei#叛乱”，皆应由国民党“负其重责”，接着，承认国民党的失败，“本人应负全责”，表示当“辞去总裁以谢党国”。接着又批评干部（中央委员）应对总裁与全党负责，应自认其不能再任本党之干部。但是大陆沦陷，各省党部已不能照章选举代表，全国代表大会无法召集。最后说明“救国必先救党，急不容缓，总裁为全代大会之主席，惟有总裁代行全代大会职权，改造中央党部，整肃干部，重建中央，树立党纪”。
6月10日，分析国民党失败的内部原因，指出：甲、派系倾轧，人事纠纷；乙、干部自私自利，不识大体，牺牲主义原则，破坏纪律、违反纪律，只知内部争权夺利。蒋介石认为，上述原因导致国民党“分崩离析”，“以致大陆沦陷，国家危亡，民主政治之萌芽亦被摧折，国会无组织，不民主，形成一盘散沙”。
经过上述分析之后，蒋介石的结论是：“挽救危亡，惟有改造本党；实行民权，贯彻民主，亦惟有改造本党。若欲确保台湾，反攻大陆，改革政治，整肃官方，完成反共驱俄，复兴中国之使命，更非改造本党，重振此国民革命之动力不可。”
6月24日，郑彦棻向蒋介石汇报，部分中央委员担心蒋介石“用革命方式”取消他们的委员职务，便在《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写下“约见老者”“约见立夫”等内容。当时，国民党的《改造方案》尚未经过中央全会讨论，谷正纲对此提出意见。7月1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候补监察委员等214人，由吴稚晖领衔上书，要请蒋介石对国民党“断然决策，改造本党”，表示“谨当一致服从，率循努力”。同日，蒋介石自记：“自今日起，进行改造实际工作。”
7月13日，蒋介石召集张群、李文范、马超俊、吴铁城、陈诚、郑彦棻、黄少谷、洪兰友、朱家骅、王世杰等60余人，商讨国民党党务改造的方案等文件。
7月14日晚，蒋介石召集于右任、居正、邹鲁、阎锡山、吴忠信、钮永建、何应钦、张群等一批国民党元老，以及陈诚、黄少谷、郑彦棻等，共16人集议，研究国民党改造方案。蒋介石提出《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本党改造纲要》《本党改造之必要措施及其程序》三项文件。
第一项文件提出：1.六届中执、监委任期届满，已过三年，停止职权。2.指派中央改造委员15人至25人，协助蒋中正进行本党改造。聘请党中有功绩、有德望的同志为中央评议委员，督导改造，监察腐恶。
第二项文件规定改造的基本原则，共11项，32条，其中第一项提出“本党为革命民主政党”。
第三项文件共8条，除提出六届中央执、监委停止职权外，规定中央改造委员会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职权，其委员由总裁遴选；改造委员会下设各种工作部门或委员会，其人员由总裁遴派。
这三项文件空前而全面地扩大了“总裁”的个人权力，虽定名为“革命民主政党”，但“民主”气息全无，表明蒋介石企图通过“改造”建立由个人专断的独裁体制。不过与会诸人却都表示同意。会议一直开到晚上9时。居正日记云：“前途展望，成败利钝，有非可以意计者，亦视其决心、勇气与弘量如何耳！”
7月17日，蒋介石亲拟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人选及各部会主管名单，这份名单中已经没有陈立夫的名字。同日，蒋介石日记载：“与道藩商谈立夫出国问题。” 19日，关于国民党“改造文件”定稿付印。
02 公开点名批评陈立夫
1947年9月9日至13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国民党与1938年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合并，从而组成625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其中仅常委即达74人之多。将这支臃肿、庞大、老迈的队伍，代之以精干、年轻的改造委员会有其必要，但是，停止原执、监委的职权，由蒋介石个人决定改造委员会及其各部门的人选，自然遭到不少国民党人的反对。
7月14日晚，于右任没有表示不满，20日，于右任迟疑数日之后终于提出，改造委员会委员由蒋介石遴选，恐怕遭人议论，建议改为推荐，由中常会通过。蒋介石认为，由中常会选举，恐意见分歧，托吴忠信、黄少谷将此意转告于右任。21日晚，蒋介石约宴未参加讨论的中央常委及起草改造方案40余人，讨论改造方案。李宗黄、王秉钧等人发言，反对停止六届中央委员职权。蒋介石认为，这些人的背后仍然是陈立夫在作祟，愤怒地指责陈立夫“行动之误党与自私”，进而批评国民党中的“常委任立法委员者”，“不能执行党纪，只顾个人而不顾党国”的“背离言行”。
针对改造方案未经中央全会讨论的批评，蒋表示：“今日中委之地位，上无领袖，下无群众，实无召开全会之权能。”蒋对与会者说，现在有三条路：“（1）怕有后果，不动；（2）依我所定办法改造；（3）我脱党，你们跟（陈）立夫走吧！”周宏涛回忆，蒋介石还严厉地说：“党的改造不容再缓，否则我不能以总裁的地位领导这个党。如果同志不信赖，（我）只有退出本党。”甚至说：“赞成者站拢来，反对者请出去。”此外，蒋介石还讲了一些自夸权力、矛头指向“中委”的话，如：“中委之群众，实只总裁一人，除总裁之外，问其复有何人是其群众，而其所以当选为中委者究为何人，岂非总裁之力乎！”一时气氛紧张，与会者慑于蒋介石的威势，相对无言。
李宗黄等人的反抗虽然被蒋介石当场压了下去，但毕竟使他受到触动。第二天早晨，蒋介石和黄少谷、郑彦棻商量，停止所有六届中央委员职权，牵涉人员太多，震动太大，是否只停中央常委职权，比较缓和，同时申明保存原中央委员资格，减少阻力。商量结果，决定维持原议，不做变更。
当日，蒋介石主持中常会临时会议，讲述1914年和1924年孙中山两次改组国民党的前事，说明国民党在大陆为中共所败，完全是“领导革命的本党，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撤”的结果。他自我期许说：“如我再不负起政治军事的责任，在三个月之内，台湾一定完结。我出来之后，台湾可望确保。”他并说，今后“唯一可循的途径，就是摆脱派系倾轧的旋涡，人事纠纷的积习，以从新做起的决心，改造本党。”
会上，刘健群等27人发言，会议从上午十时一直开到下午一时，对改造方案做了部分修改后一致通过。对于这种风平浪静、波澜不惊的状况，蒋介石颇感意外，日记云：“并无勉强之色，殊为难得，此为本党历史之新页，大事，竟得和顺完成。”居正是辛亥革命前的老同盟会会员，典型的国民党元老，他是当日中常会的参加者，在日记中写了一句：“此为一大事因缘，值得一记。”当日，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新生报》记者纷纷访问居正，居正答称：“没话可谈。”记者访问之后，居正又记云：“不晓在报上怎样发表，姑听之。”
7月26日，蒋介石先与黄少谷、郑彦棻，继与陈诚商量，核定中央改造委员16人的最后名单：陈诚、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胡健中、曾虚白、沈昌焕、袁守谦、蒋经国、崔书琴、萧自诚、连震东、谷凤翔、郭澄、郑彦棻、陈雪屏。其中陈诚等8人为原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新提名者8人。计50岁以上者4人，年龄最高者55岁，其他则均处于40至49岁这一年龄段，最低者仅38岁。比之六届中央执、监委，属于少壮派。
同时核定的还有中央评议委员25人名单，有吴敬恒、居正、于右任、钮永建、丁惟汾、邹鲁、王宠惠、阎锡山、吴忠信、张群、李文范、吴铁城、何应钦、白崇禧、陈济棠、马超俊、陈果夫、朱家骅、张厉生、刘健群、王世杰、董显光、吴国桢、章嘉、张默君，后来蒋介石又增加了何成濬、钱公来、时子周、萧同兹4人，共29人。这些大体上都属于国民党元老派，属于荣誉、安慰性质。其中27人为六届中央执、监委，吴国桢则为候补中委。
当日下午，蒋介石召集在台中央委员二百余人集会，宣布名单，全体起立通过。会后蒋介石接见合众社记者，特别说明，对孔祥熙、宋子文及陈氏兄弟，信任如前，外界所传压抑云云，是谣诼，非事实。
8月5日，改造委员会宣誓就职，在此后的两年内，成为事实上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原来所说“陈家党”成为“蒋家党”。在当月的《反省录》中，蒋介石写道：“此乃革命史中之大事，实亦本党起死回生最后之一脉单方也。此关一过，则今后革命行动，当较易为乎？”
03 陈立夫郁闷离台
改造委员宣誓之前一日，8月4日晨，陈立夫登机，飞赴瑞士。
7月17日，蒋介石日记载：“与道藩商谈立夫出国问题。”这则日记没有写清楚，是蒋介石要赶陈立夫出国，还是陈立夫自请出国。2005年10月，陈立夫的儿子陈泽宠接受凤凰卫视访谈时曾说，蒋介石要陈立夫24小时内出国，连跟朋友道别都来不及。按照这一说法，自然是蒋介石要赶走陈立夫，而陈立夫自己的说法则是，7月21日晚，蒋介石点名批评陈立夫，陈因病没有参加。会后，有人将蒋介石的话传给了陈立夫，陈感到“十分纳闷”：“总裁虽是在盛怒之下，但怎能讲出此话呢，这不是认为我主张民主和他对立吗？”
为此，陈立夫“郁结填胸”“久久不能释然”，思来想去，陈立夫觉得应该引咎辞职从速离开党政工作，到美国去。这时，世界道德重整会准备在瑞士开会，函邀陈立夫参加。1948年，陈立夫曾被邀参加该会在美国洛杉矶的会议，这是第二次被邀。陈立夫便报告蒋介石称：“我受总统熏陶二十五年，很惭愧没有什么表现，很感罪戾！我出国了，今后一切政治问题，请勿再找我。我一向对此不感兴趣。”8月3日，陈立夫到蒋介石寓所辞行，蒋介石不见。据传，宋美龄当时赠陈立夫一本精装《圣经》，要他带到美国去念，以便在心灵上取得慰藉。陈立夫指着墙上挂着的蒋介石像，对宋美龄说：“夫人，那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陈立夫长期想不明白，蒋介石为什么要赶走自己。其实，这并不难明白。第一，国民党长期派系林立，蒋介石对此早有不满，撤退到台湾以后，各派大都萎缩，甚至消亡，但是陈立夫和CC系却一支独大，仍然可以操纵和控制“立法院”，这是蒋介石所不能允许的。其《三十九年工作自反录》云：“党之纷乱，起于党团合并一举。立夫借此为消灭（三青）团之张本，不特不诚意联合，以负合并之原意，迨选举各种名额之分配，争持不决，几至半年之久，而立夫毫不报告其情势，以求得公平处理解决之道，以致选举副总统事一败涂地，党之维新扫地无遗。”
蒋介石的这一页日记涉及国民党史上一段复杂的历史纠葛。三民主义青年团自1938年7月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与国民党平行的组织系统，与国民党逐渐发生矛盾。1947年6月，蒋介石召见时任组织部长的党方代表陈立夫和团方代表陈诚，决定将三青团并入国民党。但是，这一合并不仅没有消弭矛盾，反而使之更加尖锐化和复杂化。次年4月的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在副总统人选上，蒋介石属意孙科，反对桂系李宗仁，不少原三青团系统的代表因对党团合并和陈立夫不满，违抗国民党中央支持孙科的指令，投票选举李宗仁，使李当选。这一结果，大出蒋介石的意外，被认为“政治上遭受致命之打击”，使自己“威信扫地”。从这一页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认为，其原因在于陈立夫不能团结原三青团系统的国大代表。
蒋介石又写道：“及至台湾，立夫仍挟以往组织部旧日力量与团部对立，无论其在立法院与中央党部，必欲把持包揽，不使有任何之改革。至本年5月间，余主张重选立法院长，与休会期间授权行政院重要各案，皆不能通过。情势至此，无法因循，不能不下改组之决心，对于立夫所领导之腐化分子、投机分子之中央常委，除道藩、正纲、建中等可以希望其能团结者勉予容纳外，其他一律摒除。”
从这一段日记可知，以刘健群代理“立法院”院长，“立法院”休会期间授权“行政院”，两案均系蒋介石的主张，而两案均遭陈立夫及其所掌控的“立法院”中的CC系力量反对，是往日党与团之间矛盾的再现，因此，蒋介石决定，国民党中央常委中除张道藩、谷正纲、胡健中等少数几人外，必须加以清除。
第二，南京时期，蒋介石派蒋经国到政治大学担任教育长，曾经受阻于CC系。蒋介石这时正在蓄意培植蒋经国接班，所以也有人认为：“非赶走CC的势力，才能铲除经国当权的阻力。”
陈立夫出国以后，国民党迅速加强了对“从政党员”，包括“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的管理和控制。9月9日，改造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直属立法院立法委员党部组织纲要》。12月5日，“立法院”顺利选出刘健群为“立法院”院长。不过，很快就发现刘健群有贪污嫌疑，为此，“立法院”成立院务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蒋介石动怒训斥，10月9日日记云：“刘实贪舞，难辞其咎，不能为其庇护也。”同月16日日记再云：“腐化至此，不能再留。”19日，“立法院”会议接受刘健群辞职。
閱讀更多 蝦米點評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