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早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开始，经济学家都是试图用自己的理论来解释现有的经济现象，预测下一步的经济形势。就好像每一种新药刚刚研制出来都很有效，但时间一长，病毒就进化出了耐药性。经济也是如此，在现有的理论框架里运行一段时间以后，都会不安分得突破这个框架，发生让人无法预料的事件，然后这些所谓的黑天鹅又会逼迫学者们去改进理论。
当然经济学作为横行于世的当今显学，还是有一个共同的源头的：
那就是大航海时代的商船。
只要能把船运到目的地就能换来惊人的利润，大航海时代的暴利让封建领主笑眯眯得看着这帮商人进出自己的城堡，有了他们，就有了源源不断的金币。
不过这时，商船也就是船，没有其他的意思。
别看领主们收钱的时候“重商主义”喊得比谁都响，但是脑袋下面永远是屁股在支撑，他们支持的只是商品交换，而农民则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搞点副业创收可以，前提是种地这个本职永远放在第一位，所以说，交换的商品大多是土特产、手工货。
基本上，最早的经济流派“重商主义”，在本质上不过是对货币财富的追求。重农轻商，在那会儿还是最大的政治正确。
但是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关闭，不断涌出的金钱在用魅力征服封建领主的同时，也逐渐取代了他们所主导的价值取向，沉甸甸的金币代替摸不着的荣誉，成为新时代的道德准则，一切皆向“钱”看。
一个国家的好坏，也变成了国库的大小。
当“国库”们的发言权越来越大时，随之而来的代言人也开始发声了。
亚当斯密们进一步拓展了单纯的重商主义，在批判重农学派的同时，认为一切物质部门都能生产财富，进而将经济研究直插源头，拓展到生产领域。他们一针见血的指出，商品的流通并不创造财富，而商品的生产，才是创造财富的源泉。
名不正则言不顺，既然已经名正言顺，人类生产力再也不用羞羞答答得躲在小作坊里了。在赛先生的驱动下，文明随着工厂的烟囱拔地而起，史称第一次工业革命。
以亚当斯密、李嘉图为首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信奉无为而治，在他们眼里，经济就像古时候人们所信奉的天道，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经济出了问题不用担心，等这股劲一过，又会恢复正常。正如不少人相信感冒看不看医生无所谓一样，反正过个一周自然会好。同样，市场就是经济最好的“免疫系统”。只要放任不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大手便会搞定一切。
我们回顾历史，仅以美国为例，从南北战争至上世纪20年代，就经历了不下5次感冒。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感冒都痊愈了。
可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让大家彻底看不懂了，为了突出这场经济危机的牛逼，他也有一个特别牛逼的名字——“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
危机前期很多人说不要管，坚持一下，马上就要好了，总统在坚持承诺，经济学家在坚持等待，老百姓在坚持饿肚子。结果时间越长，情况越糟糕，不少人发现再这么坚持下去，经济好之前自己就已经嗝屁了，于是就有了凯恩斯那句著名的吐槽：
“In the long run,we all dead（从长远看，我们都会死的）。”——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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