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年代 先锋
上世纪80年代，社会的土壤培育出一批先锋的文艺工作者，改革开放的环境让年轻人看到了曙光，他们开始为理想而奋斗，为责任而拼搏，他们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也成为了那个年代最受人瞩目的先行者。
我的文化启蒙年代 李媚
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国内的摄影杂志迎来了一个爆发的时期，而最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摄影》作为国内先锋影像类杂志也影响了一代摄影人。
李媚
曾任《中国国家地理》艺术总监，雅昌摄影网顾问，鲁迅美术学院客座教授
著名摄影活动家、批评家、策展人
在1949年以后，国内文化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而伴随着1979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文化思想也正式迎来了启蒙的年代，这种启蒙最先影响的便是文化工作者，在摄影评论家李媚眼中，它是中国当代历史中最迷人的时期。她从封闭中走出，伴随着西方哲学、文化理论的大量引进，她开始创办《现代摄影》杂志。我们的采访便是围绕着这本对中国摄影艺术影响深远的杂志而进行的。
文化思想的启蒙年代
上世纪在80年代之前，国内是没有民间刊物的，摄影成为了政治宣传的工具，成为了政治宣传的工具，《现代摄影》的创办，便是要改变这一现状，做一本先锋的、与摄影艺术相关的刊物。而对于整个80年代而言，作为媒体人是没有选择的年代，在社会文化思潮中，这本杂志同样没有选择，它必然是一本小众的刊物，一方面希望通过摄影杂志来推动中国摄影生态，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把它当做一扇窗子，将西方当代的影像介绍到国内来。
《现代摄影》杂志
媒体的最后一代 理想主义者
每当有人与我谈到对上世纪80年代的看法，会有两个词避不开：“理想、浪漫”，在我看来，80年代是一个具有理想的时代，它在我眼中并不浪漫，反而更多的是挣扎与困苦，大部分人都苦于没有出路，但是困苦并不是一件特别坏的事情，苦难是成长的必要条件，而今天面临的精神深处的困苦是说不出来的，甚至会使人麻木，那个时候的苦是更多是显像的。我们当时做《现代摄影》完全没有一个发行和所谓的经营体系。我们不认为办一本杂志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最后《现代摄影》消失和我们没有成功的经营模式有直接关系。记得当时，我在香港见到一个资深的媒体人，他带我到大厦里面看了30多本杂志，有《阁楼》、有《马经》等等。他问我为什么办《现代摄影》， 为什么?我说为理想啊!他就笑了，他说理想，理想是什么?我告诉你，如果没有客户需要，你这本杂志早晚是要关门的，但是当时我很不屑，我说你根本不了解中国内地，完全可以凭着文化理想办一本杂志，理想就是一切。在这种单纯的理想后面支持的真的是激情，尽管这种激情现在看来非常可笑，但是我非常珍惜它。
八零年代记忆
Q：你怎么看待《现代摄影》在80年代的地位？
A：《现代摄影》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中都很孤独，一方面因为它的先锋性，所以它和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这使得《现代摄影》成为了一本先锋小众读物，所以在80年代它面临着批判。另一方面，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受到老的、保守的观念排挤，所以可以说它是在夹缝中生存的，但又如石头缝里的草，非常具有生命力，所以它的影响主要在艺术圈中，很多美术学院的老师、学生、艺术家都在看这本杂志，现在当红的艺术家谷文达、刘铮、荣荣等一批艺术家都受到了现代摄影的影像，可以说它的影响是在深层的，是在艺术创作和理论层面的，它并不是迎合大众口味的。
Q：《现代摄影》的停刊主要原因在于什么？
A: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意识到《现代摄影》在国内是没有土壤和生存环境的，也就是摄影师不具备创作思维，例如抽象表现的摄影、观念摄影，很多摄影师是看不懂的，所以我们想做一本与社会发生联系更大的图片杂志，《现代摄影》并不是停刊，而是改刊，改名叫做《焦点》，我们曾经策划了很多与社会问题相关的选题，第一期的选题便是失业问题，随后做了“文化大革命”30周年的专刊，粮食问题，环境问题，中国工会问题等等，可以说是通过摄影来对社会产生影响，这么做也是缘于我们那个时代年轻人的一种精神，担当社会责任、做一本刊物的社会责任。
我用镜头记录先锋 肖泉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艺术的先锋人物开始崛起，那些我们今天熟知的导演、音乐人、画家、作家开始了他们艺术道路上的探索，肖全用自己的视角记录了那个时代最清纯、带有激情的影子。
肖全
被誉为“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 2015年举办个展“我们这一代，历史的语境与肖像”
肖全以20余年前拍摄三毛成名，15年前出版的摄影集《我们这一代》至今仍为人乐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艺术界风云一时的各色人物，如张艺谋、姜文、北岛、史铁生、王朔、崔健、窦唯等，其精神气韵都被他镜头精准捕捉，并展示了一个时代永恒的理想与温存。
在上世纪80年代，那些如今已经成为风云人物的艺术家们才刚刚起步，这些“代表”们当时并没有多大的名气，在肖全看来，他们其实也是普通人，只不过他们通过自身特有的技能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在各个艺术领域，他们用诗歌、电影、舞蹈、音乐来传达对生命和世界的理解。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王朔、王广义、张晓刚、陈凯歌、张艺谋、姜文、陈冲……这些今天听来鼎鼎有名的人物，都在肖全的镜头下展现过真实而又极富个性的一面，风华正茂的他们被肖全定格于黑白照片间。而他近日将自己的作品重新整理，在成都展出，再次掀起公众对上世纪80年代的回忆，我们也与他共同谈谈那些成长在80年代的“大腕”们。
从飞行员到摄影师
肖全本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摄影师。他从小喜欢画画，进入部队后，爱上了摄影。他每月不到10元的补贴，大部分用来买摄影资料，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法国有个叫布勒松的摄影家，用徕卡相机拍摄他熟悉的巴黎；一个叫卡什的加拿大人拍摄了二战时期自信坚定的丘吉尔……1983年，肖全的父亲给他寄了180元，他花了169块买了台海鸥205旁轴照相机，那时他意识到自己有了制造影像的‘权力’，也就特别爱用相机来说话。上世纪80年代，文艺青年肖全从空军退伍转业回到成都，进入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作，很快身边就有了何多苓、翟永明、钟鸣、柏桦这样一帮文艺圈朋友。 “大家平常喜欢一起玩儿，我在旁边给拍照片，根本没计划，也没目的。那时他们也还没名气，今天看来，其实就是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那个年代的相机还不多，大家也没现在忙，时间多，拍着好玩。”
诗歌的黄金时代
1986年，四川《星星诗刊》在成都评出了“中国十佳诗人”，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纷纷来到成都，肖全自然也被找来为大家拍照。“那天四川作协的大楼人潮涌动，会议室的门被严格把守，北岛在簇拥之下挤进会场，几个窗户全被人群挤满了，阵势完全不亚于今天年轻人追捧的娱乐明星。”肖全回忆说，“星星诗歌节”会场的火药味很浓，有四川诗人对北岛进行批判，认为北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北岛虽然脸色不佳，回答却非常坚定，“我认为诗人应该靠作品说话，我真正的好作品还在后面。”诗歌论争虽然激烈，但随后的节目表演也很精彩，诗人们陆续登台表演，围观的群众也越来越多。肖全还清晰地记得顾城非常不适应这样的场面，“他根本不管那些前来要签名的诗迷，直接就用胳膊肘左右开道，硬是从人群中挤了出去。”
“星星诗歌节”结束后，诗人们一道去成都望江公园玩，肖全给他们拍了很多照片。“北岛就像个小孩，跑几步就坐在草地上让我拍照。临走之前，顾城、北岛等诗人都领到了 100元“舞台演出费”。顾城非常高兴，他说成都人简直太好了，不如天天在这办诗歌节，卖门票，直到最后一名观众。
八零年代记忆
Q：你的拍摄中有没有受到拒绝？
A:我拍《我们这一代》，就想记录他们，给他们一个在那个年代真实的形象。刚开始也有些别扭的，比如王朔，根本不让我拍。那是他最火的时候，每天都要接受各种各样的电话采访。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我知道你是苏童、叶兆言的朋友，我也相信你拍得好，可我实在不愿拍照，何况咱俩又不认识，除非某次吃饭自然而然的认识，那样我接受。后来我给刘恒打电话，刘恒过了会儿和我说：“肖全，赶紧给王朔打电话，我跟他说好了。”后来我跟王朔说对不起啊。王朔说，嗨，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明天下去三点钟到我家来，告诉你怎么走。去他家后我请教了他一些出版方面的事情。
Q：你对拍摄者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A：我拍完一个人后，会去爱这个人，去袒护他，不愿意听人说这人不好。拍完他们我就似乎是把他们占为己有。《现代摄影》的李媚说我拍照片，恨不得跟每个人谈恋爱，拍谁就爱上谁了，谁要说巩俐不好，三毛不漂亮啊，我就特难受。
激情爆发与文化烙印 1980年代艺术家
上世纪80年代，正值青春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他们文艺道路上的起步，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摄影师肖全用镜头记录了这一时代的艺术家群像。
姜文的秘密工作室
北京三环路边，在一片家属楼里，有一处白墙红顶的小楼，我和李尔葳推门进去，一位穿着干净的小伙子打招呼说：“请等一会儿，大哥在忙”。我明白他说的“大哥”就是姜文。小伙子按“大哥”的吩咐带我们楼上楼下四处参观。我开始看那些贴在一楼两间房里的电影海报，这些海报和工作照片全部与姜文的历年拍过的戏有关：《红高粱》、《芙蓉镇》、以及他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看完这些，”大哥“的称呼就显得理所当然了。姜文停下了手中的活儿，首先看了我带去的一些《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剧照和一些我的肖像作品，在看过我的作品后，姜文说了一堆好听的话，他一看表，时间不早了，他说这几天，事儿挺多，过几天要去参加香港电影节，认真起来，知道这是在工作，而不是一般性的记者采访，可以瞎对付。
画坛当红夫妇
刘小东在这几年红的发紫，他是“新生代”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我为刘小东和喻红拍摄照片。很愉快。他们在镜头里非常吸引人，这是一对“艰难”的夫妻，据说他们正是在美国旅行时举办的婚礼，喻红对此婚姻坚定不移。后来他们主演了王小帅的黑白电影故事片《冬春的日子》，反响不俗。
刘小东与喻红 当代画家
姜文
何训田与朱哲琴 音乐家
我在拍摄他们的那个年代，他们是何等年轻，个个风华正茂。其实我又何必去执着那个相呢，青春怎么可以常驻，每个刹那间的生命都在改变。——肖全
崔健成名
有一年中秋节晚上，在成都，诗人万夏、画家田野一帮人带队，在郊外的一个发电厂里玩通宵，男男女女一群人，点着蜡烛跳舞，田野放了《一无所有》，说是崔健给他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过崔健这个名字。后来，崔健来成都做全国巡演，我拍了他演出的现场，他说很喜欢。一次，我和崔健、王晓京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我见一堵旧墙和TV的V字，正好奇妙地组合在一起，便请老崔下车来拍这张照片。
崔健 摇滚音乐家
窦唯
剧照摄影师
我曾担任张艺谋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剧照摄影师，我们打了一辆出租车回他家，出租车在一片别墅区的花园，门口停住了，张艺谋叮嘱我，别透露他的这个秘密住处，他知道我有不少记者朋友。第二天一早我去做图片，张艺谋对我讲：肖全，你可要小心底片的保护，我的电影一般都是七十几个国家发行的，如果你把底片弄丢了，那些发行商没有剧照，全世界都要追杀你！一周后，我抱着两大箱底片回到工作室，张艺谋哼着小调和我做图片分类，他看着这几千幅图片说：瞧，刚开机那阵我还挺年轻，戏拍完了，我怎么老成这样了？说完又笑了，脸上出现一堆褶子。
职业摄影师的第一单
我在认识杨丽萍之前，看过有关她的很多介绍。我预感到有一天，她会站到我的镜头面前来。这是我十分特殊的一天，上午正是办完了辞职手续，下午就乘上了一架波音飞机直奔北京，当飞机离开地面腾空而起时，我告诉自己：新的战斗开始了。到北京天已经黑了，杨丽萍来机场接我。她跟我握手，这是我握住的一只极其异样的手，她的舞蹈，她最著名的孔雀的标志，就是这只手表演出来的。在车上，我们就开始做拍摄计划，这是我做职业摄影师的第一单活儿。
导演张艺谋在拍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现场看景
作家史铁生与妻子在雍和宫的老房子
穿着灰色羽绒服与黑白花点毛衣的诗人北岛在成都望江公园
艺术家张培力（前）、管策（左）、耿建翌（后）与策展人吕澎（右）
舞蹈家杨丽萍与陈亚在民族歌舞团排练《两棵树》
好在20年前我为他们，也为自己留下了光荣的影像。此时此刻，我们大多数人正在自然而骄傲地老去…… ——肖全
诗人的时代
四川《星星诗刊》在成都评选出中国十佳诗人，北岛来了，他被一群人簇拥着挤进会场去，墙角那边是一些四川诗人，有的长胡子，有的穿着军大衣，我叫不上他们的名。正是这群人，开始了对北岛的批判和进攻：我们认为北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穿着一件灰色羽绒服，透着黑色花点毛衣，身高一米八的北岛终于坐不住了，他面色不佳，然而他的回答却是寸土不让：我从不认为我能代表一个时代。我认为诗人应该靠作品说话，而不是靠什么“主义”，我想我真正的好作品还在后面。
一生的遗憾
史铁生的家在雍和宫边的一个小院子里。他的父亲为我拉开了一扇发出声响的小木门，光着背的史铁生，乐哈哈地坐在轮椅上向我们打招呼，他身体很壮，要不是双腿的病，他完全可以驰骋在体育竞技场上。我大概是铁生在旧院子里接待的最后一名远道的客人，他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搬新家了。铁生搬家后，我去看过他，至今我还欠他三幅图片。他对我说：我一直想要三个人的图片，一幅是美国田径明星卡尔·刘易斯奔跑冲刺的图片，一幅是卡拉扬指挥的图片，还有爱因斯坦。
吕澎和他的艺术家朋友们
吕澎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勤奋和比计算机还快的脑子，再加上他的行动力。在他筹划的首届“广州双年展”期间，我与他奔走于祖国的大江南北，去见各路英雄。从“广州双年展”起，中国当代艺术踉踉跄跄地走上了西方那条既学术又商业的道路。吕澎对我来说，是要记住他一辈子的，是他把我“拖下水”，开始了我几年来的漂泊生涯。用他的话说，“是在有效的运动中不断寻找机会”，才有了我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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