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年代 先鋒
上世紀80年代，社會的土壤培育出一批先鋒的文藝工作者，改革開放的環境讓年輕人看到了曙光，他們開始為理想而奮鬥，為責任而拼搏，他們成為了上世紀80年代的先鋒，也成為了那個年代最受人矚目的先行者。
我的文化啟蒙年代 李媚
上世紀80年代，伴隨著改革開放，國內的攝影雜誌迎來了一個爆發的時期，而最具有代表性的《現代攝影》作為國內先鋒影像類雜誌也影響了一代攝影人。
李媚
曾任《中國國家地理》藝術總監，雅昌攝影網顧問，魯迅美術學院客座教授
著名攝影活動家、批評家、策展人
在1949年以後，國內文化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處於相對封閉的狀態，而伴隨著1979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文化思想也正式迎來了啟蒙的年代，這種啟蒙最先影響的便是文化工作者，在攝影評論家李媚眼中，它是中國當代歷史中最迷人的時期。她從封閉中走出，伴隨著西方哲學、文化理論的大量引進，她開始創辦《現代攝影》雜誌。我們的採訪便是圍繞著這本對中國攝影藝術影響深遠的雜誌而進行的。
文化思想的啟蒙年代
上世紀在80年代之前，國內是沒有民間刊物的，攝影成為了政治宣傳的工具，成為了政治宣傳的工具，《現代攝影》的創辦，便是要改變這一現狀，做一本先鋒的、與攝影藝術相關的刊物。而對於整個80年代而言，作為媒體人是沒有選擇的年代，在社會文化思潮中，這本雜誌同樣沒有選擇，它必然是一本小眾的刊物，一方面希望通過攝影雜誌來推動中國攝影生態，而另一方面，我們又把它當做一扇窗子，將西方當代的影像介紹到國內來。
《現代攝影》雜誌
媒體的最後一代 理想主義者
每當有人與我談到對上世紀80年代的看法，會有兩個詞避不開：“理想、浪漫”，在我看來，80年代是一個具有理想的時代，它在我眼中並不浪漫，反而更多的是掙扎與困苦，大部分人都苦於沒有出路，但是困苦並不是一件特別壞的事情，苦難是成長的必要條件，而今天面臨的精神深處的困苦是說不出來的，甚至會使人麻木，那個時候的苦是更多是顯像的。我們當時做《現代攝影》完全沒有一個發行和所謂的經營體系。我們不認為辦一本雜誌需要一個什麼樣的經營模式，最後《現代攝影》消失和我們沒有成功的經營模式有直接關係。記得當時，我在香港見到一個資深的媒體人，他帶我到大廈裡面看了30多本雜誌，有《閣樓》、有《馬經》等等。他問我為什麼辦《現代攝影》， 為什麼?我說為理想啊!他就笑了，他說理想，理想是什麼?我告訴你，如果沒有客戶需要，你這本雜誌早晚是要關門的，但是當時我很不屑，我說你根本不瞭解中國內地，完全可以憑著文化理想辦一本雜誌，理想就是一切。在這種單純的理想後面支持的真的是激情，儘管這種激情現在看來非常可笑，但是我非常珍惜它。
八零年代記憶
Q：你怎麼看待《現代攝影》在80年代的地位？
A：《現代攝影》在整個上世紀80年代中都很孤獨，一方面因為它的先鋒性，所以它和主流意識形態格格不入，這使得《現代攝影》成為了一本先鋒小眾讀物，所以在80年代它面臨著批判。另一方面，任何新事物的產生都受到老的、保守的觀念排擠，所以可以說它是在夾縫中生存的，但又如石頭縫裡的草，非常具有生命力，所以它的影響主要在藝術圈中，很多美術學院的老師、學生、藝術家都在看這本雜誌，現在當紅的藝術家谷文達、劉錚、榮榮等一批藝術家都受到了現代攝影的影像，可以說它的影響是在深層的，是在藝術創作和理論層面的，它並不是迎合大眾口味的。
Q：《現代攝影》的停刊主要原因在於什麼？
A: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們意識到《現代攝影》在國內是沒有土壤和生存環境的，也就是攝影師不具備創作思維，例如抽象表現的攝影、觀念攝影，很多攝影師是看不懂的，所以我們想做一本與社會發生聯繫更大的圖片雜誌，《現代攝影》並不是停刊，而是改刊，改名叫做《焦點》，我們曾經策劃了很多與社會問題相關的選題，第一期的選題便是失業問題，隨後做了“文化大革命”30週年的專刊，糧食問題，環境問題，中國工會問題等等，可以說是通過攝影來對社會產生影響，這麼做也是緣於我們那個時代年輕人的一種精神，擔當社會責任、做一本刊物的社會責任。
我用鏡頭記錄先鋒 肖泉
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藝術的先鋒人物開始崛起，那些我們今天熟知的導演、音樂人、畫家、作家開始了他們藝術道路上的探索，肖全用自己的視角記錄了那個時代最清純、帶有激情的影子。
肖全
被譽為“中國最好的人像攝影師” 2015年舉辦個展“我們這一代，歷史的語境與肖像”
肖全以20餘年前拍攝三毛成名，15年前出版的攝影集《我們這一代》至今仍為人樂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藝術界風雲一時的各色人物，如張藝謀、姜文、北島、史鐵生、王朔、崔健、竇唯等，其精神氣韻都被他鏡頭精準捕捉，並展示了一個時代永恆的理想與溫存。
在上世紀80年代，那些如今已經成為風雲人物的藝術家們才剛剛起步，這些“代表”們當時並沒有多大的名氣，在肖全看來，他們其實也是普通人，只不過他們通過自身特有的技能表達對世界的看法，在各個藝術領域，他們用詩歌、電影、舞蹈、音樂來傳達對生命和世界的理解。史鐵生、賈平凹、王安憶、王朔、王廣義、張曉剛、陳凱歌、張藝謀、姜文、陳沖……這些今天聽來鼎鼎有名的人物，都在肖全的鏡頭下展現過真實而又極富個性的一面，風華正茂的他們被肖全定格於黑白照片間。而他近日將自己的作品重新整理，在成都展出，再次掀起公眾對上世紀80年代的回憶，我們也與他共同談談那些成長在80年代的“大腕”們。
從飛行員到攝影師
肖全本沒想過自己會成為一名攝影師。他從小喜歡畫畫，進入部隊後，愛上了攝影。他每月不到10元的補貼，大部分用來買攝影資料，從那時起我知道了法國有個叫布勒松的攝影家，用徠卡相機拍攝他熟悉的巴黎；一個叫卡什的加拿大人拍攝了二戰時期自信堅定的丘吉爾……1983年，肖全的父親給他寄了180元，他花了169塊買了臺海鷗205旁軸照相機，那時他意識到自己有了製造影像的‘權力’，也就特別愛用相機來說話。上世紀80年代，文藝青年肖全從空軍退伍轉業回到成都，進入四川廣播電視大學工作，很快身邊就有了何多苓、翟永明、鐘鳴、柏樺這樣一幫文藝圈朋友。 “大家平常喜歡一起玩兒，我在旁邊給拍照片，根本沒計劃，也沒目的。那時他們也還沒名氣，今天看來，其實就是一種日常的生活方式，那個年代的相機還不多，大家也沒現在忙，時間多，拍著好玩。”
詩歌的黃金時代
1986年，四川《星星詩刊》在成都評出了“中國十佳詩人”，北島、顧城、舒婷等人紛紛來到成都，肖全自然也被找來為大家拍照。“那天四川作協的大樓人潮湧動，會議室的門被嚴格把守，北島在簇擁之下擠進會場，幾個窗戶全被人群擠滿了，陣勢完全不亞於今天年輕人追捧的娛樂明星。”肖全回憶說，“星星詩歌節”會場的火藥味很濃，有四川詩人對北島進行批判，認為北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北島雖然臉色不佳，回答卻非常堅定，“我認為詩人應該靠作品說話，我真正的好作品還在後面。”詩歌論爭雖然激烈，但隨後的節目表演也很精彩，詩人們陸續登臺表演，圍觀的群眾也越來越多。肖全還清晰地記得顧城非常不適應這樣的場面，“他根本不管那些前來要簽名的詩迷，直接就用胳膊肘左右開道，硬是從人群中擠了出去。”
“星星詩歌節”結束後，詩人們一道去成都望江公園玩，肖全給他們拍了很多照片。“北島就像個小孩，跑幾步就坐在草地上讓我拍照。臨走之前，顧城、北島等詩人都領到了 100元“舞臺演出費”。顧城非常高興，他說成都人簡直太好了，不如天天在這辦詩歌節，賣門票，直到最後一名觀眾。
八零年代記憶
Q：你的拍攝中有沒有受到拒絕？
A:我拍《我們這一代》，就想記錄他們，給他們一個在那個年代真實的形象。剛開始也有些彆扭的，比如王朔，根本不讓我拍。那是他最火的時候，每天都要接受各種各樣的電話採訪。我打電話給他，他說：我知道你是蘇童、葉兆言的朋友，我也相信你拍得好，可我實在不願拍照，何況咱倆又不認識，除非某次吃飯自然而然的認識，那樣我接受。後來我給劉恆打電話，劉恆過了會兒和我說：“肖全，趕緊給王朔打電話，我跟他說好了。”後來我跟王朔說對不起啊。王朔說，嗨，說對不起的應該是我，明天下去三點鐘到我家來，告訴你怎麼走。去他家後我請教了他一些出版方面的事情。
Q：你對拍攝者是一種怎樣的情感？
A：我拍完一個人後，會去愛這個人，去袒護他，不願意聽人說這人不好。拍完他們我就似乎是把他們佔為己有。《現代攝影》的李媚說我拍照片，恨不得跟每個人談戀愛，拍誰就愛上誰了，誰要說鞏俐不好，三毛不漂亮啊，我就特難受。
激情爆發與文化烙印 1980年代藝術家
上世紀80年代，正值青春的藝術家們開始了他們文藝道路上的起步，這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年代，攝影師肖全用鏡頭記錄了這一時代的藝術家群像。
姜文的秘密工作室
北京三環路邊，在一片家屬樓裡，有一處白牆紅頂的小樓，我和李爾葳推門進去，一位穿著乾淨的小夥子打招呼說：“請等一會兒，大哥在忙”。我明白他說的“大哥”就是姜文。小夥子按“大哥”的吩咐帶我們樓上樓下四處參觀。我開始看那些貼在一樓兩間房裡的電影海報，這些海報和工作照片全部與姜文的歷年拍過的戲有關：《紅高粱》、《芙蓉鎮》、以及他的導演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看完這些，”大哥“的稱呼就顯得理所當然了。姜文停下了手中的活兒，首先看了我帶去的一些《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的劇照和一些我的肖像作品，在看過我的作品後，姜文說了一堆好聽的話，他一看錶，時間不早了，他說這幾天，事兒挺多，過幾天要去參加香港電影節，認真起來，知道這是在工作，而不是一般性的記者採訪，可以瞎對付。
畫壇當紅夫婦
劉小東在這幾年紅的發紫，他是“新生代”最具代表性的畫家。我為劉小東和喻紅拍攝照片。很愉快。他們在鏡頭裡非常吸引人，這是一對“艱難”的夫妻，據說他們正是在美國旅行時舉辦的婚禮，喻紅對此婚姻堅定不移。後來他們主演了王小帥的黑白電影故事片《冬春的日子》，反響不俗。
劉小東與喻紅 當代畫家
姜文
何訓田與朱哲琴 音樂家
我在拍攝他們的那個年代，他們是何等年輕，個個風華正茂。其實我又何必去執著那個相呢，青春怎麼可以常駐，每個剎那間的生命都在改變。——肖全
崔健成名
有一年中秋節晚上，在成都，詩人萬夏、畫家田野一幫人帶隊，在郊外的一個發電廠裡玩通宵，男男女女一群人，點著蠟燭跳舞，田野放了《一無所有》，說是崔健給他的。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過崔健這個名字。後來，崔健來成都做全國巡演，我拍了他演出的現場，他說很喜歡。一次，我和崔健、王曉京去電視臺取錄像帶，在電視臺門口，我見一堵舊牆和TV的V字，正好奇妙地組合在一起，便請老崔下車來拍這張照片。
崔健 搖滾音樂家
竇唯
劇照攝影師
我曾擔任張藝謀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的劇照攝影師，我們打了一輛出租車回他家，出租車在一片別墅區的花園，門口停住了，張藝謀叮囑我，別透露他的這個秘密住處，他知道我有不少記者朋友。第二天一早我去做圖片，張藝謀對我講：肖全，你可要小心底片的保護，我的電影一般都是七十幾個國家發行的，如果你把底片弄丟了，那些發行商沒有劇照，全世界都要追殺你！一週後，我抱著兩大箱底片回到工作室，張藝謀哼著小調和我做圖片分類，他看著這幾千幅圖片說：瞧，剛開機那陣我還挺年輕，戲拍完了，我怎麼老成這樣了？說完又笑了，臉上出現一堆褶子。
職業攝影師的第一單
我在認識楊麗萍之前，看過有關她的很多介紹。我預感到有一天，她會站到我的鏡頭面前來。這是我十分特殊的一天，上午正是辦完了辭職手續，下午就乘上了一架波音飛機直奔北京，當飛機離開地面騰空而起時，我告訴自己：新的戰鬥開始了。到北京天已經黑了，楊麗萍來機場接我。她跟我握手，這是我握住的一隻極其異樣的手，她的舞蹈，她最著名的孔雀的標誌，就是這隻手錶演出來的。在車上，我們就開始做拍攝計劃，這是我做職業攝影師的第一單活兒。
導演張藝謀在拍攝《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現場看景
作家史鐵生與妻子在雍和宮的老房子
穿著灰色羽絨服與黑白花點毛衣的詩人北島在成都望江公園
藝術家張培力（前）、管策（左）、耿建翌（後）與策展人呂澎（右）
舞蹈家楊麗萍與陳亞在民族歌舞團排練《兩棵樹》
好在20年前我為他們，也為自己留下了光榮的影像。此時此刻，我們大多數人正在自然而驕傲地老去…… ——肖全
詩人的時代
四川《星星詩刊》在成都評選出中國十佳詩人，北島來了，他被一群人簇擁著擠進會場去，牆角那邊是一些四川詩人，有的長鬍子，有的穿著軍大衣，我叫不上他們的名。正是這群人，開始了對北島的批判和進攻：我們認為北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穿著一件灰色羽絨服，透著黑色花點毛衣，身高一米八的北島終於坐不住了，他面色不佳，然而他的回答卻是寸土不讓：我從不認為我能代表一個時代。我認為詩人應該靠作品說話，而不是靠什麼“主義”，我想我真正的好作品還在後面。
一生的遺憾
史鐵生的家在雍和宮邊的一個小院子裡。他的父親為我拉開了一扇發出聲響的小木門，光著背的史鐵生，樂哈哈地坐在輪椅上向我們打招呼，他身體很壯，要不是雙腿的病，他完全可以馳騁在體育競技場上。我大概是鐵生在舊院子裡接待的最後一名遠道的客人，他已經收拾好東西準備搬新家了。鐵生搬家後，我去看過他，至今我還欠他三幅圖片。他對我說：我一直想要三個人的圖片，一幅是美國田徑明星卡爾·劉易斯奔跑衝刺的圖片，一幅是卡拉揚指揮的圖片，還有愛因斯坦。
呂澎和他的藝術家朋友們
呂澎的過人之處，在於他的勤奮和比計算機還快的腦子，再加上他的行動力。在他籌劃的首屆“廣州雙年展”期間，我與他奔走於祖國的大江南北，去見各路英雄。從“廣州雙年展”起，中國當代藝術踉踉蹌蹌地走上了西方那條既學術又商業的道路。呂澎對我來說，是要記住他一輩子的，是他把我“拖下水”，開始了我幾年來的漂泊生涯。用他的話說，“是在有效的運動中不斷尋找機會”，才有了我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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