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事情又回到了我们谈话的起点，佛教究竟凭什么在中国形成这么大的气候，最后还融入了中国文化？
对于这个问题，我己经写过一篇文章，几家权威的佛学刊物都转载了，你们也许已经看到。我找了四个答案：
第一，别的学说虽然也会涉及人生，却不会集中地关注人生，只有佛教，全部聚焦于人的生、老、病、死，研讨如何摆脱人生苦难，表面上看起来，世间大事是朝廷社稷、征战胜败、门庭荣辱。但佛教坚定地认为，那些都不重要。结果，反把最高贵的人和最低微的人拉到了一起。
第二，佛教经典很多，教义很深，但基本立论却干净利落，鞭辟入里，不像其他学说那样绕来绕去说不透彻，例如，佛教断言人生是苦，苦因是欲，灭苦之途是建立“无我”“无常”的觉悟……这种痛快劲头，让大家觉得醍醐灌顶。
第三，佛教因戒律明确，为人们显示了参与规则。乍一看，戒律是一种阻挡，其实就像栏杆、篱笆、围墙，反而证明它切实存在，可以进入。相比之下，要成为儒家的“君子”却只能意会，好像没有障碍，但难于步履清晰地拾级而上。
第四，佛教有一个严整而可以辨识的弘法团队，他们有序、集中、大体统一、代不绝人，成了佛教教义的人格示范。
以上这四点未必准确，却来自我自己的切身体验。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出生在浙东农村，那时一片兵荒马乱，盗匪横行，走再远的路也找不到一个识字的人。因此，也丝毫不存在现在不少文化人幻想的那种人人都懂得《论语》和《三字经》的景象。唯一的文化缆索，就是小庙、袈裟和天天念经的妇女。她们读不懂佛经，但从僧侣们的行为中知道了一些基本佛理和戒律，由此觉得有了依靠和指望。而她们作为当家人，又强有力地影响着一个个村庄。我的这个记忆，被很多来自不同地域的长辈和同龄人所印证。例如前几年我在台湾佛光山与星云大师举办公开对话会，我的童年印象与他的童年印象惊人相似，而我们的家乡并不在同一个省份。这些不谋而合的记忆，大体可以说明佛教在辽阔土地上的超常生命力。
余秋雨与星云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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