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事情又回到了我們談話的起點，佛教究竟憑什麼在中國形成這麼大的氣候，最後還融入了中國文化？
對於這個問題，我己經寫過一篇文章，幾家權威的佛學刊物都轉載了，你們也許已經看到。我找了四個答案：
第一，別的學說雖然也會涉及人生，卻不會集中地關注人生，只有佛教，全部聚焦於人的生、老、病、死，研討如何擺脫人生苦難，表面上看起來，世間大事是朝廷社稷、征戰勝敗、門庭榮辱。但佛教堅定地認為，那些都不重要。結果，反把最高貴的人和最低微的人拉到了一起。
第二，佛教經典很多，教義很深，但基本立論卻乾淨利落，鞭辟入裡，不像其他學說那樣繞來繞去說不透徹，例如，佛教斷言人生是苦，苦因是欲，滅苦之途是建立“無我”“無常”的覺悟……這種痛快勁頭，讓大家覺得醍醐灌頂。
第三，佛教因戒律明確，為人們顯示了參與規則。乍一看，戒律是一種阻擋，其實就像欄杆、籬笆、圍牆，反而證明它切實存在，可以進入。相比之下，要成為儒家的“君子”卻只能意會，好像沒有障礙，但難於步履清晰地拾級而上。
第四，佛教有一個嚴整而可以辨識的弘法團隊，他們有序、集中、大體統一、代不絕人，成了佛教教義的人格示範。
以上這四點未必準確，卻來自我自己的切身體驗。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出生在浙東農村，那時一片兵荒馬亂，盜匪橫行，走再遠的路也找不到一個識字的人。因此，也絲毫不存在現在不少文化人幻想的那種人人都懂得《論語》和《三字經》的景象。唯一的文化纜索，就是小廟、袈裟和天天唸經的婦女。她們讀不懂佛經，但從僧侶們的行為中知道了一些基本佛理和戒律，由此覺得有了依靠和指望。而她們作為當家人，又強有力地影響著一個個村莊。我的這個記憶，被很多來自不同地域的長輩和同齡人所印證。例如前幾年我在臺灣佛光山與星雲大師舉辦公開對話會，我的童年印象與他的童年印象驚人相似，而我們的家鄉並不在同一個省份。這些不謀而合的記憶，大體可以說明佛教在遼闊土地上的超常生命力。
餘秋雨與星雲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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