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孫中山先生提出在上海創辦證券交易所開始，蔣就奉命與戴季陶、張靜江等人共同參與籌備交易所的計劃。說起來，這也是蔣先生仕途不順，受到內部勢力排擠的一段歲月。於是，他只能悶悶不樂地回到上海，和其他同志一起，開始了證券從業生涯。
為股票投機操盡心思
關於蔣先生在上海做證券投機買賣的這段往事，最早將其大肆宣傳的是多年前出版的一本章回小說——《金陵春夢》。在這本以蔣先生為主人公的小說裡，第十三回的篇目叫做“寄人籬下飽受排擠，證券交易大搶帽子”，著重講述了蔣在上海從事證券交易的故事。
其中有一段內容寫道：“打仗既不行，蔣浩然有歸志，回到上海以後，索性棄軍從商。聽說上海證券交易所經紀人這門行當，非常吃香，便正式參加進去，報行情、寫行情，權充第三十二號經紀。”
隨後，又寫說：
“他在交易所這些有錢的朋友中間，尤其是在年齡較大的富豪面前，完全是以一個夥計的姿態出現，見風駛舵，鑑貌辨色，甚至有一點清幫門中徒弟伺候老頭子的格式。……直到民國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蔣連年大搶帽子，除了嫖賭所費，居然還剩了幾個錢。同時他長袖善舞，擅出主意，在交易所已經頗有地位了。”
這些段落的描寫把當年的蔣先生儼然刻畫成了一個善於察言觀色的勢利之徒與庸俗之輩。這不禁讓人想追問，在真實的歷史中，蔣先生在上海從事證券投資的生涯，果然是如此不堪嗎？
值得一提的是，這本小說的作者署名唐人，本名嚴慶澍。他寫作此書，絕對不是因為對於蔣的個人生活有特別的興趣和偏愛。事實上，嚴慶澍是一位民國時代的左派報人，1949年之後大陸政權更迭，身在香港的嚴慶澍接到上級指示，要他創作一部關於蔣生平的作品，以人民公敵的形象進行突出展現。可想而知，當中的不少內容和細節都存在“戲說”之處。
相對真實的倒是“金陵春夢”幾個字。雖然小說內容有不少屬於文學創作加工的內容，但是“春夢”卻是比較符合歷史真實情況的描述。
國民黨的重要人物陳果夫在他的回憶錄裡確實用了“春夢”二字來評價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投機往事：“從開始到交易所失敗為止，大約做了數萬萬元的交易，佣金總收入在二十餘萬元。可惜到了第三年，交易所風潮一起，所有的盈餘全都倒了，幾乎連本錢都賠蝕進去，好比一場春夢”。
在這場金錢“春夢”之中，蔣先生無疑是做夢做得最美的人之一。通常在人們的印象當中，蔣是戎馬出身，對於金融應該是一竅不通，但實際上，蔣在早年求學之時就半通不通地閱讀過不少經濟類的翻譯作品，甚至包括《資本論》等著作，對於經濟問題有些一知半解的知識。對金融投資的關注，其實一直伴隨著他的早年歲月。
在上海的日子裡，為了學習金融交易事宜，蔣每天拿著金融方面的書報資料來讀，研究怎樣在股票證券交易中獲得利潤。哪些是績優股？哪些是劣質股？如何對股價和證券的走勢做出判斷？所有這些問題都十分複雜而現實，也是他急需弄清楚的業務問題。
上海證券交易所剛剛成立，蔣便在上海與他多年來的老朋友陳果夫等人商量籌建茂新公司的事宜。根據陳果夫回憶錄的記載，當時“總理命令本黨同志在上海籌設證券交易所。蔣生把這件事告知了我，並且要我研究這問題”。這段時間，蔣先生時常親自參與商討，以至於“為組織茂新公司及買賣股票事，頗費苦思，終宵不能成寐”。
在茂新公司，蔣主要負責的部分是關於資金的部分，例如籌資與找客戶等事宜。公司的具體經營事宜仍然是依靠在金融方面更懂行的陳果夫來操持。
陳果夫在經商方面的確是行家裡手，通過蔣的關係聯繫到大客戶，資金由陳親自操盤。陳果夫操盤有道，拿客戶委託他炒期貨的錢買股票，又拿炒股盈利的錢投資於期貨。很快茂興號的經營開始有了起色，股本也開始增加，佣金收入至少都在三十萬元以上。
到1920年12月，蔣與友人商議，決定改組公司，並且與商人張靜江等人合作，成立恆泰號，以繼續從事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經紀事業。據記載，恆泰號的發起人股份一共有三十五股，蔣本人佔四股。按照千元一股計算，原本應該繳納四千元，不過，當時的蔣先生自己並沒有錢，這一筆資金由張靜江代為繳納，蔣則是分文未付。
蔣先生的投資水平堪憂
這位張靜江先生，也是民國時代的奇人一個。他出身於商人家庭，祖上在浙江省經營鹽業，家大業大。而鹽業自古以來都是國家專營，張家能得此經營權，在於他們善於與政府搞好關係，通力合作經營。
對善於與政客為伍的張靜江來說，經商幾乎成了副業，革命倒成為主業。中華民國成立後，孫中山任命張靜江為財政部長。蔣對於張靜江這位前輩也是十分的敬重。在成立上海證券交易所以及成立交易商號等等事情當中，張靜江也是負責策劃全局的重要人物。
張靜江可以說是蔣商業上的“導師”。不過，蔣從這位導師的身上學到了多少東西呢？至少從投資的結果來看，他在商業上學到的本領並不算多。
早年間，美國作家霍塞（Ernest O. Hauser）在《出賣上海灘》一書中評價蔣說：“蔣之所以能在上海取得成功，大概是他做股票經紀人比做軍人更適合”。這個評價其實並不公允。歷史上，蔣先生的投資水平，與他指揮作戰的水平比起來，只會低不會高。
蔣在上海的股票投資早期大部分是以虧錢為多。茂新號第一天開張就虧損一千七百多元，蔣委託別人代購的股票，也受到了較大的虧損。股票價格低時，沒能及時收購，等到價格走高才突然收購，結果只能是高買低賣，造成虧本。之後多虧陳果夫操持有道，才又盈利。
孫中山於1921年4月在廣州當選為非常大總統，隨後準備討伐桂系軍閥。因軍中急缺人手，孫中山遂多次以“軍情告急”催促蔣遷往廣州。蔣在上海的生意正是上升期，他很不情願地離開上海，到廣州不久，蔣就接到陳果夫從上海的緊急來函一封，提到他與張靜江之間爆發了矛盾。
陳果夫在信函中抱怨說，張靜江在進行證券交易時完全不理會自己的建議，而是獨來獨往，不聽勸阻。他在交易所裡大舉進行多頭交易，但是由於判斷錯誤造成了很大損失，壹佰貳拾萬元的保證金被沒收，隨即與陳果夫等人發生了激烈爭執。陳果夫在情急之下給蔣介石致以電函，希望他能及時回上海扭轉局面。蔣讀過信函，很是心憂。
陳果夫等人為何如此緊張證券交易的事業？這不僅是源於經濟上的考慮，更是在政治方面的擔憂。畢竟，在上海做股票買賣的構想，最早是由孫中山提出來為革命籌集經費的。
根據陳果夫的回憶錄，每天通過他們設立在上海的證券交易商號，有大量的利潤輸送給了革命組織，他自稱在兩年多的時間裡倒貼上萬元接濟革命同志。但實際上，這些錢究竟在私底下是怎麼分配的、進了哪些人的腰包，恐怕就難以詳細查考了。
在1921年以前，上海交易所的生意保持著良好的發展勢頭，蔣等人也在很短的時間內集中擴張生意，接連投資茂新、恆泰、利源、新豐、鼎新等等證券經紀事務所，準備趁著這個勢頭來大賺一票。
但好景不長，上海的證券交易在短暫的繁榮之後，很快就迎來了蕭條。蔣先生並不讓人放心的投資水平，讓他在錯誤的時間選擇了擴大證券經紀號的經營。畢竟，當時的中國仍然是處於軍閥割據、四分五裂的情形之下。在這個並不安穩的市場環境之下，金融投機行業的大起大落、財聚才散，也就是必然的現象了。
在1920年代初，作為證券從業者的蔣中正，經常在他的日記裡記述上海的商人如何狡猾，證券行業內幕多麼黑暗，這種深受厚黑學和社會潛規則毒害的商業文化，甚至令蔣他“見之疾首”，萌發了要“改造中國”的衝動。
無論蔣先生如怎樣在個人日記中抒發不滿的情感，他依然要面對現實生活中證券投機行業的起起落落。
投機不成，才去革命
當蔣先生參與投資了五家證券經紀人商號之後，兩個嚴峻的問題接踵而至。一是交易所的經營情況急轉直下，第二是廣東的軍閥陳炯明已經徹底和孫中山決裂。
從1921年到1922年，上海有大量的交易所倒閉歇業。蔣投資的交易商號也不能例外。1922年2月，上海證券交易所在買賣本所股票時，因資金不足而違約，不得不停止交易。這件事，隨即引發了巨大的恐慌。
蔣的商業盟友張靜江因此遭遇了危機。一貫主張交易多頭交易的張靜江在上海投資市場的衰退中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與其緊密合作的蔣先生當然也受到牽連，虧本甚巨。在1922年3月15日的日記當中，蔣頗為痛心地寫道：“今日接上海電，言交易所披靡，靜江失敗，餘之損失可觀，度已傾倒一空。”
風波一來，之前精誠團結的革命同志也為了錢而吵得不可開交，翻臉比翻書還快。
當眾人虧錢蝕本、爭吵不休的時候，交易所的日本合作方匯來一百萬元。這可真是一筆救命錢。大家都盯著這筆錢，各自打小算盤。蔣打聽到這個消息，連忙找到證交所的理事魏伯楨，要求和他合作，並且漫天要價，索要巨資二十萬元。魏伯楨當場果斷回絕。之後，蔣還未甘心，又委託魏的同學莊之盤前來說服。莊對魏曉以利害說，這位蔣先生背景深厚，與上海黑幫老大黃金榮是換過帖的兄弟，如果不與他合作，恐怕很難成功。魏伯楨考慮再三，只能同意。
交易所股東開會那天，按照商議，莊之盤僱傭一百個人冒充為股東，在交易所股東開會時到會場去質問交易所負責人關於交易所的資金和保證金的去向問題。虞洽卿見勢頭不對，心知其中有詐，於是宣佈當天會議延期。會議結束後，虞洽卿打聽到是蔣在背後搞小動作，於是也如法炮製，僱傭了一百人來到會場針鋒相對。局面僵持不下，雙方鬧得不可開交。
1922年6月15日，陳炯明發動兵變，蔣還沒有處理妥當上海的交易所事宜，又馬上準備要趕往廣東面見孫中山。臨行前他找到虞洽卿索要路費，卻被對方數落了一頓，說上海的交易所經營不當，蔣也難辭其咎。有求於人的蔣先生此時只能憋著一肚子氣聽完虞洽卿訓斥，在離開上海的當日前去領了路費，南下廣州，在孫中山避難於永豐艦侍護四十餘日。此舉深得孫中山的信任。
在8月脫險並返回上海以後，蔣的糟糕情緒依然沒有什麼改善。在其前妻陳潔如的回憶錄中，她回憶蔣返回滬之初的情形時寫道：“每天他擺出一副怒氣沖天的模樣，在我們的婚姻生活中，這還是他第一次完全無意於控馭他那脾氣。為了他好，我想必須設法減低他這樣強的仇恨心態，否則，恐怕他會變成精神病患”。
受打擊頗深的蔣先生自己也在這段時間的日記中也經常慨嘆：中國的商家，心計險惡，“市儈誠可誅哉”。交易所遺留的各項雜事，也在這段時期一直追著他不放，令其心情跌落谷底。
根據陳潔如的回憶，這段時期，蔣迫不得已全天候投入到證券行業之中。“每星期五天，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交易所大樓總是擠滿了急切的投資人。自一九二二年九月至一九二三年二月，介石就這樣將他的每日光陰，用在這種生意方面。 ”
上海交易所的善後事宜拖了很久，直到1923年3月才基本處理完畢。同年8月，蔣被孫中山任命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率領代表團訪蘇聯考察。從此，蔣先生完全投身於革命，不再過問上海證券交易的事務。
其後，國民黨人在上海創辦的交易商號相繼宣佈停業，蔣等人也紛紛南下至廣州，協助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可謂投機金融不成，才去投機革命。
昔日上海灘的證券投機客蔣先生，此刻已轉換角色，成為了威風八面的蔣校長。
古今中外，凡是政治上的奸雄人物，無不有多張面孔。以蔣先生為例，他在黨國官員面前是“總裁”、在上海黑幫頭子面前是“兄弟”、在黃埔軍校的學生面前是“校長”、在金融大鱷面前是“經紀人”……各種角色與身份切換自如，最後都成為了他為自己招攬權力的工具。一旦登上了更高的權力地位，蔣先生對於當初自己在上海那段並不算成功的證券從業往事，自然也就緘口不談了。
閱讀更多 左手的菸頭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