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又有新動態了。
前段時間，沸沸揚揚的個稅與社保新政，讓不少企業主和HR們都焦頭爛額。社保改革就像硬幣的兩面：一面是徵管改革引發的企業對成本上升的擔憂；另一面則是減緩社保缺口逐漸擴大的趨勢。如何平衡這兩面誘發的一系列問題？
除了企業，不少員工也開心不起來。很多人表示，個稅雖然下降，但隨著社保改革，到手收入其實減少了，真的是這樣麼？社保收費究竟怎麼收？
01 社保入稅衝擊波
8月末，個人所得稅法第7次修訂塵埃落定後，關於“個人到手收入變化”的討論成為輿論關注焦點。同時，7月就已頒佈的《國稅地稅徵管體制改革方案》（以下簡稱《改革方案》）也被重提。
在社保徵管體制和個稅修正案通過的當下，有關“個人稅負不減反增”的聲音漸長。不久，江蘇、湖北等地陸續爆出向企業追繳社保的消息則迅速點燃了市場的不安情緒。
根據《改革方案》，從2019 年1月1日起，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工傷保險費、生育保險費等各項社會保險費將交由稅務部門統一徵收，用人單位合計需繳納的社會保險費比例為26.1％~33.4％。這意味著社保徵收力度將趨嚴，從前漏繳、少繳（例如以最低工資為繳費基數）的方法或將難以為繼。
眼下，各地方稅務部門已著手開展徵管職責劃轉交接工作，加之多地追徵社保的行動展開，“企業補繳壓力嚴重或致破產”“個人實際到手減少”“未來社保徵繳金額大幅上升”等言論被迅速炒熱，輿論矛頭對準了這一次社保劃轉稅務徵收的舉措。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楊良初告訴記者，社保劃轉稅務的決定由來已久，這也是稅制改革的一環。不可否認的是，從前沒有按實際全額工資繳納社保的企業和個人勢必面臨社保支出增加；但從長期來看，為中小企業減負和為中低收入群體增收的政策大方向仍然是確定的。
當下，社保徵管改革就像硬幣的兩面：一面是徵管改革引發的企業對成本上升的擔憂；另一面則是減緩社保缺口逐漸擴大的趨勢。如何平衡這兩面誘發的一系列問題，成為頂層設計者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02 對不同企業的影響程度不同
聽到社保徵管新政的消息後，佰仁思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長金磊計劃暫停為重要崗位儲備人才的慣例。眼下，由他帶領的佰仁思生物科技公司即將上市，考慮到可能增長的人力成本，金磊不得不重新衡量公司的用人制度。
“可以說，昌平沒有很多家企業是真正按實繳納社保費的。”金磊直言，像他們這樣從成立之初就以上市為目標而始終按實合規繳納社保的企業是極個別的，大多數以自營盈利為導向的企業都會通過非合同工、以基本工資為基數等方式“避保”，儘可能地壓縮企業的社保成本。
在削減社保支出的企業中，低報基數更像是老闆和員工的一種默契。金磊說，有可能是企業想壓低成本，也有可能是員工個人不願意交。大家對於多年之後才能拿到手的福利沒有安全感，更看重現期到手收入，寧願把“避保”下來的錢拿去做投資或買商業保險等回報更高更快的運作。如果一家企業的老闆和員工都傾向於少繳社保，低報基數也就成了心照不宣的事情。
從整體市場情況來看，通過各種方式少繳社保已成主流。根據今年8月發佈的《中國企業社保白皮書2018》，社保繳費基數不合規企業佔比73％，即社保基數完全合規的企業不足三成。
報告指出，總體而言，2018年的受訪企業參保在及時性、險種覆蓋上遵守程度較好，但在基數合規上，合規企業比例停滯不前，反映出企業社保合規已逐步走過了“不繳社保”、“遲繳社保”的階段，進入“繳了但基數不足”的階段。
楊良初表示，以基礎工資作為繳費基數的做法在勞動密集型企業中尤為常見。以“基礎工資+獎金+各種補貼”的薪資組成，既利於激發員工積極性，也能夠在賬面上完成以基礎工資為基數的社保申報，縮減的社保金額非常可觀，對控制企業的人力成本至關重要。
以汽車研發起家的重慶小康工業集團是一家產值超百億的民營企業。在社保繳納上，集團是根據員工薪酬水平與職級制訂了一系列社保繳費基數等級標準，並不是依據全額工資進行繳納。小康集團董事長、中國民間商會副會長張興海坦言，這是民營企業的“普遍做法”。
根據國發［1997］26 號、國發［2005］38號等規定以及社會保險法的釋義，中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一般以上一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資為個人繳費工資基數，月平均工資按國家統計局規定列入工資總額統計的項目計算，包括工資、獎金、津貼、補貼等收入，即全額收入。
然而，以全額收入為基數繳納社保將會顯著提升企業的用人成本。小康集團透露，目前公司社保繳費已佔總人工成本的19％，如果嚴格按照實際基數徵收社保，初步預計人工成本總額將直接增長約12％。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梁紅指出，若按規定基數上繳社保，會使參保企業整體的社保費成本提高14％，七成企業都會受到影響。中金公司研報顯示，繳費基數規範化會增加社保徵繳收入約7000億，調整至工業企業口徑將拖累利潤總額下滑3％，個人的稅後工資降低1.3％。
佰仁思董事長金磊直言，現下許多中小企業已然生存艱難，利潤率較低、資金鍊緊張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又受新政衝擊最大，一批這類企業的裁員乃至破產倒閉在所難免。
但也有一些小微企業，對社保新政持贊同態度。
“如果僅僅被增加的社保支出壓垮，只能說明這個公司的盈利能力不足，不能只把鍋甩給社保。”北京一家媒體公司負責人王鵑表示，在市場環境不好的背景下，開拓新的業務增長點才是提升利潤的根本。若在環境和公司形勢都不好的情況下盲目擴張，業務不穩定，經營成本上升，公司必然會垮。
“合規繳社保是企業對員工負責的表現，許多長期政策福利是企業不能給予的。”王鵑透露，自家公司以“80後”員工居多，大多非常重視社保基金的政策福利，因此一直按照全額收入繳納社保，此次社保新政對公司並無太大沖擊。王鵑認為，整體企業合規繳納社保，也對營造公平的市場環境有利。
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在接受採訪時認為，社保新政對不同企業和員工的影響程度不同，從前人為地把繳費基數降得越低，受新政策的衝擊也就越大。從現實情況看，沒有合規繳納社保的企業在市場上佔主流，對新政反應強烈，這也是市場擔憂情緒蔓延的重要基礎。
03 網傳增負算法“極端靜態”
在擔憂情緒從企業向個人蔓延的輿論中，最廣為流傳的莫過於一張月入5000元工資的前後變化圖表，稱5000元月工資在降稅前，個人可到手收入為4625元，降稅後則為4080元。
“現實中的社保徵收是一個動態調整的過程。”施正文指出，網絡流傳的這張表中將徵收率默認為100％，社保費率仍按照28％的額度進行計算，最終得出了一個極端靜態的數據結果。
“社保費收入總額=社保費率×繳費基數（工資總額）×徵收率”施正文用一個公式解釋了社保徵收算法並指出，在國際上，80％的社保徵收率已是一個公認的理想值。而考慮到中國的現實國情，劃轉後的徵收能力尚未可知，未來若能達到70％的徵收率就已經非常理想了，徵收率隨徵收能力的變化而變化。
此外，社保繳納基數也是根據每年的月平均工資有所浮動的，再加之可以預見的下調費率的政策風向，公式中的三項核心數據都是動態調整的，網傳的表中算法實屬“極端靜態”。
“宏觀上，實繳社保金額/應繳社保金額的數率可以視為徵收率；微觀上，也可以視為企業的社保繳納率。”楊良初說，若按企業類型來劃分，央企和地方國企的社保繳納率遠高於民營企業；若按行業來劃分，採掘、鋼鐵等週期性行業的社保繳納率較高，而人力資本密集型的電子、農業、房地產和服裝紡織行業的繳納率較低；從省份來看，國企較為集中的山西和東北部分省份社保繳納率較高，而民營經濟較為發達的東南沿海省份繳納率較低。
從全國的情況來看，如果按照實際工資足額繳納社保，社保費率（社保費／工資總額）約為40％，其中企業繳納約30％，個人繳納約10％。申萬宏源研報指出，作為中國企業中的“尖子生”，全部A股和非金融石油石化A股2017年的社保繳納率分別為73％和72％，相比於全國企業，上市公司社保繳納情況相對較好。
而根據Wind和天風證券數據，天風證券高級宏觀分析師宋雪濤對比A股上市公司2017年報中的工資總額（工資+獎金+補貼+津貼）和實繳社保總額（社會保險費支出）發現，各行業的企業社保費率基本都沒有達到30％的全額繳納標準。
具體來看，僅有銀行和包裝印刷的企業社保繳納比例超過了20％，半數行業的繳納比例在15％以下。商業貿易、軟件、證券、電子元件及設備、房地產、醫療服務、農林牧漁的實繳比例都比較低，在12％以下。
在社保改革和個稅改革相繼實行後，個人實際到手的可支配收入變化也關乎消費力走勢。
對此，財政部副部長程麗華表示，個稅新政後，月收入在20000元以下的納稅人稅負可降低50％以上。而那些一直按照實際工資繳納社保的人來說，在稅前工資沒變的情況下，此次個稅改革降稅後，到手工資其實是增加的。
“到手工資=工資總額-稅費-社保費，在一直按實繳費的前提下，稅費和社保費均走低，到手工資必然增長。”楊良初說，結合個稅起徵點調高和社保改革的風向，一直按實繳納社保稅費的企業和員工勢必會迎來減負。
以月入10000元的員工為例，個稅新政後個稅減少是毋庸置疑的。若此前一直按實繳納社保，社保新政後短期的社保支出也是不變的，但隨著降費率實行，社保支出也將減少。網傳的對比金額表實則為低報基數和實報基數的繳費差額，不具備真正深遠的衡量新政影響的參考意義。
04 追徵疑慮
隨著多地向企業追徵社保的消息頻出，除了對追徵行為的爭議之外，合理的追徵期和追徵費率也成為關注焦點。鑑於以往企業在繳納社保時低報社保基數是一個普遍現象，由於稅務部門對企業的職工數量、工資情況掌握更加翔實，如果社保由稅務部門徵收，低報社保基數的空間明顯縮小，部分前期少繳企業可能還要面臨補繳。
對於追徵社保的合法合理性，施正文分析指出了兩種追徵類型：一是出於企業或員工的自身違規，故意漏繳、少繳等行為，追徵是具備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二是出於地方政府的補貼政策或默許企業按最低標準繳費，這也是大多數企業面臨的現實情況，責任和原因在地方政府，不應對企業進行追徵。
在大多數屬第二類情況的企業對追徵社保表達了擔憂後，中央也迅速作出回應。9月6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指出，在社保徵收機構改革到位前，各地要一律保持現有徵收政策不變，同時抓緊研究適當降低社保費率，確保總體上不增加企業負擔，以激發市場活力，引導社會預期向好。
“這意味著地方土政策保持不變，也是給從前因為政策原因沒有按實繳納社保的企業吃了一顆定心丸。”施正文認為，這一政策定調緩解了市場近期以來對社保由稅務部門統一徵收加大企業負擔的憂慮，預計未來社保費率或有一定的下調。此外，在中央和地方、社保和稅務部門機構改革的大背景下，暫時不會發生大規模追繳。
在追徵期限的爭議上，施正文則認為，屬惡意偷稅的，按照現有法律對偷稅的規定，可以進行無限期追繳，而其他情況應遵循最長5年的追徵期。同時，追徵也需要按照地方政策標準，允許低於國家標準，以體現公平公正。
而對於追徵金額可能對企業造成巨大負擔的情況，楊良初則建議，可以考慮在還款階段適當寬容。“譬如一個企業正值經營困難時，強行追繳難以實現，一次性給付鉅額追徵金又極可能壓垮企業。這時就可以嘗試設定期限，比如規定三年或五年內償清欠款，或分期償還，適當分散企業的給付壓力。”楊良初說。
05 社保入稅成定勢
對於社保劃轉的原因，有一大猜測是社保基金結餘告急，難以覆蓋日益增加的社保支出。而當下，社保劃轉稅務部門徵管後，社保入稅的大勢也逐漸清晰。一方面加強徵管力度，一方面納社保入稅的傾向明顯，也透露出稅制改革將釐清權責、提升徵收能力的信號。
中國社保體系的搭建始於1951年。在當年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中，城鎮建立了職工勞動保險制度並覆蓋城鎮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職工及供養直系親屬；同時，農村建立了面向鄉村孤老殘幼的“五保”制度，面向農民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
1993年，中國頒佈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改革的辦法，將“勞動保險”這一叫法正式更名為“社會保險”。凡是企業職工，都實行合同制，繳納社會保險費，此後又陸續出臺了靈活就業社會保險和城鎮居民、農村居民社會保險等險種。
早在本世紀初，關於社保徵管歸口的爭議就已出現。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彼時，勞動部和財政部為社保徵管權爭執不下，中央政府最終把決定權交給了地方。自此，一些地方由社保部門徵管，一些地方則由稅務部門徵管。
“由於社保徵管部門並未強制統一，徵收機構由各地方政府自行規定，就出現了三種不同的徵管模式。”楊良初介紹，當前，社保徵管有稅務部門全責徵收、稅務機關代徵、社保部門全責徵收三種模式。而稅務代徵/全責徵繳社保的模式已有多省市試點，在全國推行稅務接管社保徵繳是進一步深化推行，並非初創。
稅務部門全責和代徵的關鍵差異在於，是否由稅務部門核定社保繳費基數、人數、費率。此外，稅務部門全責徵收即意味著擁有對社保費用追欠、查處的權力。相比之下，稅務部門比社保部門在徵管能力上有“天然優勢”。
在核定環節，由於稅務部門在徵收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過程中都需要及時、精準地掌握工資情況，這樣一來，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的工資薪金和計徵個人所得稅的工資薪金，直接構成了社保繳費的真實費基。稅務機關對稅費統徵統管，能夠實現更加精確的社保基數核定，在基數申報階段就大大降低企業違規率。
“在信息共享、成本降低、程序簡化、政策執法統一性等方面，社保劃轉徵管都是應時之舉。”施正文認為，社保部門的徵管力量和手段有限，直接引發了徵收力不高、徵收範圍不廣的問題，也間接引發了徵繳率偏低、繳費不公平的問題。
在部門的權責衡量之外，日漸擴大的社保基金缺口也成了公眾猜測的劃轉重要原因。
近幾年，儘管社保基金每年都有結餘，但來自財政輸血的比例持續加大。如果扣除財政補貼，自2013年起社保基金已收不抵支，且缺口有逐年擴大的趨勢。據中金研報數據，2016年社保基金收入50112.5億元，其中財政補貼11088.6億元，社保基金支出43604.9億元，剔除財政補貼後年缺口達到4581億元。“說白了，是中央為地方的社保缺口買單。”施正文直言。
從社保基金的整體情況來看，全國社保基金的整體收入和支出均呈現出了較快的增長，而且社保基金歷年的收入始終大於當年的支出。截至2017年，社會保險基金收入和支出分別為67154億元和57145億元，分別較十年前增加了5.2倍和6.2倍。
同時，全國社保基金支付能力不斷下降，也加劇了收支緊張。申萬宏源研報指出，2017年社保基金累計結餘/社保基金當年支出已經下降到1.34，這也就意味著，如果僅用社保基金累計結餘來支付社保基金支出的話，最多隻能支付1.34年，也就是16個月。
在社保基金缺口擴大的預期下，為了保證社保繳納率，增強當地社保基金的可持續性，越來越多的地區逐漸傾向於由稅務部門徵管。施正文坦言，社保部門全責徵管模式暴露出種種弊端，已難以滿足當下的社保徵管需求。
從根本上看，社保徵管權的分配就是兩大部門的利益和權責分配。在稅制改革進一步深化的大背景下，明確社保業務的權責劃轉成為必要。而事實上，社保與稅務部門之間的銜接與協調工作並無大難。
“現有的財政專戶制度就可以解決部門信息交接的矛盾。”在楊良初看來，稅務部門負責徵管，社保部門負責發放，財政專戶作為兩大部門的聯繫樞紐，既可以明晰部門權責，又可以強化社保基金的安全性，確保專款專用。
“財政專戶就好比一個資金池，左邊是稅務的進水口，右邊是社保的出水口，互不干擾又互相配合。”楊良初用一個生動的比方解釋了三者的關係。
而社保部門在權責減輕後，不可避免地會面臨分支機構裁撤、人員冗餘的問題。施正文認為，當前稅務部門人員已經飽和，不需要社保人員流入，不太可能出現大規模人員流轉。更大的可能是社保部門以調整充實其他部門的方式自行消化冗餘人員。“新政後，社保部門必將面臨機構精簡，若內部消化困難，只能考慮裁撤。”楊良初補充說。
06 降費率，難對沖
社保新政後，可以預見社保徵管力度將進一步增強，七成不合規企業將受衝擊，勢必對整體市場帶來強烈震動。而在國務院明確提出總體不增加企業負擔的表態後，調整社保費率也被加緊提上日程。
根據世界銀行公佈的 2018 年全球企業綜合稅率排行榜，中國以 67.3％的綜合稅率在全球 189 個有數據經濟體中名列第 12 位，其中社保稅負排名第 2 位。
從社保費率上來看，社會保險的繳納分為企業和個人兩部分。中金研報數據顯示，參考全國社保繳納費率中位數，企業承擔社保費率為 30％，個人為 10.5％。這也就意味著，企業僱傭了一位月薪10000元的職工後，需要每月向社保機構繳納3000元。同時，個人也需要向社保機構繳納1050元（從10000元工資中扣除，一般由企業代繳）。
作為一項強制儲蓄支出，虛高的社保繳存比例若按實徵收，無疑加重企業的負擔，加劇企業利潤下滑，不利於企業經營和投資。申萬宏源研報經測算指出，全額繳納社保將給全部A股造成5.5％的利潤衝擊。央企和地方國企受影響較小，利潤衝擊在3％左右，而民營企業的淨利潤將大幅下滑12.7％。
“中國現行的社保費率虛高，也是現有徵收能力嚴重不足的表現。”楊良初表示，例如國際上養老保險的普遍費率在20％以下，而中國定為28％，下調空間較大；工傷保險費率在1％~2％之間，也有一定下調空間；而醫療保險所需資金較多，失業和生育保險也已下調至1％和0.5％，可以再斟酌。
值得注意的是，社保降費率對全額徵收社保的影響對沖，難以形成完全對等的關係。
根據《2018中國企業社保白皮書》調研顯示，在社保費率的調降幅度上，有27.34％的企業選擇了“比目前降低8~10個百分點會更加合理且能做到合規”，佔比最大；有22.34％的企業選擇了“比目前降低4~5個百分點會更加合理且能做到合規”，佔比次大。綜合來看，社保費率下調6~8個點或能降低從嚴徵收對企業的影響。
而在申萬宏源研報對社保費率調降的敏感性分析結果中，全部A股和非金融石油石化A股全額繳納社保帶來的衝擊基本可以用社保費率下調7％得到對沖，而如果要完全抵消A股上市民營企業的全額繳納社保的負面衝擊，社保費率需要調降接近14％。
對此，施正文認為，社保費率和稅率之間有此消彼長的關係。在社保支出增加時，稅費減免，兩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彌補，但難以實現完全對沖。
“社保費率下調是一個系統性決定，需要考慮各個險種的整體效益和實際效用，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楊良初說，總體而言，社保降費率應遵循依照結餘額度確定降費率幅度的原則，結餘多的險種下調幅度大一些，結餘小的險種下調幅度小一些。
在談及社保新政對企業的用人影響時，涉及合規和不合規的多家企業均表示，考慮到控制用人成本，企業今後在聘用和漲薪方面會更加謹慎，且不排除精簡裁撤現有人員的可能。
受訪的多家企業表示，已感知到危機，將加快轉型和調整發展方向。同時認為，在新政後，缺乏核心競爭力和多個利潤增長點的企業極可能死亡，或可視作一次市場對中小微企業的大洗牌。“這勢必會對企業生存環境和就業環境造成衝擊，尤其勞動密集性企業的生存會更加艱難，基礎勞動人員的就業形勢將更加嚴峻。”金磊直言。
而身為一家即將受到較大沖擊的勞動密集型傳統行業公司，小康集團仍表達了對鼓勵性政策的期待：“希望國家在加緊研究降低社保費率之外，出臺一些具有正向引導性的稅收減免政策，以幫助企業渡過轉型初期的困難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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