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有守大城必野战的说法?

MiSS文


为什么守大城必有野战?必须要了解‘守江必守淮’和“守险不守郫”的道理,才会知道机动作战,掌握战场主动权有多重要。

很多人认为,防守长江就是据守长江南岸,这样是守不住的。北方军可以选择任意点南渡,防不胜防。防守长江是将军队布置在淮河与长江中间地带,把这里的广阔空间作为战场,争夺战略主动权,叫守江必守淮。

在江淮地带,南军可以选择进攻、对峙、守城、骚扰。在敌军主力来攻、失利时退守长江北岸,依托战略据点(合肥、安庆、襄阳)进行机动作战。

江淮间水网纵横、湖泊密布。南方水军利用水道作战:与陆军夹击北军或载船转移、上岸偷袭或者劫对方粮道。北军如无强大水军,则无法南渡长江。

加上北方军南下必须避开雨季和酷暑,严防南方瘟瘴之气,在江淮作战实在痛苦不堪。


“守江必守淮”的核心是利用中国特有的地理优势,以战略要点为中心灵活作战,绝不丢失战场主动权。

利用江淮特有地形、气候和长江的屏障优势,灵活机动的主动防御。守江的底线在于坚守襄阳、安庆、合肥等城(相当于攻城战的城门),是南方据点和出发阵地,失去了就失去战略主动,变成死守长江南。

南宋初年,金兀术10万铁骑南下,分四路攻宋,在未掌握江淮和长江局面下南渡。虽攻破临安,却被宋军在江淮一带连连攻击,损兵折将。此后金兀术一生不敢南渡,攻势到淮海一带即停。

元军克襄阳则亡宋、太平军失安庆则国灭。48年国军不能果断南撤江淮,损失全部野战主力,再想划江而治成功可能性为零,都证实了守江必守淮的道理。


守城必须是“守险不守陴”,道理如同守江必守淮,就是以城门为中心,与攻方进行大规模野战。

同样道理,影视里的守城也是在城墙一字排开,站在上面放箭、砸石块。如果到这个地步,城池基本是守不住的。攻方可以任意地点、任何时间发动攻击。守军防不胜防。

同样在大城市争夺战中,如北京、长安、襄阳这种战略要地,守军必须拥有野战军,在动员平民参战后兵力会在10万以上。

同理,守方部队不能全部署在城墙上(相当长江南),这叫被动死守、守死。主力(援军)需驻扎在城外,或分兵到离城较远的山丘、水源扎营(相当于江淮),与城市互为犄角。免得被围死,断绝外界联系。

城下守军主力以城门(战略要点)为核心,利用壕沟、木栅、拒马等阻挡敌军骑兵,任务是防止敌军攻城设备靠近城门和城墙;城墙守军以弓箭、火炮等火力配合支援。
明以前城墙多为泥墙,根本无法阻挡大军。


攻方要靠近城墙,先要戒备守方突袭侧翼、营寨,还要突破城下守军层层阻击,躲避城墙的炮火和箭矢,需要付出很大的伤亡。

同时不能随心所欲的选择攻击方向,因为城外守军在城墙火力掩护下可以快速机动,弥补薄弱防御阵地,守方主力失利或疲惫时可退回城内休整。

更要命的是城墙外守军是能在攻方不利的情况下进行反击、逆袭和劫营。一旦攻方受挫撤退,其攻城设备、器械会被完全毁灭。这种战法叫“守险不守郫“与“守江必守淮“是同个道理。

电影《特洛伊》就体现了城门决战的战法。英法百年战争中,守城的英军在城门外布置重甲步兵,加上城墙上英国长弓兵的超远射程,多次大败法军。袁崇焕率关宁军在北京城下大战皇太极也是如此战法。

所以古代守大城必有野战,证实了积极防御是最有效,守方仍拥有一定的战场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攻方往往不能迅速达到战役目的,只能选择撤军或长期对峙消耗。

假如攻方隔绝孤城外界联系、攻城锤开始撞击城门、搭起云梯爬墙头的时候,那是到了绝境(守方无野战力量),城破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烟酒阁大学士


放在古代战争,特别是冷兵器战争年代,“守大城必野战”是个重要的军事常识:比起可以据城死守的小城市来,防守大型城市的难度,其实要大得多。只靠据城死守?基本不可能守住。

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守城战斗时的机动性问题。

在城市攻防战里,“攻城难”是个共识,但放在大城市防御上,“守城难”才更严峻。

古代的大城市,特别是中国古代,类似汉唐长安,宋代汴京临安,明代南京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城池的规模都极其庞大。比如“靖康之耻”前的北宋都城汴京,其外城的周长就超过八十里,四面有“通津门”“水东门”“西水门”“通天门”“景阳门”“顺天门”等各个要地。哪怕城里兵力雄厚,分布在这漫长的战线上,每个要地都要重兵拒守,兵力捉襟见肘,就是常见现象。

而且一旦战斗打响,哪怕城池里有足够的机动兵力,随着战局的持续,城池各个要地遭到攻击,调兵增援的速度,也很容易就跟不上。稍微晚一步,就是城门洞开的惨状。

放在明朝“土木堡惨案”后的北京保卫战上,这机动力问题,显然更抓狂:明代都城北京的外城,有“德胜门”“安定门”“朝阳门”“西直门”“阜成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九门,今天这都是景点标识,当年都是城防要地,处处都要有重兵,哪怕手里有二十万大军,分摊一下,每个城门也不过两万来人,面对十万人规模的瓦剌骑兵冲锋,只要有一处要地出问题,就是全线的土崩瓦解。

倘若遇到用兵高手,攻城时虚虚实实,先故意以疑兵佯攻,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向城池的薄弱环节发动迅烈打击。抢在城内机动部队到来前击破防线,这城高池深的“大城”,兵力再雄厚也没得救。类似的用兵妙笔,在中国历代战争史上,都是非常多。

但比这个战术机动问题更严重的,就是城市的管理问题。

首先是后勤保障问题,类似长安汴京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即使不算驻军,百姓人口也多达近百万甚至上百万。一旦遭遇敌军重围,每天的粮食消耗,就是天文数字。倘若战事旷日持久,再多的粮仓,都要被吃得底朝天。只要吃到粮草断绝,再大的城市,也要不攻自破。

而且比起小城市来,大城市的管理,同样也是麻烦事。外有强敌围困的情况下,城市的人心极易浮动。上百万的人口,成员更是鱼龙混杂,各种奸细破坏等麻烦事,几乎全在蠢蠢欲动。只此一样,就要花费大量兵力弹压。而倘若守城者毫无管理经验,重兵压力下的城池,也很有可能动乱频发,窝里反绝非玩笑话。

最典型的,就是“靖康之耻”前,汴京军民的守城战斗。在金军的持续打击下,汴京城内竟也谣言四起。战功卓著的辛永宗将军,更被谣传为“金军奸细”。以至于辛将军正在城头浴血杀敌时,哗变的汴京军民就冲上来把辛将军乱刀杀死。危急形势下,汴京官民更是病急乱投医,迷信起骗子郭京的神兵。听任郭京坑蒙拐骗一大笔钱后,大模大样带着神兵出战,却是一出城就开溜。把门户洞开的汴京城扔给了金人。靖康之耻,就此上演。

以这个意义说,北宋的灭亡,不止是来自皇帝的昏庸。更来自大难临头时,北宋汴京城的官民们,那近乎荒唐的混乱应对。

了解了这个严重性,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几百年后的北京保卫战打响前,以于谦为首的明朝文武团队,首先以强力的手段处置城中奸细,严打各种谣言。然后硬是在瓦剌游骑的侵扰压力下,坚持命各路军队,把北京城外的粮食抢运入京。坚决的手段,就因“守大城”的残酷难度。

最重要的是,正是明白“守大城”的最严峻困难,哪怕迎着满朝文武的反对声,当时的大英雄于谦,依然坚持将二十万守城部队部署在城外,
宁可放弃“城高池深”的优势,也要以硬碰硬的方式,在北京城外的野战里,重创瓦剌的精锐力量。并最终杀得号称要光复元朝的瓦剌,在遭受巨大损失后惨败而逃。这场生动诠释“守大城必野战”道理的胜利,见证了慷慨担当的于谦,乃至当时大明王朝,面对灾难时的大智大勇。

如此大智大勇,之前汴京城里抹眼泪的宋钦宗以及满朝文武们,哪怕稍微多一点。北宋王朝,都还有救。


我们爱历史


据说唐长安城外郭全长约70余里,如果题主带领一万人来防守,全部人员两班倒守城。每次5000人上城墙,另5000人休息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城墙上的每个人必须看守7米长的防御距离。

而事实上要想长期守城,二班倒是不行的,最好必须三班以上,而且也不能光把人放在城墙上,城门必须留人,还必须有大量后备人员在城内运输粮食和物质,抢救伤员搬运尸体。像这么大的城市,还必须留出多支预备队随时支援,甚至还需要在城中四处巡逻防止城内有人闹事等等。

所以很明显,一万人守大城明显不够,与其到处都人手不够,不如把军队拉出去在野战时打一仗,哪怕输了也可以逃走,不至于全军都留在城里等死。

另外一个原因是:像长安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城,由于有大量居民存在,非常依赖附近农村为其提供粮食,燃料,清洁用水,城内的垃圾也需要每天送出来。这种大城市一旦被封锁,甚至根本用不着攻城,只需要等待这种大城内部就会出现大量的骚动甚至内斗。所以历史上著名的易守难攻之地,多是像钓鱼城,襄樊,或者山海关这样的纯军事要塞,而非北京,西安这样看起来非常宏大壮阔的大城。


闭家锁的红枫


关于这个问题,古代兵书《尉缭子》已经回答的非常完美了。我就结合《尉缭子》的原文来说说。

《尉缭子》第六篇守权中,开篇明义的就谈到,“凡守者,进不郭圉,退不亭障,以御战,非善者也。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尽在郭中,乃收窖廪,毁拆而入保,令客气十百倍而主之气不半焉,敌攻者伤之甚也。然而世将弗能知。”

这段话翻成白话文就是,守城的军队,不在外城给敌人迎头痛击;不固守城郊险要据点,这种防御方式,不是好的办法。

因为,把所有筹码(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都集中在城内,并且收集城外的存粮,拆毁城外的房屋,让民众全部退入城内。会使攻者气焰嚣张,守者士气低落,一旦遭敌进攻,守军就会受到很大损伤。但一般庸将却不懂得这个道理。

这是守城的第一个原则,既"进不郭圉,退不亭障,以御战,非善者也"。

守城的第二个原则是,"守者,不失其险也"。

夫守者,不失险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与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千而当万。故为城郭者,非妄费于民聚土壤也,诚为守也。千丈之城则万人之守,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士民备,新食给,弩坚矢强,矛戟称之。此守法也。

这段守城的方法论,翻译过来即为,防守必须择险而守。城墙每一丈,需要十人防守,勤杂人员还不计算在内。出击部队不担任守备,守备部队不担任出击,两种士兵的职能要分清楚。

守城之兵因为占据地利,因而可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所以,修建城郭,不是耗费民力去堆土玩,是为了加强防御。通常千丈之城,需要万人防守,同时要求城壕深而宽,城墙坚而厚,人力充足,柴粮丰富;弓矢坚强,矛戟也同样锋利。这就是守城的方法。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守城必有援军,坐困愁城,必败无疑。"有必救之兵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兵者,则无必守之城"。

原文如下:“攻者不下十余万之众,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若彼城坚而救诚,则愚夫蠢妇无不蔽城尽资血城者。期年之城,守余于攻者,救余于守者。若彼城坚而救不诚,则愚夫蠢妇无不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发其窖廪救抚,则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并于前,么麽毁瘠者并于后。”

敌人用十万以上的兵力围困城市时,守城的军队如果有可靠的援军,城市就一定能守得住,如果没有可靠的援军,城市就不一定能守住。

如果城防坚固,又有可靠的援军,守城民众没有不众志成城拼死抵抗的。如果光是城墙坚固,却没有可靠的援军。那民众就没有不守着城垛而悲伤的,这是人之常情,即使散发财物和粮食来安抚他们,也不能消除这种悲观情绪。弥漫着悲伤气氛的情况下,再坚固的城墙也禁不住敌军的攻势。

再有一点,“十万之军顿于城下,救必开之,守必出之,据要塞。但救其后,无绝其粮道,中外相应,此救而示之不诚,则倒敌而待之者也。后其壮,前其老,彼敌无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夺权之谓也。”

敌人十万大军兵临城下,援军必须能打开重围,守军也必须能乘机出去,抢占要点。

援军也可以只在守军的后方打开一条通路,使军的粮道不被切断,并与守军互相策应,这是为了表示救援不积极用以迷惑敌人,等待有利战机。

敌人为了对付援军,只能把精部队撤到后方控制起来,而把战斗力差的部队配置在攻城前线,这样敌人攻城,就不可能有进展,而守军也可以出去了。这就是守城的权变。

综合《尉缭子》守权中的三点,可以看出,守城必辅以野战,否则城破人亡不过是迟早的事。

说到这儿,顺便说说《尉缭子》

这部兵书。目前,对于这部兵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尚无定论,一说《尉缭子》的作者是魏惠王时的隐士,一说为秦始皇时的大梁人尉缭。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缭子》残简,说明此书在西汉已流行,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

《尉缭子》虽然成书年代很早,但对军队和治国都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它反对军事上相信“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的迷信观念,强调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其理论水平很高。

同时也指出“民非乐死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器用不便则力不壮;刑罚不中则众不畏”。



藏地读行


大城没法靠守城解决问题。这也是我和朋友谈到的:大一统时期对首都很少有真正的攻坚战

刘邦攻咸阳破了武关基本就结束了秦,后来唐长安、宋汴梁、南宋临安、大元大都、大明京师,都很少有城池攻坚,主要是外围据点攻防城外野战

(洪武北伐,元军基本是外围作战,没有守卫京师;在河南大梁作战,也是城外野战)

首都防卫两原则:第一、外围据点攻防;第二、城外野战。相对而言大城都是如此。

为什么呢?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大城人口众多,守城难以管理。一个人口几十万的城市,在地方围城后,如何实现几十万人的战时管理,以及城外逃入难民的管理,是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同时城内人口大量增加,很可能传染瘟疫之类。

第二:大城消耗众多,水、粮食、柴草供给庞大。一般攻城都会切断粮道、水源,对于大城而言,都不用完全切断,只要对其运输供给通道有骚扰就足够了。

第三:大城守卫从城外到城内需要兵力太多。在军事防御上,每个垛口平均需要五个士兵,城防(包括城外占百分之六十,预备队占四十。以明代北京城为例,以周长20公里算,1万垛口,城垛口就需要5万人,然后城外、城门需要同样的数量,加上预备队,至少需要15万人防御。这仅仅是被动防御。

(于谦指挥的就是城外野战)

第四:大城影响力大,舆论复杂。比如首都被围,舆论压力很大。袁崇焕被杀、杨嗣昌成奸臣。

在作战中核心是考虑成本、影响。

最上是外围决战;

其次是外围防御;

再次是城外野战;

最下是死守大城(但基本这是无奈等死的办法)。

(李自成北伐成功就在于,崇祯连城外野战能力都没了,完蛋)

所以说大城不到万不得已不婴城自守。


一枚明粉


读过《孙子兵法》的人都知道:攻城为下,攻战次之,攻心为上。

这是对于进攻一方而言的,在古代历史上,从城下向城上进攻,是需要仰视的。就算能攻得下来,伤亡的代价会非常惨重。

因此对于攻城而言,最好的办法是把敌人的主力从城里吸引出来,在城下来一场野战,把对方消灭。

当然,最高级的方法,就是攻心战。利用离间计让敌人内部出问题,自相残杀,从而为我方利用。利用高压态势,让对方内部人心惶惶,丧失战斗力。

更高级的一种攻心战,是让敌人觉得生无可恋,产生恐惧心理,只想逃跑。我方在围城时围三缺一,放开一个口子,让对方逃跑。然后我军趁乱掩杀,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对于守城一方来说应该怎么打?

踢足球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单纯摆大巴去防守,是很难守得住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对于守城的一方来说,进攻只是防守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敌人敢来进攻,说明他们在兵力和战斗力方面是有优势的,和敌人硬拼,就是找死。

最合理的办法是,依托有利地形,在城外派出两支精兵进行驻扎,和城内的军队形成品字形结构。保证进可攻,退可守,不管是攻防都不会太被动。

上边一部分讲到战略之后,下边我们来谈论一下战术。

为什么要在城下和对方野战?

第一就是拖住时间。把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以空间换时间。适当的在城外和敌人进行野战,就可以防止敌人来攻城。和敌人打了几天后,在把城外的士兵撤回城内,再让敌军开始攻城。这就让敌人攻城的时间推迟了一段时间,敌人就有可能因为粮草不济被迫撤退。

第二敢于和敌人在城下决战,可以提升我方的士气,大大震慑敌军进攻的嚣张气焰。曹刿论战中说:一鼓作气,再而竭,三而衰。就是说士气非常重要,一开始进攻不顺就会让进攻的势头大大减弱。把我方的精兵派到城下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很容易提升我方的士气和守城的决心,让敌人感到有几分气馁。

最后一点,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只要能够拖住敌人进攻的步伐,敌我双方内部的形势都会发生一些变化。要么是我方发生内乱,要么是敌方发生内乱,都是大概率事件。看谁能坚持到不发生内乱的前一天,对方先乱了就是胜利。所以我们经常说,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新知传习阁


这种说法反映了一定的当时情况,但是又不尽然,也要分情况来看。


一方面来说,守大城必野战主要是因为城墙不牢固,城内的供给也跟不上。物质充裕的今天很难想象到当时的情况,古代的时候,按照现在的划分方式,90%的城市都是四五线城市,城墙又破又矮,甚至都是土墙,也没有那么多的储粮——这种条件,如果硬守,是很容易被围困的。

而从兵法上来看,守大城必野战,也是一种运动战的方法,是一种很先进的战术理念。御敌于城门之外,和对方在城外的野地进行周旋,无疑会增加灵活性和机动性。《三十六计》里面,很多的战例都是基于运动战,倘若闭门不出,就只有死守这一条路了。


当然,很多超大城市,比如南京、北京、西安这样的国都,防守的重兵力都在外围,比如卫星城,甚至更远的地方。比如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曾国藩的湘军攻打南京其实没用多久,而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和陈玉成在外围争夺,最为著名的就是安庆保卫战,双方展开拉锯战,你争我夺,安庆城数次易手,终于安庆失守之后,南京的西大门被打开,不久之后也变陷落,洪秀全自杀。


虽然守大城野战有很多好处,但是闭门死守的例子,在古代数见不鲜,其背后的原因,无外乎古代臣子的那种忠君的责任感,他们会觉得天子把这个城给我,我轻易的丢了,就是失职,所以很难出现那种弃城和对方做长久之计的情况。


比如唐朝的时候,有个叫张巡的名将,在安史之乱的时候,死守睢阳(河南商丘),那时候是重镇,整个过程异常惨烈,守城长达数年,最后居然发生了人吃人的情况。


而现代战争中,死守城市的情况主要是依托坚固的建筑物和对方展开巷战,这会给地方带来极大的阻碍。当年美国估计登陆日本,会面临这种情况,战争或许会持续数年,所以才决定投下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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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子临


这种说法感觉片面了。因为古代大战讲究的是战略纵深,并不是所有的大城市都有重点防守的必要,否则古代也不会有兵家必争之地这样的说法了。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我的观点,我举个例子。众所周知,历史上的徐州是公认的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之一,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军事重镇是因为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位于南北之界过渡地带、东部“腰眼”,徐州虽小,但一旦控制了徐州,将会分割京畿重地与江南地区的联系,整个山东、江浙地区的防务都将腹背受敌,无险可守。整个中部沿海,郑州、济南、合肥、南京、上海等地都将因徐州的得失而震动,近代的徐州之战就是最好的验证。



所以说,不是守大城而野战,是守重镇而野战。而且在古代真正大城的城市性质并不是为了军事防守,而是区域间或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真正的军事决战多是在军事重镇展开的激烈战斗,往往攻克一城就可势如破竹攻占一片地区,因为防守一座大城不是几万人能够完成的,而且多数大城市根本就无险可守,况且中国幅员辽阔城池众多,更没有那么多的兵力、资源去分散布防,散而防之乃兵家大忌也!当然,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孤立无援的时候也会采取放手一搏这样的军事策略。



往往战事来临,军事重镇会布防野战。而且是与城内守军互为掎角之势形成阵法上的统一。一来是保证城池从外到内供给稳定,保障城市正常运转;二来是防止城内百姓哗变出逃,导致人心惶惶;三来是为了阻止敌军突破护城河靠近内城,从而减缓内城守军守城压力。


纳兰谈史


感觉这种说法有些绝对了。

在某些条件下,在某些时期,其实完全可以依托城墙本身以及合理的战法,进行有效防御,挫败敌人的进攻。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天启六年正月的宁远保卫战。

努尔哈赤亲自率领五六万大军,带着马步车牌勾梯进攻宁远。袁崇焕、满桂、左辅等人率领不到两万将士,坚壁清野,西洋大炮也被安放到城墙之上。

这是一次完全没有野战的大城攻防战,没有外部援军,守军方面的战术很简单,就是完全的防守,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出击,甚至自己用土把城门从里面完全塞住了。

攻城战最激烈的时候,八旗军突破了明军的炮火,把一种穴城的楯车运到城墙下,并派人用斧头砍挖城墙,砍出多处大洞。城上守军使用火攻,将砍洞的八旗军烧死。

战斗当中,明军也派出一些勇士缒下城墙,把八旗军的战车烧毁。但这属于守城战的一部分,并不是真正意义的野战。

宁远之战,明军以少胜多,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成功击退八旗军的猛攻,除了觉华岛上损失惨重,整个城防战胜得非常漂亮。

这说明,只要战术得当,纯粹依托城墙的城市防御战是可行的。

与宁远之战相对应的另一个典型是崇祯二年冬天的北京保卫战。

皇太极率领八旗军从龙井关、大安口突破长城防线,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率领祖大寿的关宁将士入援北京,加上大同总兵官满桂等部援军,在德胜门、广渠门等处与八旗军激战。

实际上,皇太极率领八旗军长途奔袭北京,不可能携带任何攻城的重装备,而北京城防异常坚固,城高壕深,即使没有外部援军,皇太极既不能形成完全的包围之势,也无法强攻拿下北京。

一个证据就是,当袁崇焕被捕入狱之后,祖大寿率领关宁军东奔山海关。在朝廷的催促之下,满桂移营永定门外,在这里与八旗军激战,最后满桂战死,黑云龙、麻登云等人被俘。

此时,北京城外基本没有了援军,按理说,皇太极应该放心攻打北京城了。但是他并没有,而是转往他处抢掠。因为他很清楚,当年带着重装备的八旗军没有打下小小的宁远,现在他更没有能力打下坚固的北京城。而且他孤军深入,随时要顾及自己的退路。

这个例子中,满桂的牺牲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袁崇焕和满桂在北京城下的苦战,更多的是政治上的需要,军事意义不大。

另一个例子是崇祯十五年春天的开封第二次保卫战。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开封守军完全依托城墙,击退李自成的多次进攻,在这里就不细说了。


于左


城郭之制,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

城的最初的功用就是用来守君卫民的,有内城外郭的说法。后来人口渐渐多了起来,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好,城市规模也越来越大。秦时,咸阳城开始规划,规划出来的面积之大,让很多人都不理解。商鞅笑着说:诸君现在不明白为何要做这么大的大道,那是诸君不明白以后这座帝国首都要住下多少人的缘故啊。

既然有守,则必有攻。孟子在书里分析,说: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古代的交通条件很差,生产发展力水平低下,城市作为一个地区的物资集散地,地位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大城,则大军不能驻守,不能远征,民众不能耕作,不能安居。

所以明朝沿着长城,设置了一系列军镇,用于大军屯驻,囤积了大量的粮草辎重,出击敌军的前沿基地。但是后期的明军战斗力不行,对阵蒙古骑兵、女真骑兵时,不敢野战,只能凭城据守。蒙古人、女真人没有攻城武器,也只能悻悻而去。明军这是欺负蒙古人、女真人攻城能力不足,后来女真人弄到了火炮,明军守城就成了悲剧了。

这是因为:守城必须野战。

但凡守城,必须野战,一支大军屯驻城内,数支军队屯驻城外,立寨为守,互为犄角。彼方来攻时,则互为支援,击其首尾,使其不能并敌一向。这是守大城的最重要的战术——如果能以城墙为依托,两翼为辅助,吸引敌军囤重兵于城下,则三方夹击,敌军自溃。

如果城外毫无接应,任凭敌军攻城,那么,在箭雨压制,盾牌防卫,负重填河,敌军可以轻易攻到城墙下。不管城墙多么坚固,用刀砍,也能砍出来一个豁口。女真人被打急了,在宁远城下就这么干过。不过,当他们砍出来豁口后,发现自己进入了瓮城。

野战的作用,实际上即是接应,彼此支援,防止敌人靠近城墙,进入射击死角。《团长》里最后固防树堡,在树堡外就有一圈堑壕,派了一些人在那里守着。后来外层的人员都阵亡了,日军自杀冲锋冲击到了树堡外边,就可以挑着手榴弹往里面送。这样,在树堡里守卫的人就很被动了:打不到。

小到一个小小的堡垒都这样做,何况一个大城?大城外围一般由护城河。护城河的宽度不一样,小城也有8米宽,大城动辄数十米。故宫护城河有52米,襄阳护城河有150多米。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阻止敌军接近城墙——他们可以填河。况且有些条件不具备的地区,也没有护城河,那就只有派军野战。敌军冲锋时,在城墙外围与守军缠斗,城墙上的弓箭手则抛射箭雨,杀伤敌军后援。

历史上很多守城大战,都打的极为惨烈,城内城外都成人间炼狱。比较有名的守城战,是南北朝时期的玉璧之战,还有唐代的睢阳之战,都让守城者一战成名。守城者不仅敢于野战,甚至采用了各种计谋,36计,无一不用。

如果将视野再放大到一个地域,军事家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战区。中国自三国以来,就一直有“守江必守淮”的军事战略,是历代军事家们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这也是“守大城,必野战”的延伸。

长江最大的作用是航道,即水利运输,可以运兵,可以运粮,自古成为天堑,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南中国的一堵城墙,整个南方都在这个城墙的守卫之下。淮河,则可以看做是这个城墙的护城河。淮河一线的战场损失,可以由长江航道快速补充,大局不至崩坏。

如果弃守淮河,敌军可以轻易突进到长江北岸,那么航道之利则为敌共有,则长江的补给功能将会丧失,相当于敌军已经打到了城墙之下,城破,即长江防线被攻破,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历史上,只要淮河防线被攻破,长江成为南北势力的分界线,则南方一般都为守势,弱势的一方,惨淡经营一段时间后,草草收场,鲜有逆袭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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