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名叫“建国”的人有近百万；名叫“国庆”的人也有近50万。
当年，“建国”这个名字意义非凡、气魄宏大，也很时髦和光荣。
在河南新乡，瞅这位年幼的“建国”，亲切地，像不像您正在学堂的书桌前读书的孩子？看这位成年的“建国”，慈祥地，像不像您记忆中的爷爷或父亲？
“建国们”的照片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人的似水年华、流金岁月……
01
我叫申建国，1949年10月1日出生在河南新乡辉县市南寨镇北寨村，那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俺爹俺娘就给我起名“建国”。
上面的照片，是我出生没多久时拍的，前排左一是俺娘，她怀里抱着的小娃是我，后排右一是俺爹。爹说，当时在我们太行山下的农村，能拍张照是件很奢侈的事。不过，新中国成立了，我们也要跟着社会进步走，于是，这张照片成了俺家最珍贵的影像。
02
我兄妹五人，我是老大。
俺爹说，解放前，俺这儿很多人都很穷，过得像乞丐一样。我们一大家子没地方住，就在一座寺庙里栖身，一住就是十几年。不过，我依然觉得很幸运，因为，比起在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父亲，我的童年要安稳、祥和得多。
新中国成立后，神州大地换新天，我的家族就离开了破庙，有了自己的房子，我也顺利地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这两张照片是我从当时的证件上摘下来的，左边是我上初中时的照片（1962-1965），右边是我上高中时的照片（1965-1968）。
03
说起学生时代，最特别的记忆是读高中时走出大山，我去上海住了半个多月，长了很多见识。回到家，人们都说我长胖长高了。
1968年，我读完了高中，这是我（后排右一）与同学们在辉县百泉拍的纪念照。那个年代，手拿红宝书照相是一种风尚。毕业后，我和照片中的好几位同学都当了老师。1966年开始，好多人都在忙运动的事。
作为大山的儿子，我的职业选择很实际：当时，老师的地位虽然不高，但是待遇嘛，相对于在家种田还是要好得多。
04
1969年，我作为乡里仅有的两名高中毕业生之一，进入村办小学，当了民办教师。一年后，为送别去参军的堂兄（后排左三），俺全家人又拍了一张大合影。
与1949年的那张合影相比，时隔20年，这张照片的背景变成了一家人合住的房子，让我神伤的是，有些亲人已经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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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2月29日，送别堂兄两天后，21岁的我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句子：“人的一生中，生活方式是非常复杂的。有时遇事则苦闷，有时则兴奋，兴奋则以‘狂热’之。悲欢的事情也很多。现在的我才初步觉得做一个人不容易，既得考虑事情的正面，也得考虑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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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十年间，在教育系统中，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大学，农村小学的规矩没有被破坏，依旧是学生上学，老师教书。
当时村里的学校是包办制的，我们的学校由寺庙改建而来，一个老师啥都教。上学的时间跟现在差不多，只是没有双休日。老师的工资就是工分，干一天挣一天的工分，拿着工分可以优先换取一些生活必需品。
这张照片，是1972年参加工作后，我第一次跟毕业生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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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在村办小学任教5年后，我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新乡地区师范学校开办的首期音美班进修学习。同班同学四十多人，大家分别学习二胡、古筝、笛子等各种民族乐器，我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笛子。除了专业课，我们那会儿也要进行大量的政治学习。
走过乡村的青草香，来到繁华的城市，食堂里供给充足、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抚慰了课业重压下的我。有天，我看到校园里停着一台新汽车，觉得新鲜极了，就叫来一位同学帮忙拍了这张照片。
08
那时，经人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她当时21岁，是南寨乡卫生院的一名护士。恋爱期间，她经常会到新乡市区来看我。几十公里的路程，现在看不算什么，当时却要坐大半天的公共汽车。
进修期间，虽然每月有十几元钱的生活费，但我的经济状况还是很紧张。有次见面，妻子塞给了我几十元钱，这些钱，我不知道她攒了多久。她当时肯定看出了我的窘迫，但什么都没说，怕伤害一位男人的面子。至今想起，我心里还是会涌起满满的温情。
这是1975年，俺俩在新乡市人民公园约会，在同一个地方各自拍了一张照片留念，定格了我们的一段粉红色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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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7月6日，我完成全部课程，正式毕业。
毕业前，我和同学们拿着各自学习的乐器，在学校的院子里，摆出一个像流行乐队一样的pose，留下了这张特别的毕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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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2月16日，我和妻子领证了。当时，她家什么彩礼都没要，俺俩去照相馆，花几毛钱拍了张合影，就算是最最重要的结婚仪式了。仪式虽简单，却拉开了我们丰富的、多情的岁月风景。
这张我们珍藏多年的结婚证，现在看，还是颇具时代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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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我已是南寨镇中心学校的一位初中老师，早上5点半起床，6点出操，然后是一天的课，晚上9点放自习后才能回家。
尽管如此，我从没觉得辛苦，身边人都是这样，认为这种生活状态，就是自然而然的事。“艰苦奋斗、刻苦拼搏”的精神，已经化在了我们这代人的血液里。
这是1978年，我在南寨中心学校旁的小山岗上留影。当时，国家恢复高考已近一年，我能明显感觉到身边人对学习文化知识的渴望。于是，我更加坚定了决心，立志要当好老师，教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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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喜欢上了拍照，很想买台相机，但100多元的价格让我一次次打了退堂鼓。当时我虽然已是正式的公办教师，但每月的工资只有29.5元，一年后也才涨到35元。
1977年，妻子向岳母借了120元钱，给我买了一台牡丹牌120相机。当我的手一碰到相机，就像触电般兴奋，立马在老房子的厨房前给妻子拍了一张照片。她身穿工作服，看那笑容，至今都能融化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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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一台相机绝对算是家里的大件，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神器”。
有了相机，我不仅给自己的家人拍，也免费给很多老师和学生拍照。白天拍了照片，晚上回家自己调制显影液。没有专业的工具，就用家里的碗，然后用被子蒙着避光，在被窝里冲洗胶卷。
这是我给三位同事拍的合影，左一同事穿的是两个兜的士兵装，右边两位穿的是四个兜的军官装，都是当时很流行的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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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8月，不到29岁的我做了父亲。遵照“中国人民香花开，社会主义永如海”的起名顺序，我给儿子取名“红义”。
初为人父，除了满心的喜悦，我也觉得身上的担子更加重了。家里添丁进口，为补贴家用，工作之余，我和妻子养了几头猪。当时，一头猪养一年出栏，一斤可以卖8毛钱，这让家里每年可以多几百块钱的收入。这张照片是孩子还不到一岁的时候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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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一天天长大，我们的小家红红火火。可是噩耗突然传来，1981年，妻子长了个很大的肿瘤，医生说是癌症，估计剩余的日子不超过两年。听了这，我觉得天要塌下来了，她才28岁啊。
幸运的是，在新乡治疗半年后，妻子的病情竟慢慢好转，最终出院，直到现在，都很健康。
这是1982年5月，在新乡第二招待所门口，我为刚出院的妻子拍下的照片。大病初愈，妻子瘦了一大圈，但精神和心情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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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7月，我们又有了一个女儿。爷爷给她起名叫“红垚”，家里的女孩是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来取名，她的堂姊妹和表姊妹，有叫鑫和淼的。
这是红垚（左一）两岁多时和她二表姐在姥姥家里拍的照片，后面是养鸡的笼子。那时，小孩子会在吃饭的时候，躲着大人偷偷扔给小鸡一点东西吃。会下蛋的鸡，可是俺全家人的“宠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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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双儿女后来陆续就读于我曾经执教过的村小学。惭愧的是，我虽是老师，但并没时间去管他们兄妹俩的学习。好在两个孩子很会自学，也热爱读书，没咋让我费过心。
这是女儿（右列二）读三年级时，在课堂上的合影，那时每个村的学生还很多。而现在，随着祖国的城市化进程，不少农村孩子进了城，好几个村不得不并校，孩子们小小年纪，就得住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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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高考，老师对儿子的高考成绩预估不理想。想到妻子专门租房子，辛苦陪读一年，我对他撂下狠话：“学习不好能干啥，以后我不管你了。”
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早上，妻子去学校看黑板上公布的成绩，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儿子的名字。旁边有人告诉她，“在黄线上面，分数好的都在黄线上面呢，你家红义考了690多分”。
得到这个好消息，我们在退租前，到县里的照相馆拍了这张全家福。儿子因为挨骂有情绪，拍照时也不怎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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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儿子入读了陕西师范大学。一年学费要5000多元，但那时我每月的工资才400多元，为了凑足他的学费和生活费，我们向亲戚借了钱。
高兴的是，这小子还挺争气，本科毕业后，又考了本校的硕士，硕士毕业后，又考取了四川大学历史文献学博士和中山大学古文字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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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都想让儿子去广州读中大，但那儿一年一万多的学费，俺家实在承担不起。最后，儿子进入了学费相对便宜的川大。
直到现在，妻子还是会自责：俺们当大人的没本事，无法供孩子就读理想的学校，很对不起他。
好在，儿子却并没有什么情绪，他说，他享受了在那个年代、那个家庭最好的东西和最深的爱，一点都不遗憾。
如今，儿子已是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定居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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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从小受哥哥的影响，学习也很刻苦，如今刚刚硕士毕业，即将踏入职场，她有一些兴奋，也有小小的胆怯。
我妻子就安慰她说，只要读过书，就是件很幸福的事。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各方面都比以前更好了，满意的工作总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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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的父亲已是八旬高龄，家里人张罗着给父亲一起祝寿。时隔55年，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俺们家从那座破庙里走出来后，也成长为数十口人的大家庭了。照片的背景也变成了簇新的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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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的父亲已经95岁了，身体健康、思路清晰。他至今记得，抗战时期八路军的工作队来到太行山下，有这么一段描写未来社会主义的宣传语：“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走路不小心，苹果碰着头”。
父亲连连感叹，现在一看，这些描述全都实现了，普通家庭的生活，比解放前地主家的生活都要好很多，那个时候，地主家也不敢天天白面大米地放开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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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我从干了一辈子的教师岗位上退休。校领导说，有时间了让我常回来看看，但说实话，我真的不想回去了，因为，老师身上的担子太重了，工作是否认真负责，直接影响众多孩子的一生。
担子卸下了，一身轻松的我想干点儿别的，写写毛笔字，吹吹笛子，拍拍照，把以前放下的爱好都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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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计划赶不上变化，那几年，我患上了免疫系统疾病。几次手术后，病情有了好转，但还需要每天吃药维持。儿子不放心我和老伴，把我们接到重庆生活了几年，但我们实在适应不了那里的气候和饮食习惯。
这张照片是2015年冬，在重庆儿子的家中拍的，因为南方没暖气，所以，就算在室内，我也穿着羽绒服，戴着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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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开心，孩子很孝顺，他希望我们能跟着他在大城市里享享福，可是，我觉得太行山下的老家才是我的根，这里有我熟悉的乡情乡音，有相处融洽的邻里亲朋，还有熟悉的山山水水。
再者，我和老伴的退休工资加起来，一个月也有六千多块钱呢，平时如果有个什么病痛需要吃药的，国家还会报销一部分，这在农村，已经可以生活得相当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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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家的屋里，写满了我们生活的痕迹。
这辆自行车，是我和妻子花168元钱买的，在那白衣飘飘的年代，车后座上洒满了我妻子银铃般的欢笑。
墙上的挂钟花了60元，这些钱都是我们养猪挣的。桌子上的电风扇，是千禧年前我们家最主要的家用电器。这台小黑白电视，是2000年之后别人淘汰不要，我捡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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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台“飞人牌”缝纫机，承担了家里几十年来的缝补、制衣工作。它不但是一台缝纫机，还充当了儿子的书桌。读大学之前，他几乎所有的家庭作业都是在这台缝纫机上写完的。可以说，他能读到博士后，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也有这台缝纫机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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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台缝纫机还在发挥着余热，它最大的任务就是为孙子做春夏秋冬的小衣服。今年短短4个月，妻子已经给孙子做了四条棉裤、两件棉衣，还有若干棉铺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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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呢，现在对啥都不感兴趣，每天就希望看到她的大孙子，家里到处都挂着她大孙子的照片，妻子说，每天看看孙子的照片就特别开心。
我的身体一直没完全康复，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琢磨着，看看吃什么药能把身体改善得更好一些，让孩子们少操些心。
这就是我和我的家庭珍藏了近70年的时光和记忆。回首我的一生，虽然平平淡淡，但是无愧于心……
我叫申建国，我和祖国共成长！
当我们，
将自己的人生命运融入新中国的发展历程；
当我们，
将新中国的日新月异纳入自己的人生观察，
这其间，有多少的沧桑与浩歌？！
叫一声“建国”，道出了每一位中华儿女伴随一个大国崛起的心路历程，为整个社会留存了一段忠诚的、多彩的心灵史。
摄影：刘扬
我们相信，
在中华复兴的新征程上，
新乡有建国，河南有建国，神州处处有建国。
您是“建国”，他是“建国”，
我们都是“建国”中光荣的一员！
摄影：刘扬
祝福新中国，
祝您70岁生日快乐！
本组照片由申建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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