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正兰 赵毅衡｜超接触性”时代到来：文本主导更替与文化变迁

“超接触性”时代到来：文本主导更替与文化变迁

文本的主导因素论，能解释当代文化的一系列重大演变。符号文本六因素，可以分成此消彼长的三组对立项，从而决定文本的倾向；而三组因素的主导的社会性冲突，会造成文化的解释倾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主导倾斜的变化，也可以影响文化历史的大趋势。一个世纪来的文化构筑方式产生了明显分段剧变，当代文化呈现出三种主导引发的倾斜变异：诗性压倒指称性，引出“泛艺术化”；意动性超过表现性，引发传播的“符用转向”；接触性胜过元语言性，造成当代文化影响日益深远的“超接触性”。

01

六因素升降与文化史演变

很多人认为，如何解释一个文本，接收者有充分的自由。其实不然，符号文本并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并不完全听凭接收者解释。决定文本意义解释的，除了解释者所处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等外部因素之外，还有该文本内部的因素。影响解释的因素太多，接收者的能力元语言，文化语境元语言，以及文本内容本身，都会参与解释。但文本面对解释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文本形式的符号构成，会引导解释，会推动接收者趋向某种解释。文化的定义应当是“社会相关表意活动的总集合”，不奇怪，文化的演化，也不得不跟随符号六因素的主导性消长而变化。当我们把文化看成文本的集合，全盘考虑一个文化内各文本的倾向性特征时，就能看出意义方式变化的某些历史规律，能够窥见历史车轮前行的轮迹。

1958年，雅柯布森在印第安纳大学一次重要的符号学会议上做“总结发言”，提出了著名的文本符号过程六因素分析法。他的分析鞭辟入里，击中要害，其图式广为人知，本文就不重复了。雅柯布森指出，一个符号文本同时包含着这六因素，但它们并非均匀存在于文本中，每个文本很可能侧重于某个因素，形成所谓“主导”（the dominant）。“主导”这个概念是他1935年在布拉格发表的著名演讲中提出的，指的是某种因素可以决定一个文本的特征因素，其升降决定了体裁地位的变化。因此，当六因素中的某个因素主导此文本（或文本的某一段）时，整个文本就会显示某种品格。

由此，当发送者因素取得主导，文本就出现了较强烈的“表现性”（expressive）：“以表现性姿态展示其愤怒或讥讽态度”；而当符号文本侧重于接收者时，出现了比较清晰的意动性（conative）。文本用命令，呼唤，祈使，催促接收者采取某种行动。听起来，表现性容易理解，文本总带着发出者的情绪痕迹；意动性似乎很特殊，实际上劝导某种解释，是符号文本都带有的性质，而符号文本体裁，例如广告、判决、发誓等，都着眼于敦促行动，因此是意动性主导的体裁。

当符号文本侧重于符码时，出现了较强烈的“元语言倾向”（metalingual），即符号文本提示应当如何解释自身。文本的各种元素，都影响解释，但明确的“元语言因素”往往用“我的意思是”，“你听明白了？”这样的指示，来提醒接收者注意。在传统的元语言理论中，元语言必然是外在于文本的，而且相对于文本的语言高一个层次。雅柯布森对符号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指出了符号文本有“内在元语言”，即各种如何解释文本自身的指示；而当符号文本侧重于媒介时，出现了较强的“交际性”（phatic）。这种文本因素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交流畅通，或者说保持接触。最短的例子是打电话时说的“喂喂，你听得见吗？”最极端的例子或许是情人絮语，恋爱中人往往不断地说重复的话，此时说的内容无关紧要，符号文本的用途是占领渠道。重复，是保持接触的重要方式，母亲在电话里重复闲言碎语，目的是享受交流畅通本身快乐，信息内容其次。

当符号文本侧重于对象，就会出现较强的“指称性“（referential），或外延性（denotative）。此时符号文本目的是传达某种明确的意义。实用的或理性的符号表意，大多是这一类，这种文本最常见，也最容易理解；而当符号侧重于信息本身，就出现了“诗性”（poetical），这是对艺术根本性质的一个非常简洁而有说服力的说明。诗性把解释者引向符号文本本身，形式感成为文本的主导因素。雅柯布森指出诗性普遍存在，并非只出现于诗歌或文学艺术中。他举的例子有竞选口号，儿童起绰号，诗体的中世纪律法等等。“诗性”是符号文本的一种风格特征，让一个符号文本带上某种“艺术性”，虽然不一定使这文本变成艺术。例如写校训、提口号、发唁电，世界各国人都讲究用词，比如，中国人特别喜欢四字校训，或排比口号。诗性的重要标记是重复符号的某种形式要素，让文本出现令人回味的形式感。

雅克布森的理论并不是横空出世，有好几位先行者。雅克布森本人说他是从卡尔.毕勒（Karl Buehler）的“工具论模式”（Organon-Model）发展出来的。实际上符号学的奠基者皮尔斯早就指出过，符号的“解释项”可以有三种：情绪（emotional）解释项，例如听到音乐而感动；能量（energetic）解释项，例如听到命令而行动；逻辑（logical）解释项，例如听到一个问题而思索其答案。

上文说的是：以某某元素为主导时，文本倾向会如何变化，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所有这六种因素，在几乎所有的符号文本里都有迹可循。也就是说，任何符号文本中，六种因素都是普遍存在的。只有当某种因素占了主导地位，该文本就变成了相应品质的一种文本。

笔者发现：此六因素可以组成三对互为消长的对立关系：某一因素上升成为主导，不可避免地以与其对立的另一因素的重要性下降为代价。雅克布森敏悟到这一点，不过他在这篇著名演讲中只指出了其中可能的一对，他说：“‘诗性’与‘元语言性’恰好相反，元语言性是运用组合建立一种相当关系，而在诗中，则使用相当关系来建立一种组合。”他这个说法颇费猜详，笔者的理解是：元语言性帮助文本指向解释，而解释就是用另一套符号来翻译这个意义，因此是一种“相当关系”；而诗性让文本指向性回向文本自身，重点停留在文本的形式品质上，因此是让文本中因素的“相当”组合成某种形式，使解释变得困难。雅克布森发现的这二项对立虽然有理，但是指称性使文本指向外延，解释更为明确，而诗性指向内涵式散发解释，诗性并没有取消解释，只是丰富了解释，为解释的确定制造了困难。用布鲁克斯的话来说，“任何一首优秀的诗歌都会反抗对它进行释义的一切企图”，董仲舒说“诗无达诂”，并没有说“诗无诂”。因此，诗性导向复杂解释，它最直接的对立面，应当是指向明确对象的指称性。雅克布森关于“诗性与元语言性对立”这种看法，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全面考虑六个因素中存在更明确的对立关系。

我们可以看一个最简单的文本，看诗性如何与指称性（而不是元语言性）对立：李白名诗《客中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当初很可能是旅途中酬答兰陵酒坊主人热情招待的美意，代写的“广告诗”，挂在店堂炫耀其酒。后世这个指称性消失，留下一首文词畅美的诗，意义丰富却所指不明。但现在又冒出一种当代“兰陵酒”，把李白诗又变成广告。李白的诗，是否指称特定的酒，就成了两种不同文本，意义方向的确相反：一个诗性主导，解释模糊；一个指称性主导，明确指向于某种酒的品牌。

沿着“诗性”与“指称性”对立这个轴线做进一步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二组对立因素：强调接收者反应的“意动性”，与强调发出者表现意图的“表现性”正好相反；强调占领传播渠道与媒介的“接触性”，与强调符号与解释连接的“元语言性”也正好相反，彼此呈你强我弱之势。这样就出现了下面这三对因素。上文已说过，雅克布森只是指出有对立的可能。

指称性（重所指对象）vs诗性（重文本形式）

元语言性（重解释引导）vs接触性（重占领媒介）

表现性（重发送者意图）vs 意动性（重在接受者身上的效果）

在一个文本中，这些对立如果出现偏向，会造成文本的意义导向朝特殊的方面倾斜，而且，这种复杂的动态平衡，决定了整个表意活动的倾向。小至一个文本，大至一个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时代的文化），就会出现某种特点。例如，可以说南欧民族的文化比较“浪漫”，文化中的表现性比较强，而北欧民族比较“守纪律”，文化的意动性比较强。而且，在同一个文化的历史演变，动力很可能来自其主导因素的此消彼长。

本文主旨，是讨论符号主导因素变异，引发当代文化的重大演变。如果我们回顾人类文化的大历史，从现代性肇始的十七世纪起，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后现代”开始，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可以看出大致的趋势，几条符号因素重要性相对清晰地变异：

指称性在下降（理性时代最高，理性解体使指称性降低）;

表现性在下降（浪漫主义时代最高，分析转向使表现性降低）；

元语言性在下降（神权国家的时代最高，多元文化使固定解答的需要降低）。

与之相对，当代文化中以下因素的影响力在提高，尤其是20世纪下半期以来，这些变迁更加高速、更加强烈：

诗性在增高（“泛艺术化”，使娱乐成为余暇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意动性在增加（供大于求，经济生活完全以刺激购买力为中心运转）；

接触性在增高（电子媒介，“超接触性”成为当今文化最显眼的特征）。

当现代性迫使符号的主导因素出现了三低三高的翻转倾斜，我们就会看到社会文化演化的大趋势。符号主导性的转换，既是文化演变的原因，又是其征兆。

02

当代文化的“诗性”主导

从跨媒介角度考虑，“诗性”与“艺术性”同义。二十世纪末文化出现一个重大变化，即社会生活的“全面艺术化”（pan-aestheticization）。这个术语中文又译“泛审美化”，实际上此种文化局面与“审美”态度没有太大关系，美学的目标实际上是寻找艺术的规律。黑格尔《美学》一开始就说：“说得更精确一点，它的范围就是艺术，或则毋宁说，就是美的艺术。”1978年，美国美学学会主席门罗.比厄兹利（Monroe Beardsley）指出：“艺术哲学在今日史无前例地繁荣，‘美学’这个术语也被广泛接受为这个学科的称呼，但是美学越发达，这个词就越成问题”。他反对“与艺术没有关系的用法”，这种用法“会使我们的整个事业失去根基，因为本来就是艺术作品的存在才让我们进入（美学）这门学问”。如果当前文化的巨变是“日常生活泛审美化”，人人都开始以“审美态度”看四周，全民提高审美修养，这绝对是人类进步的大好事。但是日常生活“泛艺术化”，就不同了：一切意义文本都成为艺术，文化处处突出艺术功能，这个文化就性质大变了。本文讨论文化的符号主导性质，称之为“泛艺术性”就比较清楚。

艺术品必定是人工制品，而且是艺术家带着艺术创造意图制造的，或策展者带着艺术意图“展示”的。这样的制造品最后能否成为艺术品，实际上并不取决于一个或一批观众/读者的解读方式，而是取决于文化的体裁的接受程式。虽然观众/读者可以对艺术之优劣提出判断，劣等艺术却也是艺术。是否艺术品，却不是观众/读者说了算，而是一定的文化范畴所决定的。

有“诗性”的非诗文本并不一定是诗。雅克布森认为这些文本只是“利用了诗的功能，但没有使这种功能像它们在真正的诗中那样，起一种强制性的或决定性的作用”。这个说法可能需要修正：任何符号文本内部的“强制性或决定性作用”，无法使某个广告变成艺术。体裁的本质是文化体制内的符用学问题：广告写得再有诗意，不可能变成诗，哪怕诗人来写也一样。

当“诗性”成为主导，文本变成艺术性文本，指称功能就弱化了。我们可以在当今的大多数商品中看到这几层关系：一件家具，有其特定功能，这取决于一些物质条件，材料和加工；二是符号表意功能，如品牌，格调，等级；三是形式功能，美观，线条、色彩的配合。这三者功能结合在一件家具之中，但是并非不可分。如果第三个因素成了主导，就成了艺术。某些实物一旦被剥夺指称意义，而依然摆设在美术品应当放的位置，就成为“艺术”。徐冰的雕塑《凤凰》，来自建筑工地垃圾，英国装置艺术家特雷茜.艾敏（Tracy Emin）得到特纳奖提名的装置艺术《我的床》，是一张摊满各种见不得人的女子私密垃圾的床。在当代，实物也经常做得很艺术，实物（现成品）可以变成艺术，只要突出其“诗性”主导。

丹尼尔.贝尔在分析现代社会文化矛盾时，指出经济与文化遵循的伦理原则是相反的，韦伯说的“清教天职观”早就分裂了，用他形象化的说法，现代社会是“白天正人君子，晚上花花公子”。但到了现代后期，社会文化情况大变，泛艺术化使一切均娱乐，事事皆“艺术”。套用贝尔的话，如今的大部分人，白天晚上都是花花公子，没有时间留给指称性。环顾四周，我们看到办公楼越建越像宫殿，室内装修越来越像宾馆，而最大的生意是影视业，时装业，娱乐是全社会接受信息的生活方式。美国竞选公职的人，不谈政策，竞相用各种出格方式博取眼球；甚至自然风光，也需要“策划”加工，加上五彩射灯，风土歌舞，才能成为 “旅游胜地”。

当今文化“诗性”变成主导的另一个明显例子，是非视觉符号文本的“图像转向”（Picture Turn），例如音乐配上五彩炫目的烟火舞蹈，变成花哨的MTV；甚至古典音乐的坚持者，也越来越多“表演性”的指挥；诗歌配上大量照片出版，变成图文集。全面的感官化，目的是使意义感觉迟钝。一旦艺术化了，努力去解释此文本究竟指称什么，就显得不合时宜。

03

当代文化的意动性主导

与文本的何种因素一样，任何符号文本都有劝导解释者采取行为的功能，可以称之为普遍意动性。意动性是任何文本都有的品格，例如说“这里很热”，听者很容易明白这是让他去开窗，哪怕这句话本身并没有用祈使句形式。因此，言语行为学派的理论家，提出“以言成事”是“（任何）传达行为的副产品”。胡塞尔也用对听者的影响解释文本的“交互主体性”解释说：“我们可以研究意识用什么方式借助交往关系而对他人意识发挥‘影响’，精神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纯粹意识的相互‘作用’”。

“意动文本”是意动性占主导的符号文本；“意动体裁”是有意动性主导的体裁；“意动文化”，则是符号意动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那就是今日以诱导购买行动为主导的品牌广告文化。关注意动问题，是二十世纪意义理论的一个大趋势。雅克布森提出六因素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时间上很接近邦维尼斯特提出“祈使式”（imperative）模态理论，也接近奥斯汀与塞尔的“语言行为”（Speech Act）理论，也接近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即使用论”。这是整个分析哲学的“符用转向”（Pragmatic Turn），这也是当代意义理论的重大特征。

而在当今文化中，意动文本数量越来越大，其中数量呈爆炸势态的体裁的是品牌广告，品牌广告以“将会发生的好事”诱劝购买者，以允诺提高社会身份讨好购买者。广告研究者告诉我们：商品的意义不是广告灌输的，而是观众的欲望构筑的，他们急需用被允诺的未来，实现自我的价值。

所谓意动，说的情境尚没有发生，只是允诺发生，所以从文本内容分析，意动文本接近虚构。但就言说本质上看，它是纪实的：意动以某种不满（例如缺少某种商品）为出发语境，提出只要做什么，这种情况就会改变，因此是预支的纪实。但这种符号文本的意义指向是“透明”的，它要求用“即将来到”作为解释。只是接收者要按此做了某事后，才有权进行事实检验，因此可称为“拟纪实“。

意动型文本的未来向度是实指的，当指明的时刻到来（例如商品已经购到），对接受者而言，预言就不再是预言。这就与表现性文本正好相反，此种文本可以是发送者非常主观的愿望，不必受到事实检验。浪漫主义的表现性传统，延续到二十世纪初，克罗齐的美学可能是它的最后一次辩护。不久，艾略特提出“（现代）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这种“反个性诗学”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当代文化的各种体裁，与浪漫主义的表现论针锋相对。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甚至提出意动祈使语式的“本体意义”。意动可能是人类交流的根本样式，是符号文本更本质的特征。当今文化要求对意动的本质做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的社会的符号交流方式，已经进入到以在接收者身上产生的效果为主导的时代。

04

“超接触性”时代

现代文化，是“元语言性”主导的文化，社会文化集焦于解释规则。现代之前，是僧侣与神学控制社会性解释；现代时期，由理性主义主导文明进程。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文化的元语言性主导，快速让位给接触性主导。至今学界对这个时代到来认识不足，讨论远远不够充分，不能说国际学界对此毫无觉察，不过讨论过于零星，而且大部分见于技术哲学的研究论文。有人称之为“接触性传播”,有人称之为“认知资本主义”，有人认为“接触技术”是新的现代性。本文提出，这是当代人类最重要意义方式，当代文化的最大特征，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时代称为“超接触性”（或可以英译为hyperphaticity）时代。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电子技术尚在萌芽之时，麦克卢汉提出了著名的“媒介即信息”理论。麦克卢汉心里想到的媒介大变革，是印刷术与摄影术的发明。16世纪古腾堡将印刷术应用于书籍印刷，此媒介剧变形成了“古腾堡银河”现象，推动了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到了二十世纪上半期，摄影术演变成电影，本雅明认为这是“机械复制时代”的开始，他认为人类文明才真正进入了现代。这两个被欢呼为革命性的重大变革，使接触性代替元语言性，造成的文化急速演变。麦克卢汉那本书的标题《媒介即信息》不是说文本的媒介可以代替文本的内容，而是说，就一个文化的所有文本而言，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不是文本的内容如何解释的规则，而是文本传播用的接触方式。

麦克卢汉的先见之明极为惊人，自他那本书出版之后，近半个世纪，我们有幸亲眼目睹了世界范围内接触性的突然兴起，传播媒介出现了一次远远更加剧烈的沧海桑田巨变，这就是以电脑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数字化”，电子技术翻天覆地改变了世界。由于媒介在微观与宏观规模上的延伸，近30年来人类意识所及的意义世界，已经变得不可辨认。

数字化是“人类传媒第三次突变”，其震撼力远远超过麦克卢汉称赞不已的印刷术，以及让本雅明感叹的摄影术。我们正在经历的传媒突变，意义远比它重大得多。可以与数字化相比的传媒突变，是大约4万到3万年前人类发明系统化的符号和言语。虽然没有考古记录能找出言语的印迹，但在多地发现人类最早的有意做下的手印。音节言语的出现，应当不晚于这个“媒介符号爆发期”。有了言语符号，人类经验知识才能传承并且代代积累。在这之前，取火之法可能发现过有千万次，搬用重物用圆树干做轮子，也可能发明了千万次，但只有自从有了言语符号，个别的经验才能在部落里传送给邻居，传承给后代，变成社群的智慧，“文明”这才开始起动。

发明文字，是第二次传媒突变。《易·系辞下》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文字体系的最重大成果，是人类社会的有效治理。结绳符号，是文字雏形，一旦文字体系到位，整个文化就归入了符号体系。正由于大约5000-3000年前的这场符号突变，人类开始有了社会、政府、国家，真正的人类历史随着历史的记载而开始。

与言语和文字发明可以相比的第三次传媒突变，是30年前互联网的产生。1985年，出现了第一个互联网，并迅速发展成任何电脑都可以加入的“万维网”。这场突变正在加速进行，用不了多少年，媒介将不再是麦克卢汉说的“人的器官延伸”，而成为人的意识的延伸。我们根本无法预料电子传媒的变革速度，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把人类文化推进到何种状态，我们甚至无足够的能力去想象，再过30年会出现什么。

人类传媒节节变化，形成一个符号接触性增长的陡升曲线，而且陡升的加速度越来越快。人类用新突变形成的无远弗届的接触性，传播有了全新的范畴，全新的规则：电脑从孤立的工具，变成互联网的节点，设备基本没有变化。但网络互联接触性这样一个奇妙的发明，引发了人类文化不可逆转的变化。人类原是“使用符号的动物”，现在正变成“靠符号连接的动物”。就拿简单的人际联络来说，从书信，到电报、电话、移动电话、手机、QQ，微信、视频通话，我们保持接触的手段，每隔几年就有大革新。以至于一旦出事，原先称“失踪”，现在称“失联”。二十世纪武器升级神速，但依然要靠地面步兵面对面解决冲突。而现在，战争成了远距控制的信息战，通过可视化模拟技术，靠无人武器远距传送命令，靠合一网络系统控制来作必要的“接触”。

而所有这眼花缭乱的变化，实际上围绕着一个核心：接触性占领了所有意义活动的主导地位，文本本身的内容因素被次要化了。在机械复制时代，印刷品可以是《圣经》，也可以是拉伯雷亵渎神圣的小说；在今日，远距探测所传送过来的，可以是敌军指挥官的位置，也可以是在山林中迷路的地质学家的踪迹，文本元语言性（对解释的引导）在接触性的压力下退缩。而传统媒体，报刊书籍等，由于接触性不如电子媒体，哪怕它们在内容上深刻得多，也不得不日益萎缩。

上文说到的主导性升高的诗性和意动性，在具体文本操作上，当今都趋向高接触性，出现了三主导因素互相促进而渐渐合一的趋势。在艺术界，演员抢机会出镜，明星不惜手段追求上头条，上广告，而不管这些是什么广告。他们的目的是博取注意力，不在健忘的观众前保持稿曝光率，就很容易被看作“过气”。这就是为什么哪怕成名的演员，接的片子经常是三流的剧本。元语言性重要性降低后，剧本的意义成了当今演员考虑的次要问题。反过来，对一部电影来说，最大的投资不得不花在明星演员上，最大的力气不得不花在特效上，它们保证该影片的高接触品质，电影才能取得票房成功。

类似的情况，出现在广告这种最典型的意动文本的播放上。同一个广告经常反复出播出，不管说的是某种贷款的方便，或是某种化妆品的神奇，我们已经看过数百遍，早知道其内容。哪怕只隔了一分钟，又重新播放，是因为解释不再重要，反复接触使我们记住这牌子。不厌重复地重复，起初让人厌烦，甚至愤怒反感；渐渐让人熟视无睹，无可奈何听之任之；最后则是接触性潜移默化地起了作用。我们到了超市里，货架上琳琅满目眼花缭乱难以挑选，手却自然而然地伸向那个耳朵听熟了的牌子，接触性成为解决“选择自由悖论”难题的钥匙。所以，当代文化的确可以称为“超接触性文化”。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的艺术作品，其特征在于本质性和暂时性的统一。当下特性在艺术、时尚、新颖与游手好闲者、天才、儿童的外表之间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接触引向成功，在中国，在许多国家，一些弄乖卖傻的人，由于媒体半嘲弄的持续报道，忽然成为全国“网红”，甚至做到了常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有人解释说这是人们喜欢“围观别人出洋相”恶习，到头来，是这些人在笑话我们自愿累加接触操作，为他们的成功添柴加薪。

本文讨论的问题，即诗性、意动性、接触性的在文化中的主导地位上升，在现代社会的历史上是渐次产生的，时间上有先后，严重程度不一。最近阶段的重大特点，是接触性猛烈升高，成为当代文化这个文本集合中统摄其他主导的最突出因素，成为文化变迁的主导中的主导，由此，我们惊愕地面对一个貌似横空出世突然来临的“超接触性”时代。

注释

1) 赵毅衡《文学符号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89页

2) 罗曼.雅克布森“语言学与诗学”，见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69-184页，原文见Roman Jakobson,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Thomas A Sebeok (ed), Style and Langua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8，pp.350-377

3) 罗曼.雅克布森“主导”，见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7-14页；英文Roman Jakobson, “The Dominant”, in Ladislav Matejka & Krystyna Pomorska (eds), Readings in Russian Poet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8, pp. 85-97

4) Bertrant Russell, “Introduction” to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London: Routledge, 1987, p 7

5) 关于毕勒模式，可见Karl Buehler, Semiotic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Theory, trans. R.E. Innis, New York & London: Plenum Press, 1982.

6) 赵星植编译《皮尔斯论符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184页

7) 同上，183页

8) 克林思·布鲁克斯：“释义误说”，杜定宇译，《新批评文集》，赵毅衡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91页。

9) 陆正兰：“论体裁的指称距离”《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

10) 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1页。

11) 在美国哲学学会75届东部年会上做的主席发言，Monroe Beardsley, “In Defense of Aesthetic Value”, in 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August 1979, p. 723

12) 罗曼.雅克布森“语言学与诗学”，见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82页

13)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 6页。

14) Richard J. Watts, The Pragmalinguistic Analysis of Narrative Texts, Tuebingen: Narr, 1981, p.34

15) Jerrold Sadock, Toward a Linguistic Theory of Speech Act,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pp. 8-9

16) 《胡塞尔文集》，倪梁康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858-859页

17) Judith Williamson, Decoding Advertisements, London: Marion Boyars, 1978, 56

18) 关于意动文本的“拟纪实性”，参见赵毅衡《广义叙述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57页

19) T.S.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译，《新批评文集》赵毅衡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27页

20) Giorgio Agamben, “What Is a Commandment?”, Lecture at the Kingston Univ., 2011, Notes of AudioLectures,http://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Giorgio+Agamben，2013年3月5日查询

21) 见Stine Lomborg, “Negotiating Privacy Through Phatic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Blogging Self” Philosophy & Technology, 2012, p.415;

22) 见Warren Neidich, “The Architectonics of the Mind’s Eye in the Age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Brain Theory, Springer, 2014, pp.264-286;

23) 见Victoria Wang, John Tucker & Kevin Haines, “Phatic Technology & Modernity”, http://journal.webscience.org/169/3/websci09_attachment_175.pdf

24) 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573页

25)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46页

陆正兰,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艺术学和诗词理论研究。

赵毅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 主要从事符号学、叙述学理论研究。

本文刊载于《文艺研究》2017年05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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