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建国之路的独特性在于：它的建国主体是一支游军，或者说是一个游荡的政治集团。所以，与曹魏或者孙吴相比，蜀汉建国之路的完成并不能以建安二十六年刘备称帝改元为标志——对这个三国史上最坚韧的游荡政治集团而言，宣布称帝建国显然只是形式主义，如何本土化或者如何驯服本土势力，才是其建国之路上最生死攸关的问题。
[取荆州]“三顾茅庐”想要请的其实是一张关系网
刘备集团开始以建国为集团发展的终极目的，当始于建安十二年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隆中谈话。隆中谈话的细节虽然还存在许多模糊之处，但其中言及鼎足三分，则明显表示刘备集团已经明确了集团的发展方向。
诸葛亮对刘备集团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三顾茅庐”这一带有传奇色彩的史实的解读，则仍有未尽之处——诸葛亮对刘备集团最重要的作用，其实并不是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而是凭借着自己的名士身份，以及在荆州的通达的关系网络，使刘备集团迅速而顺利地实现了在荆州的本土化。
刘备寄寓于刘表之下，前后达八年之久。期间一直未曾停止过收合荆州士大夫的工作。《蜀志·先主传》明确记载：刘备到荆州之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多”，刘表对这种情况很不满，“表疑其心，阴御之”。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当属伊籍的“自托”。伊籍与刘表同乡，跟随刘表多年。和刘表关系这般特殊的伊籍却在刘备来到荆州之后，“常往来自托”。
因史书不载，很难得到更多刘备在荆州收合士大夫的具体事例。但这一工作的结果却是一目了然的。建安十三年，为避曹军锋芒，刘备选择往南撤退，史载：“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这些追随刘备的荆州士大夫，后来成了刘备建国的主要人才基础。
在这一收合荆州士大夫的过程中，诸葛亮所起到的作用最为关键。而这种关键作用，正基于诸葛亮在荆州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
诸葛亮叔父诸葛玄和刘表有旧交。汉末大乱，诸葛玄携诸葛亮、诸葛均兄弟及他们的两个姐姐到荆州避难。诸葛氏本是徐州琅邪望族，所以诸葛亮的两个姐姐在荆州其间也相继嫁与当地望族。大姐嫁与蒯祺，蒯祺与刘表集团里举足轻重的人物蒯越均出身荆州豪门蒯氏家族，蒯祺后来官至蜀汉房陵太守，建安二十四年被孟达所害。二姐嫁与荆州名士庞德公之子庞山民。庞家也是荆州大族，虽属“在野”性质，和刘表集团关系疏远，但庞德公个人在荆州知识分子中间声望却相当之高。
诸葛亮本人的婚姻也值得重视。虽然缺乏具体史料，但其岳家黄氏属于荆州豪门，这个判断应当没有太大问题。因为诸葛亮岳父黄承彦的妻子，正是荆州最大豪强蔡讽之女。而蔡氏正是刘表集团的“外戚”——刘表之妻，正是蔡讽之女。
诸葛亮的这张社会关系网，横跨荆州“在朝”、“在野”重量级世家豪族势力，具有这样独天独厚的家庭背景的人，在荆州应当算是凤毛麟角了。
刘备集团作为一个外来势力，要想在荆州站
稳脚跟，首要之务就是要和荆州豪族搞好关系。荆州蔡氏代表人物蔡瑁、蒯氏代表人物蒯越，跟随刘表已久，对刘备寄寓于此的态度均算不上友好。蒯、蔡二族长期左右着荆州的政治走势，属于刘备必须拉拢的对象。在失去蒯越、蔡瑁的支持之后，刘备请出诸葛亮这样一个社会关系横跨蒯、蔡二族的名士，显然不只是看中他的智慧那么简单。
刘备对诸葛亮的社会背景的严重依赖，在下面这个例子上表现得很充分：
清吴梅村的《绥寇纪略》记载：明朝末年，张献忠攻破荆州，发现了一张刘备的“借富民金充军饷券”，借券上有“武侯押字”，“纸墨如新。”明代何宇度的《益部谈资》也记载刘备“从南柤大姓晁氏贷钱千万，以为军需，诸葛孔明作保，券至宋犹存。”
如果没有诸葛亮作中间人，刘备要想从荆州和益州豪族们手里“借”出钱来，恐怕是相当困难的。《蜀志·诸葛亮传》里记载：“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诸葛亮凭个人声望和社会关系为刘备筹措军费，向荆州豪族借贷，应该就发生在这段时间。
自建安十三年孙刘联军击退曹操，到建安十六年刘备率军入川，诸葛亮在荆州其间，为刘备集团所完成的另一件大事是成功组建起了一套以荆州士大夫为主体的领导班子。庞统、廖立、陈震、向朗、马良等人被重用的背后，都有诸葛亮的推荐。《零陵先贤传》记载诸葛亮招揽零陵名士刘巴辅佐刘备，书信曰：“刘公雄才盖世，据有荆土，莫不归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正是诸葛亮为刘备集团实现荆州本土化的努力。
[入益州]老革命如何处理强龙与地头蛇的客主问题
刘备于建安十六年受邀入蜀，建安十七年兴兵攻击刘璋，至建安十九年刘璋出降，刘备正式据有益州，集团内的新旧、客主关系问题开始首次凸现。
刘璋部属，本是在刘焉、刘璋父子战胜益州旧有势力后的二十多年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松散集团。起先，刘焉欲“避世难”，于中平五年(188)人蜀，为益州牧。当时支持他的，除了陆续进入益州的以南阳、三辅人为主的“东州人”及其他外来人以外，还有两种益州势力。一为原仕洛阳、后随刘焉回籍的益州官僚，如侍中广汉董扶、太仓令巴西赵韪。一为仕于益州的本籍豪强，如领有家兵的益州从事贾龙。董扶“明图瀸“，以“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说刘焉。贾龙战胜了益州黄巾，但力量有限，不能自立，当刘焉入蜀时他选吏卒出迎。
刘焉作为外来势力，同益州本土豪强之间有明显的利益不一致，冲突是迟早要出现的。初平二年(191)，刘焉“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引起犍为太守蜀郡任岐和校尉蜀郡贾龙(即前选吏卒出迎刘焉的州从事贾龙)起兵叛乱。刘焉用以压平叛乱的，是东州士和青羌兵。
兴平元年(194)刘焉死，焉二子璋、瑁在蜀，“州大史赵韪等贪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州大吏赵韪，就是随焉入蜀的原太仓令巴西赵韪，这时他的权势达到足以选立刘璋、左右政局的地步。也有一些不服刘璋的益州将吏东走荆州，其中的甘宁以后成为东吴大将。建安五年（200），赵韪“因民怨谋叛，……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这是益州本土豪强最大的一次叛乱。由于东州士殊死奋战，成都得以保全，而赵韪最终为其部将庞乐、李异所杀。以后虽然还有零星叛乱，但影响力都很有限。
在刘璋父子巩固益州这个过程中，不断由三辅、南阳及荆州它郡流入的外来士人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东州集团”。刘备进攻刘璋，这支力量又陆续背弃刘璋，倒向刘备。
刘璋邀刘备入蜀之初，二刘之间就自然地形成“客主”之分。最早说及这种关系的，是刘璋的主簿黄权。黄权劝谏刘璋勿迎刘备入蜀，否则客主难于相容，“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刘备围攻刘璋于雒城时，法正在刘备军中，致笺刘璋，也劝他勿以“客主之势”自恃。
刘备征服刘璋，刘璋部属几乎全体被纳入刘备阵营。客主合流，但却远未融合，鸿沟仍然存在。《诸葛亮传》注引法正谏亮之言：“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法正所谈及的，正是刘备集团内存在着主和客这两部分人，构成蜀政中的一大问题，必须得刘备、诸葛亮细心协调，妥善处理。在当时矛盾还不显著的情况下，两部分人的区分并不十分整齐，政治态度也不完全一致。同是刘璋旧属，有些人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刘备，例如来敏、李邈.、刘巴等;多数人则不公开反对，等待形势的变化发展。刘备初领益州牧时，据《先主传》云:“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糜竺、简雍为宾友。”这里除法正、许靖、马超以外，都是刘备的老部下。他们在蜀国官员中人数较少，却是蜀中统治者的主体。
刘备对非老部属中类型不同的各种人物，也作了精心考虑。法正引刘备入蜀，其地位同于刘备部属。许靖以名望甚高为法正荐于刘备，与刘璋本来没有多少关系。马超在蜀更无根基，可以不论。《先主传》说：“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这是一次重要的政治安排。刘备通过设官分职，力图使各种人，主要是刘璋旧属，同刘备旧属一起，各得其所，彼此相安。这次政治平衡的结果，史书称“益州之人是以大和”。
建安二十四年秋蜀汉群臣推举刘备升任汉中王，有一道《上汉献帝推刘备为汉中王表》，里面的劝进名单，很能反映刘备在世之日，蜀汉集团内部的政治平衡问题。劝进名单如下：
“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左将军长史镇军将军臣许靖、营司马臣庞义、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臣射援、军事将军臣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臣张飞、征西将军臣黄忠、镇远将军臣赖恭、扬武将军臣法正、兴业将军臣李严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
这个名单的排序规则，除了遵从各人在蜀汉集团内所处的实际地位的高低之外，还考虑到了蜀汉集团内部不同的小利益集团的平衡问题。
马超之所以排在第一位，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平西将军”的官职、“都亭侯”的印绶乃是由东汉政府直接授予(其余如张飞“征虏将军”、法正“扬武将军”等均由刘备自行任命)，而且是蜀汉集团内除刘备之外，担任东汉政府官职为最高。
许靖和赖恭出现在名单中的原因，在于二人在帝国的士大夫圈子里的名声。许靖是帝国级的名士，其令名享誉整个帝国；赖恭乃“荆楚宿士”，素为刘表所重。尊崇他们对于树立蜀汉集团招贤纳士的正面形象十分必要。
庞义和射援二人一无马超那样的深厚资历，二无许、赖二人那般的煌煌令名，却当仁不让地在名单中占据了第三、第四把交椅，其中原因更为实际：庞义和刘璋父子的交情非浅，他是代表着蜀汉集团内部收纳的原刘璋集团士人们的利益出现在名单上的；射援属于来自三辅扶风客居益州的东州士人，是蜀汉集团内部重要政治团体东州集团的代表人物。
将上述诸人及其入选名单的因素排除在外，我们即可得到一张蜀汉集团内部较为客观的交椅排序表。占据前四位的依次是：诸葛亮、关羽（张飞、黄忠）、法正、李严。
[失荆州]荆州士大夫由主势转变成客势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进位汉中王。随后，关羽所镇守的荆州陷落，关羽本人身死。建安二十六年，刘备称帝，改元章武。同年七月率军亲征孙权，却在夷陵遭遇惨败。章武三年四月，一代枭雄刘备病故。留下了一份俗称“永安托孤”的遗嘱，以诸葛亮、李严为托孤大臣：“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开国之君刘备虽然已经作古，但蜀汉政权的建国之路，其实还远未完成。刘备生前一度达成平衡的内部政治集团问题，在荆州丧失之后，再次出现巨大变局。
原本，蜀汉集团的统治主体由刘备集团内的幽、徐元老（关羽、张飞、糜竺等）和诸葛亮收拢的荆州士大夫集团（诸葛亮、马良、蒋琬等）以及入川后的新晋亲信（法正、李严等）组成。这里面，除了幽、徐元老属于客居身份，其余都算得上是本土力量，即便是法正、孟达所代表的东州集团，也早已在益州居留多年，参与益州政局极深。对于各方势力，刘备的政策是兼而用之，力求平衡。
但关羽覆败，荆州易主之后，蜀汉统治集团内的客、主之分发生了巨大变化。荆州未失之前，荆州士大夫在蜀汉集团内部的身份，原本属于“土著”。荆州失陷之后，他们的身份迅速转为客居士大夫。这一身份转变直接牵涉到此后蜀汉政权内部的结构调整——事实上，刘备的东征也有集团内陡然丧失归属感的荆楚士大夫们所带来的压力这方面的因素，这一点可以从刘备东征的随员籍贯中管窥一二：智囊马良是荆州人氏，先锋冯习、张南也都是荆州人氏。
李严这一托孤副手的出现，其实是刘备处理内部集团间关系的一贯风格。李严本属于“刘璋之所授用”之人，足以代表原刘璋集团士大夫，具有同样代表性的还有董和。董、李二人自刘备取川之后，就一直极受重用，个人能力固然是一方面，各自背后所代表的势力集团，显然更为重要。
董和由荆入益，仕刘璋，建安十九年(214)“先主定蜀，征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左将军、大司马府，刘备军府。董和作为刘璋旧属的代表，被物色来与诸葛亮并署军府，这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安排，从政治方面表示对原刘璋集团人物的尊重。董和居官忠恪谦恭，诸葛亮谓其“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刘备去世时，董和早卒，于是李严就被选来代替董和，成为蜀国政权中原刘璋部属的代表，与诸葛亮一起受遗诏辅幼主。
李严所得到的这种礼遇，大大地超过董和。前代史家何焯认为：董和与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李严与诸葛亮并受付托之任，“皆所以慰蜀士大夫之心”，是很精当的见解。何焯所说的“蜀士大夫”并非专指益州籍贯的士大夫，而是泛指刘璋旧属，包括益州籍的也包括外来的益州官吏，而且外来的居多数。
刘备死后，诸葛亮是否继承这一既成平衡局面，关系到蜀汉政权未来以何种势力为统治基础。但此时的形势已与刘备在世时有所不同——荆州丢失后荆州士大夫由“主”转为“客”，失去了荆州本土的力量支撑，荆州士大夫在蜀汉政权内的势力权重骤减。刘备集团跨有荆、益时，以诸葛亮为荆州士大夫代表，以董和、李严等人为益州刘璋旧属代表，达成平衡是不难的。但荆州既已失去，诸葛亮成为客居之势，又处在首席托孤大臣的位置，蜀汉集团内部人事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扭转，也是必然之事。
[徙廖立]诸葛亮安抚蜀汉内部荆州、益州矛盾
李严辅政以后，处境有些特殊，与诸葛亮的关系也颇为微妙。李严不得入成都，只是居永安为外镇，实际上无法起到刘备原来许诺于他的辅政作用，中都护统内外军事也成为具文。他退而求其次，力图在江州扩大实力，巩固分陕之势。《华阳国志。巴志》:李严在江州“更城大城，周回十六里，欲穿城后山，自汶江通水入巴江，使城为州(按州即洲)，求以五都(按当作郡)置巴州。丞相诸葛亮不许”。《水经·江水注》略同。《李严传》则直谓李严“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华阳国志·后主志》还说李严欲效法魏国陈群、司马懿所为，要求开府，以与其时开府、领益州牧的诸葛亮等列。种种迹象表明，李严是想使巴、蜀“分陕”的局面合法化，长期化，与诸葛亮分庭抗礼——诸葛亮领有益州牧，李严则要求另划出巴州，求为巴州刺史；诸葛亮开丞相府后，李严也要求开府，分庭抗礼之意是很明显的。这当然是诸葛亮所不能容许的。诸葛亮与李严的矛盾在酝酿中，爆发是迟早的事情。
李严拥有实力和地位，自视甚高，一贯表现与诸葛亮相颉顽的态度。据《李严传》，李严写信给由蜀降魏的孟达说：“吾与孔明俱受寄托(按指受遗诏辅政)，忧深责重，思得良伴。”诸葛亮亦有书与孟达曰：“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正方(按李严字正方)性也”，史谓“其见贵重如此”。按诸葛亮致书孟达，是以执政地位，在北伐出师之前引孟达为外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李严以都护屯驻江州而与孟达为境外之交，炫耀自己与诸葛亮相伯仲的地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李严还劝说诸葛亮受九锡，晋爵为王，动机何在，值得琢磨。诸葛亮复书谓“若灭魏斩睿(魏明帝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亮以“并升”为词以尊李严，可以想见他委屈求全于李严的用心。
诸葛亮通过委重李严以表示对刘璋旧属的尊崇，暂时缓和集团内部矛盾，但并不能消除这种矛盾。最先挑起矛盾的是廖立。廖立，武陵人，是刘备在荆州所用的重要人物之一，深受诸葛亮器重。《廖立传》，亮谓“庞统、廖立，楚之良材，当赞兴世业者也。”刘备死，廖立为五校之一的长水校尉，并没有被安排在足以“赞兴世业”的更高位置上。他“本意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李严郡吏出身，长于文法而短于学术。
廖立“公言国家不任贤达而任俗吏”，所指当包括李严在内，主要就是李严本人。廖立发难，集团内部关系趋于紧张。诸葛亮表上后主，说廖立“坐自贵大，臧否群士，……诽谤先帝，疵毁众臣”。廖立被废徙汶山为庶民，导火线在于坐自贵大，不服李严。
廖立出身荆州，其发难带有荆州士大夫的代表色彩。而代表刘璋旧属方面引发蜀汉集团内部矛盾冲突者，则始于来敏。来敏，义阳人，东汉功臣来歙之后，司空来艳之子，出自“荆楚名族”。来敏仕刘璋，为璋姻亲，在旧人中颇有地位。后主即位，来敏为虎贲中郎将领宿卫兵。刘巴本是刘备“宿昔之所忌恨”的人，来敏既于成都初定之时即为刘巴所援引，其对待刘备的态度可知。“乱群”是诸葛亮处置官吏时习用之词，表废廖立，曾说“羊之乱群，犹能为害”云云。“乱群”之语，盖指在群僚中制造事端，特别是导致新人旧人纠纷。处置来敏，用的也是“乱群”罪名。诸葛亮在筹划北伐、安顿后方时，对于东宫旧人、掌领宿卫而好“乱群”的来敏，是不会不作处置的。所以，诸葛亮请来敏为军祭酒.、辅军将军，使他离开后主，随同自己北伐;而在所上《出师表》中推荐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兵，以代来敏。这件事，引起了来敏的激烈反应:诸葛亮教谓:“将军来敏对上官显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夺我荣资与之耶?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来敏所称“新人”，即指董允。董允是董和之子，董和虽是刘璋旧属，但与诸葛亮长期共署左将军府事，“终始好合”(《董和传》)，在政治上与新人一体。董允年少，刘备时始起家为东宫官属，与刘璋没有什么关系，董氏又出身荆州，显然董允是被当做荆州士大夫代表人物德。
诸葛亮废徙廖立，左迁来敏，目的是惩罚和防备发难闹事的人，以求维持平衡和安定。但这还不是最终解决内部矛盾问题的办法。
[征南中]诸葛亮的目的不是镇压叛乱，而是抓取军权
刘备遗诏，本划定了诸葛亮统管朝政，坐镇成都；李严“统内外军事”，留守永安——这样一种一文（诸葛亮）一武（李严）、一内（诸葛亮）一外（李严）的权力分配格局。但因为蜀汉内部小集团之间矛盾的存在，这种平衡势必会被打破。
建兴二年，诸葛亮领受益州牧之职，标志着他和李严之间的权力平衡的天平开始发生了倾斜。
相对于曹魏和孙吴，蜀汉集团疆域本来就狭小，荆州覆败之后，更是只剩下益州一州之地。刘禅统治下的蜀国的全部疆域就是益州，诸葛亮领有益州牧，等于变相地换了个名称职衔来代替刘禅全权统治蜀国（汉末的“州牧”们拥有对所属州郡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等方面的全权统治权）。由此，益州治下的各级地方大员如太守、都督等在名义上出现了两重上级：一重是皇帝刘禅领头的蜀汉朝廷；一重是诸葛亮为首的益州牧幕府。这些大员们也拥有了双重的身份：一方面他们是直属刘禅的臣子；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直接受诸葛亮辖制的下属。理论上说来，他们必须同时对刘禅和诸葛亮直接负责。
作为丞相，诸葛亮固然已经专断了蜀汉集团的所有政务，但他却无法逾越刘备临终前做出的军、政分离的托孤诏命。领有益州牧恰恰是对刘备的托孤遗诏的一次极其高明和成功的规避：作为丞相的诸葛亮仍然严格恪守诏命，坚决不染指军事；但由于“州牧”的职责权限所在，作为益州牧的诸葛亮不但有权力，而且理所当然地，可以插手管理益州（也就是整个蜀汉集团）的所有军政事务。
如果说建兴二年出任益州牧为诸葛亮插手蜀汉集团的军事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的话，那么，建兴三年的南征在诸葛亮插手蜀汉集团军权这一问题上则具有实质性意义。
“三年春，亮率军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诸葛亮南征的意义，就整个蜀汉集团而言，在于为日后的北伐扫清了障碍，营造出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后方；但对诸葛亮个人而言，南征之役、最重要意义在于：它使诸葛亮的手由理论而实际，顺利地伸到了军队之中。
——领有益州牧使诸葛亮插手军队之事在理论上成为可能，南征之战则使这种可能迅速地转变为现实。
“时南方诸郡不宾，诸葛亮将自征之，（王）连（时任丞相长史）谏以为：‘此不毛之地，疫痢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亮虑诸将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连言辄恳至，故停留者久之。会连卒。”
与其说诸葛亮坚持亲征的原因是“虑诸将才不及己”，倒不如说是为了实现自己插手军队的目的更为确切。南方三郡的叛乱始于刘备去世所引发的动荡，刘备死后，“亮以新造大丧，故未便加兵”。没有立刻采取军事手段解决这场叛乱的原因很多，如南方三郡多与孙吴牵扯不清，不重新达成与孙吴的同盟关系，贸然用兵是不妥当的。但是，因为要为刘备守孝而放纵叛乱，绝对不是诸葛亮不出兵的真实理由。诸葛亮达于治变，深知权衡，不可能迂腐到为刘备守孝而放任叛乱。曹操遗诏：“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乱世不行古制，崇尚变通，非但曹操一人如此。明哲知变如诸葛亮者，岂会任由国家动乱败坏，却守着一些迂腐的教条死活不肯松手？
事实上，南方三郡的叛乱并不难平定。三郡（建宁郡、越雋郡、牂牁郡）叛乱首领之间并无紧密配合，相反，他们各自为政，互相勾心斗角。诸葛亮大军还在路上，越雋郡叛乱首领高定就已经把建宁郡的叛乱首领雍闿干掉了（和诸葛亮的离间计无关）。诸葛亮在王连的劝谏之下“停留者久之”也说明这些动乱并非燃眉之急。南征之役并未严重到需要“元首”亲征的程度，蜀汉集团内部并不是没有优秀将领可以代劳，庲降都督李恢就是其中之一。建宁郡的叛乱正是在李恢的独立指挥下平定的。“南土平定，（李）恢军功居多，封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从如此隆崇的嘉奖来看，南征之役，李恢确实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
最使人不解的是：这场南征，“统内外军事”的另一顾命大臣、都护李严居然完全置身事外。遍查史书，找不到任何关于他曾参与此役的记载。而在建兴元年之时李严在处理南方诸郡的叛变事务上却曾有过极为积极地表。从积极主动到不闻不问，李严的态度和行为前后差距如此，是值得仔细揣摩得。
退而言之，姑且不论诸葛亮本人是否有借南征抓军权的本意，但结果是一目了然的：南征之后，诸葛亮确确实实已经掌握了蜀汉很大一部分的军队。当然，李严手中的江州军团并不包括在内。
镇守汉中的魏延所掌握的汉中军团，也还不在诸葛亮的控制之内。
[伐中原]架空魏延这个最后的元老
刘备生前，蜀汉集团存在着四大军区：荆州军区的关羽军团；汉中军区的魏延军团；永安—江州军区的李严军团；京畿军区的刘备直属军团。后来关羽军团彻底覆败，只剩下三大军团。李严直辖永安—江州军团的同时，拥有着对其他诸军团的节制权。
诸葛亮南征平叛所率部队，主要来自京畿军团——李严在诸葛亮南征期间不闻不问，永安—江州军团诸葛亮自然无法号令；汉中魏延军团身处前线也不可能抽得开身。南征的意义也正在于：诸葛亮从此将京畿军团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蜀汉建兴六年的首次北伐，目的是为了攻取曹魏凉州或者凉州的一部分，为蜀汉集团寻求一块出川的跳板。但除了这一战略目的之外，诸葛亮其实还达成了另一重要目的，那就是：借此控制接管了汉中军区的魏延军团。
魏延出身荆州，但与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士大夫关系不深。早年魏延是刘备的部曲将（家将），可以归入刘备直属元老行列。刘备之所以选择魏延镇守汉中，其“家将”身份应当是考虑因素之一。诸葛亮调整蜀汉集团内部权力关系，自然也少不了对魏延及其汉中军团的处理。
建兴五年，诸葛亮打着北伐统帅的旗号顺理成章地进驻汉中，从此魏延彻底告别了镇守汉中的方面军事将领的身份，而蜕变成为诸葛亮麾下的一员偏将。此后，魏延头上先后被冠以这些职务和爵号：（北伐军）前部督；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南郑侯。爵位虽荣，但此后却再也没有机会镇守方面，随诸葛出征，为万人率也不可得。这位刘备亲信中最后的元老，就此被架空。诸葛亮去世后，魏延与杨仪争权，其矛盾正是肇始于此时。
[废李严]客寓士大夫掌权传统成型
建兴八年(230)，关中魏军有三路进攻汉中的态势。诸葛亮借此理由，命李严将二万人赴汉中，并以严子李丰为江州都督，典严后事。李严抗命不欲北行，筑江州大城，反而求划分巴州并自为刺史，又求开府。诸葛亮表废李严时追叙这一段事情说:“臣当北出(按指建兴八年出师防备魏军之事)，欲得平(按李严改名李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亮以李丰为江州都督典严后事，“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完全是作为促使李严北上，也就是调虎离山的条件而安排的。李严既然不得不离开长期盘据的江州，那末，诸葛亮进一步解决李严问题，就只是早晚的事情了。
建兴九年，李严为祁山蜀军催督运事。诸葛亮废李严，假借了一个难于置信的口实.据《李严传》，李严之表现为:一，喻后主指，运粮不继，呼亮军还；二，又诘亮粮足何以还军;三，并表上后主谓亮军退盖以诱敌。亮以严反复如此，乃出严前后手笔为证，表徙严于梓潼为民。《李严传》注引诸葛亮公文上尚书，谓严“横造无端”;《季汉辅臣赞》据亮所言，亦谓严“造此异端”。但是这里所说的李严举动毕竟过于乖谬，不符常情，丝毫不像一个素来“以才干称”、“有能名”.、被誉为“部分如流，趋舍周滞”，在蜀国地居分陕的人所当为，其间必然另有文章。
废徙李严，其实是诸葛亮解决蜀汉集团内部客、主士大夫问题的关键，是当时的一件政治大事。陈寿所上《诸葛氏集》二十四篇十余万言，其中有《废李平第十七》一篇，可见关于此事的文书资料是不少的。陈寿、常璩书中所载废李严事，当是据《诸葛氏集》资料写成。但是今存这些，看来都是诸葛亮之词，没有李严一面的资料，历史真象究竟如何，已无从考定了。
李严被废徙，也有他个人的原因。《季汉辅臣赞》注谓:“都护李严性自矜高”。《陈震传》记载诸葛亮与蒋琬、董允书，谓“孝起(按陈震字孝起)前临至吴，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按陈震与李严均南阳人，故知乡党所论如此。震使吴在建兴七年，早于李严被废二年)。吾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
李严所为“苏、张之事”，具体情节没有记载。李严所行“苏、张之事”，当指其纵横牌阖于刘璋旧人与诸葛系荆州新人之间，肆其诡靡之说，挑起各团体内部不和，所以诸葛亮要假借理由加以消除。诸葛亮与李严的矛盾由于涉及蜀汉内部集团不和问题，关系重大，不便独自处理，所以诸葛亮表废李严，联署者竟有二十余人之多。
解决了李严问题，同时也就解决了江州地区的问题:李严驻永安时，江州始终处在刘璋旧人之手。费观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而费观是刘璋的女婿，李严的参军。费观以后是李严，李严以后是李丰。
李严被废徙后，诸葛亮立即“夺平子丰兵，以为从事中郎，与长史蒋琬共知居府事”，见《华阳国志·后主志》。这样，江州的军政权就转移到诸葛亮掌握中了。《李严传》记载亮与丰教，说到“若都护(按指李严)思负一意，君(按指李丰)与公琰(按蒋琬字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这本是诸葛亮对李严的一姿态，李严于徙所信以为真，“冀亮当自补复”。但是李严的希望并未实现。
廖立以不服李严被废，而李严又以不服诸葛被废。在这看来是两不相涉的孤立事件中，却包含蜀国历史上的一段公案，贯串于其间的是蜀汉执政权由哪一政治团体掌控的问题。
刘备在世之日，执政权由刘备掌控，自然不存在这些问题。刘备享国之日甚浅，才称帝不久即去世，继嗣刘禅不能在乱世独力执政；荆州丢失，首席辅政大臣诸葛亮由主势转为客势，又受李严制约，蜀汉集团究竟是由以诸葛亮为代表的客寓士大夫执政，还是由以李严为代表的本土士大夫执政，就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
[结论] 蜀汉集团最终选择了拒绝本土化
李严被废之后，诸葛亮总揽蜀汉执政权。继之执政蜀汉的，先后是出身荆州的蒋琬和费祎，以及出身凉州的姜维。客寓士大夫凌驾于本土士大夫之上，至此成了蜀汉立国传统。换言之，蜀汉集团最终拒绝了本土化。其赖以立国的大政方针至此也基本完成，此后不再有大的改变。蜀汉建国之路，至此可谓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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