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編制、邊實施的“一五”計劃
1952年底、1953年初，陳雲根據蘇方的建議，組織中財委和剛成立的國家計委，對“一五”計劃進行了第三次編制。由於高崗剛到計委工作，陳雲繼續負責編制“一五”計劃的工作。那段時間，他每天都要工作十七、八個小時。當時，蘇聯援華團總顧問畢考爾金看見他面容憔悴，以為陳雲的身體不好，陳雲說：“身體還可以，就是睡覺太少，一天4個小時保證不了。”1953年3月，由於長期高負荷工作，陳雲病倒了，不得不暫時離開工作崗位到外地休養。高崗接手計劃工作後，幾乎每天上午都去北河沿辦公室，研究五年計劃項目的設立、廠礦選址、城市規劃、長期計劃的設想等問題。 第三次編制工作，主要是對之前的《五年計劃輪廓草案》進行修改、充實， 對五年基本建設投資在各部門的分配作出調整。由於當時蘇聯援助的項目沒有最終確定下來，仍然沒有能夠拿出一個完整的計劃草案。
“一五”計劃未定，而中央早在兩年前決定的1953年計劃實施期已到，所以第一年只能通過年度計劃來體現。國民經濟“一五”計劃這種邊編制、邊實施的狀況，是因為當時缺乏資料、缺乏經驗和缺乏人才的特殊歷史條件決定的。後來，有人把這種具有濃厚的探索色彩的編制過程，形象地稱為“五年計劃，計劃五年”。
1953年1月1日 胡喬木根據中央指示，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偉大任務》的社論，宣佈：我國經濟恢復時期已經勝利結束，今年將開始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是我國進入大規模建設的第一年。指出：“國家建設包括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文化建設，而以經濟建設為基礎。經濟建設的總任務就是要使中國由落後的農業國逐步變為強大的工業國。”
1953年1月14日，國家計委將1952年12月的工作情況和1953年第一季度的初步工作要點寫成報告，呈送給毛澤東。這份報告提出國家計劃委員會 1953年第一季度四個工作要點：（1）編制五年計劃綱要，並草擬五年計劃綱要的說明，在1月底前寫出送中央審改。（2）協同中財委彙總1953年的計劃，以便在2月底前呈送中央人民政府審核批准。（3）初步建立各局的工作機構，研究工作方法，總結編制計劃經驗，使計委全體幹部逐步學會計劃工作。（4） 全體機關幹部學習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及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資料中的一些重要文件。毛澤東在收到報告後的第二天就給高崗和鄧子恢做出批示：“我已看過，認為很好，可即照此進行工作。此件並已送各政治局同志閱看”。
1953年3月30日，李富春與蘇聯領導人會談中國五年計劃問題。他讓隨中國代表團訪蘇的宋劭文回國，帶回李富春的信、中國代表團與蘇共領導人的談話記錄、五年計劃的項目協議草案及斯大林等人對五年計劃草案框架的意見等文件，向高崗彙報。高崗認為事關重大，決定立即召開計委全體委員會議，要求計委的有關局長都參加，聽取宋劭文等人的彙報。據高崗的秘書趙家梁回憶，“當時計委在北河沿辦公，沒有會議室，最大的屋子也只有一間小教室那麼大。雖有一個小禮堂，卻破舊不堪，四面透風，不能使用。想來想去，想到高崗剛剛搬進去的住所——東交民巷八號院。這裡原來是法國大使館，有一座尚未住人的大樓，一層有個可容納數百人的大廳，原是法國大使舉辦宴會、舞會用的，現在正好可派作此次會議之用。”這是計委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計委的局長、副局長列席會議。宋劭文匯報後，大家接著討論，氣氛十分熱烈。朱德雖然不是計委委員，但非常關心計劃工作，那天也拄著手杖來參加會。會議從上午九點一直開到下午四點多鐘才結束，中午沒有休息，服務人員從北京飯店買了一些燒餅給大家充飢。”[1]
東交民巷8號院
宋劭文回國期間，周總理有一天約他晚10點到總理辦公室彙報。宋紹文到總理辦公室時，總理正忙於處理公務，一時抽不出身來，宋劭文就等在外面，與總理辦公室的李琦、劉昂、馬列、許明等人漫談，一直到午夜12點，總理辦完手上的急事，才叫他進去彙報。為了使總理對情況瞭解得更清晰，宋劭文把他們繪製的七八幅我國“一五”計劃受援項目進度曲線圖表交給總理，從圖表可以一目瞭然地看清對建設項目的廠址選擇、投資規模、開工日期、施工進度、交付日期、生產力等參數, 總理看了以後很高興。宋劭文在彙報時還講到請蘇聯專家給中國政府代表團講課的一些情況，總理對蘇聯專家講的“總產值的增長速度，要大於職工人數的增長速度，這樣才能保證國家的積累；技術人員的增加速度，要大於工人的增加速度，這樣才能保證技術水平的提高”這兩個觀點很讚賞，認為應該用來指導我們今後的經濟工作，他讓宋劭文把這些觀點重複了兩遍。宋還向總理彙報了蘇聯計委管綜合的同志說過的關於“平衡法是編制計劃的基本方法，要從需要算起，充分考慮可能，經過平衡，使計劃建築在可靠的基礎之上。”宋劭文說，總理對這句話也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3年6月，李富春回國後向中央提交了《在蘇聯商談我國五年計劃的方針任務的意見》。為了提高計劃的適度性和可行性，國家計劃委員會根據中央的要求，參照蘇聯的建議，開始對“一五”計劃進行第四次編制。這次編制，對年初的計劃草案作了較大的調整，主要是把工業年平均增長速度由原來設定的20%下降到14%-15%，並提出加快發展農業和交通運輸業。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這一次編制工作仍不能令人滿意，黨中央和毛主席都非常著急。
1953年9月，李富春就與蘇聯商談工業建設、編制五年計劃大綱等問題給毛澤東、周恩來的報告。
1953年9月18日，任命李富春為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的通知書
1954年初，毛澤東要求重新編制“一五”計劃，他要求從2月15日開始，一個月內拿出初稿，然後由陳雲定稿。當時，國家計委感到時間太緊，向主席請求延長一些時間，毛澤東只多給了5天，要求3月20日必須拿出初稿。為了儘快拿出一個切實可行的“一五”計劃，黨中央決定成立由陳雲、高崗、李富春、鄧小平、鄧子恢、習仲勳、賈拓夫、陳伯達組成的八人小組，陳雲同志任組長，開始了“一五”計劃的第五次編制。
陳雲接到指示後，於２月19日召集中央財經、 文教各部部長開會，佈置編制“一五”計劃的工作。會上，陳雲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指出“編制‘一五’計劃的工作不能再拖了。毛澤東規定的時間非常緊，但現在編制‘一五’計劃有很多有利條件。首先，蘇聯援助我們的項目已經定下來了，項目是141個，設計和設備安裝的時間也大致排好了，這就使我們更有把握了。其次，朝鮮戰爭已經停下來了，軍費和意外的支出都減少了。第三，總路線已經宣佈，而且經過廣泛宣傳已深入人心。第四，我們已經有了幾次編制計劃的經驗。因此，短時間內完成這一任務是有可能的。”[2]
會後，各部和計委根據陳雲的指示，迅速展開工作，並按預定時間向陳雲提供了所需的材料。陳雲收到這些材料後，自己又組織了一個由他和張璽、梅行、周太和、邱純甫五人組成的小組。張璽是計委副主任，周太和和邱純甫是陳雲的秘書，梅行是計委有名的筆桿子，後調中央工作，周恩來、陳雲、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報告、講話及署名文章，好多都出自他的手。他們幾個人夜以繼日，15天內開 了14次會，對這些材料進行歸納、整理。據張璽回憶，那段時間，陳雲同志每週到計委聽取兩、三次彙報，他身體不好，有時只好躺在墊著棉被的藤椅上認真聽。他強調，我們剛開始搞計劃經濟，編制的是頭一個五年計劃，應該特別注意計劃的可靠性。
４月初，第五次編制的五年計劃綱要初稿終於完成，並於４月15日印好後送到了毛澤東手上。6月30日，陳雲就編制“一五”計劃的有關問題向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了彙報。國家計委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初稿)》正式出臺。8月，在陳雲、李富春主持下，八人小組又接連舉行了17次會議，對“一五”計劃初稿逐章逐節進行討論修改。張璽組織具體工作班子，隨同到了北戴河。經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綜合平衡，最後將工農業生產原定平均每年遞增速度分別調整為14.7%和4.3%。
於永平同志曾先後給王光偉、宋平兩位領導當過秘書，據他回憶，當年周總理及國務院其他領導經常向計委提出交辦事項，計委接到任務後，從委領導到有關業務司局、處室馬上忙活起來，力求做到完成任務不過夜。那時計算數據，是用老式的算盤、計算尺和手搖計算機，方案稍有變動，上千個數據都得相應變動，編制計劃工作之苦是不言而喻的。於永平同志說，編制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期間，在走廊裡就能聽到各辦公室傳出來的噼裡啪啦的打算盤聲，當時加減乘除全靠手工操作。計委辦公樓建成後，辦公室每天晚上都是燈火通明，因此被人戲稱是“水晶宮”。 王光偉的女兒王裕群回憶父親在計委工作時說：“那時國家計委加班加點是家常便飯， 我父親總是匆匆回家吃口晚飯便又趕回機關，工作直到深夜方歸。”[3]
1954年6月30日，陳雲以“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幾點說明”為題，向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了彙報。彙報的主要問題是：按比例發展問題； 財政收支方案；保持購買力與商品供應之間的平衡等。
同年10月，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在廣州用了一個月時間共同審核“一五”計劃草案。11月，由陳雲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用了11天仔細討論“一五”計劃的方針任務、發展速度、投資規模、工農業關係、建設重點和地區佈局等[4]。這期間，李富春患了急性皮炎，皮膚紅腫，痛癢難忍，中央要他住院治療，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再三勸他住院，但都被他謝絕了，他以頑強的毅力一直堅持工作[5]。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張璽的秘書朱鎔基在2000年紀念李富春誕辰100週年時說：“我始終把富春同志看作我的前輩、我的師長和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是湖南人，而且是長沙人，和富春同志一個地方，富春同志講話有口音啊，我相信在座的，在辦公室聽講的，只有我一個人百分之一百地把富春同志的話聽懂，我拼命埋頭苦記，希望把他每一個字都能記錄下來。”[6]
1954年12月31日，李富春寫給毛澤東的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問題的信
1955年1月6日至29日，國家計委召開計劃會議，首先由李富春作報告，他要求這次會議要進一步摸清情況，要把各地方的五年計劃納入全國計劃的組成部分，儘可能對各種經濟成分的各個方面作出安排。李富春承認計劃草案仍存在不全不透的缺點，他指出，幹部中存在重工業輕農業、重國營輕私營、重中央輕地方、重投資輕項目的思想傾向。這就是毛澤東批評的不全不透，助長我們的盲目性。所以，我們一定要有全局觀點，要照顧全局。
計劃會議成立了以李富春為首的會議領導小組，把各口、各辦、各部、各地參加的人員，分成工業、農業等五個組進行討論。以計委綜合局為主成立了一個綜合組，負責綜合各組意見。李富春說，社會主義工業是一個艱鉅、複雜的任務，要很好地把投資、技術、資源、動力、交通等條件結合起來，加以綜合平衡，要把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社會主義改造工作在五年計劃中安排好，要穩步進行；要按比例發展國民經濟各個方面的計劃，儘可能做到全面安排，使國民經濟在各個方面、各個地區都大致各得其所。
這次計劃會議是在百萬莊的幾幢宿舍樓和三里河計委宿舍區邊上的那些工棚草房裡召開的。雖然會議開了二十多天，而且還是在陽曆新年之後、舊曆年底之前，但開得很簡樸，即沒有宴請會餐也沒有文娛晚會，大家都認為，這樣勤儉簡樸的好風氣應該大力提倡。[7]
“一五”計劃定案之後，經1955年3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討論同意，於1955年7月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通過。
1955年國家計委幹部與蘇聯專家在辦公樓前合影（前排：左一王光偉、左四宋平、右二吳俊揚；第二排：左二高雲屏、左四陳先、右一高鳳岐、右二劉明夫 ）
新中國實施五年計劃的舉動也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當時《倫敦工人日報》評論說，“（第一個五年計劃）不僅對於中國是一件具有不可估計的重大意義的事情，並且對於全人類也是一件具有不可估計的重大意義的事情，因為新中國是一支和平力量。”[8]
1955年3月，陳雲對“一五”計劃的報告的部分修改稿
全國公開發行的“一五”計劃
“一五”計劃的基本任務
“一五”計劃的基本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通過蘇聯援建的156個項目，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初步基礎；保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蘇聯援建的156個項目，先後分三批簽定協議：第一批是1950年簽約援助我國的50個項目；第二批經過8個月的艱苦努力，於1953年5月15日簽訂了《關於蘇聯援助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協定》，根據協定，1953年至1959年，蘇聯將援助我國建設與改建91個工業項目；第三批是1954年10月，蘇聯政府接受我國政府的請求，又追加援助15個項目。這樣三批加在一起，蘇聯總共援助我國156個重點項目。其中包括：7個大型鋼鐵聯合廠、14個有色金屬冶煉加工廠、32個機器製造廠、18個動力及電力機器設備製造廠、26個國防工廠、27個煤井和洗煤廠、24個電站、1個煉油廠、3個製藥廠、1個造紙廠及其他。1955年3月又簽訂了新的協議，增加了新項目，經過對項目的增減拆並，蘇聯援建的項目總共為166個，但習慣上仍為“156個項目”[9]。
“一五”計劃規定，五年內國家用於經濟和文化建設的投資總額達766億元，摺合黃金7億多兩。這在我國曆史上是空前的。用於工業基本建設的投資，佔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58.2%，其中又將88.8％用於重工業建設。[10]
關於156個項目選址，當時已經年過花甲的李富春率領各有關部長、專家，奔走於荒原曠野，實地勘察，像蘭州的西固區、洛陽澗河以西的工業區選址等，都是他親自領導選定的。他認為，“選擇新建企業的廠址，不僅要考慮到國防安全，而且要考慮到是否經濟；不僅要考慮到工業的佈局，而且要考慮到每個企業本身所要求的各種具體條件（資源、人口、交通、土壤、水文、氣象、地形、衛生、供水、排水、地震等）；不僅要考慮到本廠的生產情況，而且要考慮到與其他工廠的協作和配合；不僅要考慮到工廠的今天，而且要考慮到明天的發展遠景等等。總之，廠址選擇問題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必須審慎對待”[11]。於永平說，“一五”期間，重工業建設項目比較多，在安排項目佈局問題上，國家計委都考慮要與輕工、紡織行業項目相對應，如果重工業項目太集中，很多男勞動力找不到對象、結不了婚，就是一個社會不穩定的因素。
1955年，赫魯曉夫（右四）率蘇聯政府代表團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訪華期間，中蘇雙方簽署了有關經濟援助的協議。
實際上，“一五”計劃是沿著兩條主線展開的：一條是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一條是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社會主義“三大改造”。這一基本結構被形象地稱為“一體兩翼”。
“一五”計劃的實施
“一五”計劃實施取得了重大成就。到1957年底，一五”計劃以蘇聯援建的156個項目為中心、施工建設限額以上921個工礦項目，全部投入生產的有428個，部分投入生產的有109個。其它的各項指標也都大幅度地超額完成了。原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鄒家華說：“五十年代，我們在經濟基礎十分薄弱的情況下，集中力量，以‘156’項為骨幹，在冶金、機電、國防軍工和水利等方面進行了大規模的重點建設。這些重點項目的建成投產，不僅奠定了新中國工業化的初步基礎，而且為以後進行大規模的建設和企業管理培養了幹部，積累了經驗。”[12]這五年新增固定資產相當於1952年全國固定資產的1.9倍。1957年與1952年相比，工業總產值增長128.3%，年均增長18％；農業總產值增長25%，年均增長4.5%。1957年，鋼產量535萬噸，原煤產量1.3億噸，發電量193.4億度，分別比1952年增長296%、96%和166%，分別為建國前最高年產量的5.8倍、2.1倍和3.2倍。[13]
“一五”期間工業生產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了舊中國的一百年。與世界其他國家在工業起飛階段的增長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美國學者費正清在其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認為，“從經濟增長數字看，‘一五’計劃相當成功。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為8.9%（按不變價格計算），農業產出和工業產出每年分別以3.8%和18.7%的速度遞增。由於人口年增長率為2.4%，而人均產出率為6.5%，這就意味著每隔11年國民收入就可以翻一番。與20世紀前半葉中國經濟的增長格局相比——當時產出增長僅和人口增長相當（二者年增長率均為1%左右）——第一個五年計劃具有決定性的加速作用。就是同50年代大多數新獨立的、人均年增長率為2.9%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經驗也是成功的。例如印度，也是大陸型的農業經濟國，最初的經濟狀況和中國相似，但它在50年代的人均產出增長率還不到2%”。
不過，“一五”計劃期間也發生一些小的曲折。薛暮橋回憶，“由於1950年到1952年工農業生產迅速恢復和發展，曾經出現過‘左’的苗頭。1953年的年度計劃就有些冒進，把前兩年的財政結餘30億元用於經濟建設。其實財政部存在銀行的30億元早已由銀行貸給商業部門了。為著保證市場供應，國營商業必須掌握大量的貨源（1952年國營商業已佔全國批發總額的60%以上），用大量的銀行貸款來收購工農業產品。動用了這30元，就迫使國營商業部門‘瀉肚子’，把存貨賣給私商，因而使國營商業在市場上的領導地位一度發生動搖，市場物價發生波動。1953年夏政務院召開了長達 一個月的財政經濟會議。陳雲同志於9月14日指出當時經濟工作中的一些錯誤，接著採取‘增產節約’的措施來克服困難。”[14]
1956年，國家計委副主任張璽在總結“一五”計劃工作的主要經驗時認為，解決農業問題是推動第一個五年計劃超額完成的關鍵；全面規劃和綜合平衡是計劃經濟的基礎。為了宣傳“一五”計劃，委領導們還親自動筆，用老百姓讀得懂的語言，寫成普及性的通俗讀本。例如，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楊英傑、王光偉兩人合寫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任務和規模》、國家計委委員劉明夫寫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商業》、宋養初寫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冶金工業》等。特別是，喜歡文學的國家計委委員孫泱還撰寫了《我國五年計劃的故事》，他在書中採取了故事題材，通過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生動事例，以生動的語言生動地介紹了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主要內容，展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宏偉規模和發展遠景。
孫泱撰寫的《我國五年計劃的故事》封面
“一五”計劃期間完成的部分國家重點建設項目
青藏公路（1954年2月25日通車）
川藏公路（1954年12月25日通車）
寶成鐵路（1956年7月12日全線接軌）
南昌飛機制造廠（1951年動工）
瀋陽飛機制造廠（1951年動工）
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1956年7月13日建成）
鞍山鋼鐵公司（1953年11月大型軋鋼廠、無縫鋼管廠、七號鐵爐路竣工）
武漢長江大橋（1957年9月5日建成）
玉門油礦（1957年10月基本建成）
參考文獻
[1] 參閱：趙家梁、張曉齊《半截墓碑下的往事》，大風出版社，2008年版，第84-85頁。
[2]參閱：餘瑋著《傳奇陳雲》，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4-205 頁。
[3]參閱：王裕群《父親的職業生涯》，（未刊稿）。
[4]參閱：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中央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 288-289頁。
[5]參閱：房維中等主編《李富春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52頁。
[6]中國在線：朱鎔基在紀念李富春、蔡暢100週年誕辰座談會上的講話 。
[7]參閱：趙家梁《我的自述》（未刊稿），第252-256頁。
[8]參閱：謝素芳《中國道路是怎樣走出來的》，摘自中國人大網，2013年3月4日。
[9]參閱：房維中等主編《李富春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57頁。
[10]參閱：林兆木《“一五”計劃至“十二五”規劃的歷史回顧》。
[11]段君毅、呂東、袁寶華：《他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緬懷李富春同志》，1985年6月2日人民日報 。
[12]參閱：鄒家華“同心協力，艱苦奮鬥，進一步搞好國家重點建設”《宏觀經濟研究》1990年第5期。
[13]林兆木：《“一五”計劃至 “十二五”規劃的歷史回顧》。
[14] 薛暮橋：《運籌帷幄之中 決勝千里之外》，摘自《薛暮橋文集》第10卷，第200頁。
（作者: 曹文煉、張力煒，原載《中國產經》2018年第三期，此次刊登有個別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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