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剑生，旅日摄影家，1994年起拍摄“世界遗产”，
被称为“追寻世界遗产的独行侠”。
今年，是我父亲的百岁诞辰，五月下旬我们四个子女一起去八宝山为他扫墓。我总想写点什么，怀念父亲。今晚，看到微信朋友圈中的贴文《1700个集体赴死的年轻人，平均23岁！今天的头条只属于他们！》心里久久不平静。我的四爸爸周启多就是那1700人中的一员，他22岁入伍，25岁牺牲，无妻无子。这个世上有谁能来为他写点什么？
我的四爸爸周启多，别名周坚
在我们周氏家谱中是这样记载四爸爸的：
周启多，另名周坚。1914年农历二月生于浙江镇海，1921年入镇海便蒙小学读书。1925年随父母到天津，在天津广东小学就读，毕业后考入南开中学。1936年高中毕业报考空军军官学校第十期。在南京小营空军军官学校受训。翌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随军内迁，先到柳州后转云南蒙自受中级飞行训练，后进入高级班受驱逐机训练，他刻苦训练基本功，认为技高人胆大。他本应于1940年3月10日第十期毕业，但在1940年1月1日元旦，日本飞机空袭昆明，他随队驾机升空截击，将敌机驱逐后，在他驾机返回时，飞机出现故障，地面呼唤他跳机保身，但他为保留飞机尽力能安全降落，不料飞机撞地。他把住操杆，头部受伤，仅说一句：“眼睛看不见”就昏迷了，送昆明医院抢救无效而牺牲。
其实那天四爸爸本不当班。然，战时军人无假期。
据小孃孃（姑姑）回忆，抗战当时天津南开中学是一所抗日爱国意识浓厚的学校。四爸爸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宣传抗日和抵制日货的活动。他还买了个存钱泥罐，在周末节假日带着妹妹串街走巷，宣传抗日救亡，请各家各户捐款，然后到当时的天津益世报馆抗日集款处，当面打碎泥罐，交出全部募款。下次再掏自己的零花钱买泥罐。他经常说“打死一个日本鬼子，我扺一个。打死两个，我就赚一个”。他是早就有投笔从戎之心。1936年入伍后，他将名字改为周坚，表示坚决抗日之心。离家前他教妹妹唱《寻兄词》歌词大意是“从军伍，少小离家乡，念双亲终日依闾望，歌声声，我兄能听否？我兄你在何方？”这足以证明他入伍，就有牺牲的准备。四爸爸临走那天，坚决地向家人们说“我们是会胜利的，我一定会回来的”。
后排居中是四爸爸；其左是我父亲周楚，行五；其右是六阿大；前排为小孃孃，七阿大
可是，1940年春，家中收到一封从昆明以代号“日新公司”的来函，告知“周坚在1940年1月1日阵亡。”兄弟姐妹悲痛万分。但又不能将此噩耗告知奶奶，因为当年他报考空军时，爷爷去世才五年，对寡居的奶奶而言，长子在汉口工作，次子在上海读大学，三子因患肺病在镇海休养。四爸爸虽然行四，但在津寓里为首了，是老母的依靠的男儿，奶奶坚决不同意他离津，最后还是大爷爷周新北来信拍板：“三房（爷爷排行老三）有七子，四侄启多应该为国尽忠”。奶奶自四爸爸离家后信奉佛教，每晨点香祝子平安。为了母亲的这份切切希翼，家里长期对奶奶隐瞒四爸爸阵亡的消息，谎说老四去美国了。直到某天麻将桌上朋友漏嘴说“看你的几个孩子都成家立业了，唯独可惜了老四”。奶奶这才从期盼中回到现实。
正中抱孩子的是我奶奶，前排右起第三是作者（我）
文革初期，红卫兵要揪斗身居洋房的资本家奶奶，当时在场的堂兄宝宝哥哥灵机一动喊了声“她可是军属（指奶奶五儿子我父亲是现役军人）”从而免去一劫。何止是军属？！奶奶是烈士家属，为国家捐献了一个儿子！
祭奠四爸爸 / 奶奶住的洋房
1995年是我中华抗日胜利50周年，国家在国庆前修建完成了南京中山陵紫金山北麓的“抗日航空烈士墓和纪念碑”几经查寻，确切得知该纪念碑刻着周启多和周坚的英名。1996年清明节，小孃孃有幸在该墓落成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参加了由政府组织的祭祀活动。并写下一首短诗“壮哉凌云志，舍身为抗日。英名今见碑，励我儿孙行。”
南京中山陵纪念碑上的周启多和周坚其实是四爸爸一个人
家谱中还有我父亲周启楚（后更名周楚）的一段文字：“1931年“九一八”激发了我们抗日决心，而后随同四哥周启多一同去报考中国航空军校，但因血压偏高而未被录取。未能成全兄弟二人，同时从军抗日之心愿。”
父亲周楚的反派造型照 /《挺进中原》中饰白建业
今年春天我们家族天津聚会，堂姊小奕琳姐姐还在念叨，四房（指四爸爸）虽无后，可我们都是他的孩子，应该设法领回那枚属于他的抗战纪念胸章。
四爸爸是我们家族的荣耀。
我们都是四爸爸的孩子
今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73周年。73年过去了，我们不能忘却。
周剑生
2018/8/15夜，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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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夜 聊 （jingyel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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