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嫌“狂犬病疫苗生產記錄造假”的長春長生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長春長生”），是如何躍上國內狂犬病疫苗市場份額的第二位？
“狂苗”事件引爆後，上市公司長生生物64歲女掌門人高俊芳從國企高管轉型為上市公司掌門人、家族資產積累達51億元的經歷，不斷被人提起。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調查發現，2009年至2010年的一次“狂苗”行業大洗牌，給長春長生“狂苗”帶來了崛起機會。因中檢院檢測標準的提高，當時能通過的企業僅有遼寧成大一家，外資賽諾菲巴斯德也退出國內狂犬病疫苗市場，“狂苗”持續緊缺。其後長春長生及時升級工藝，迅速進入市場。
2012年，重新拿到GMP證書的長春長生，在市場需求和產能增加的作用下，一躍成為業內第三。
2016年“山東非法經營疫苗案”後，長春長生繼續主動搶佔市場，2017狂苗批簽發量市場份額躍至第二。
如果不是此次狂犬病疫苗事件，長春投資7.5億的狂苗生產車間將很快投產，並且手握生產批件的長春長生還將拿到國產四價流感疫苗的“第一桶金”。
然而，此次事件之後，在洶洶的輿論之下，長春長生似乎已經無法全身而退。
“企業在人命關天的問題上造假，已經造成了公眾安全的風險，無論是對於已經接種的民眾還是國家疾控部門，影響都是巨大的。”北京大學醫學部免疫學系副主任、醫學博士王月丹表示。
澎湃新聞了解到，吉林省食藥監局已連續多日召開會議，相關藥廠人士也頻繁出入省局大門。
吉林省食藥監局 本文圖片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劉楚 圖
通報時間是在飛檢一週後
7月15日（週日）下午，國家藥監局通報稱：根據線索，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組織對長春長生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開展飛行檢查，發現該企業凍幹人用狂犬病疫苗生產存在記錄造假等嚴重違反《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行為。
據悉，國家藥監局在接到線索後，早在7月6日-8日已前往該公司“飛檢”，實際通報時間則是一週後。
國家藥監局審核查驗中心相關人士曾對澎湃新聞透露，“有因飛行檢查”的情況大多來自於內部人士舉報，在收到線索後中心將會對線索進行初步分析，待確認舉報合理性之後會以雙隨機的形式抽調檢查組組長和檢查員，組成3-4人的檢查小組。
“考慮到廉政問題，一般檢查小組成員事先並不知道要檢查哪家藥廠，而是在到達當地後才能打開密封信封，拿到線索。”相關人士透露。
中國證券報7月17日的報道稱，長春長生的“飛檢”源於內部員工舉報。
曾是長春長生一線員工的于飛（化名）告訴澎湃新聞，由於疫苗行業專業性高，如果不是內部人士舉報，外界很難發現，“算是行業潛規則吧，有的數據記錄本身就是為了應對檢查的。”
另一名在某疫苗公司擔任多年高管的資深人士許利（化名）則告訴澎湃新聞，疫苗的生產環節是沒有十全十美的，每次檢查也總會被查出大大小小的瑕疵，“相當於從80分到100分的區別，也是允許企業不斷完善整改的。”
但許利也表示，長春長生此次被發現的可能並非“小瑕疵”，“監管部門輕易不會鬧到公眾面前”。
長春長生否認50升“大罐”違規
關於事件中造假環節的細節，至今仍無權威披露。
中國證券報7月17日的報道中援引一名長春長生供銷商的說法，稱生產記錄造假或涉及企業在病毒發酵過程中以“大罐”替代“小罐”所致。
按照上海市疾控中心免疫規劃科主管醫師、疫苗科普作者陶黎納的說法，如果將疫苗的生產環節簡化，大致為：將狂犬病病毒導入細胞中，讓其在細胞中增值，同時需要培養這些細胞，讓細胞大量增值，最後收集病毒進行滅活後，添加各種佐劑後做成疫苗。
陶黎納認為，如果基於上述報道的猜測進行分析，長春長生“作假”的環節便應該是指向“細胞培養”，即藥廠通過GMP認證的方案中是使用的是小罐培養，但實際生產中卻用的大罐，目的是為了提高產量。
“從普通人理解上來看，大罐小罐的區別似乎並不大，差不多類似於大碗和小碗蒸蛋的區別，但在製藥領域中，一個工藝的不經意變更有可能會帶來‘蝴蝶效應’。”陶黎納告訴澎湃新聞。
但上述說法並未得到藥監部門和長春長生方面的證實。
前述疫苗行業資深人士許利則認為，“如果僅僅是小罐變大罐，藥監局不會鬧到人民群眾面前”。
“前些年，廣州諾誠出現過類似問題，但藥監局後來評估認為對質量影響並不大，只是讓企業先停產，等提交了補充資料之後又恢復了生產，恢復生產後也獲得批簽發量。”許利說。
7月20日，上市公司長生生物董事長高俊芳在短信中回覆了澎湃新聞有關生物反應器問題，強調公司於2017年拿到50升罐（生產）批件。
2010年的“狂苗大洗牌”給長春長生帶來機會
長春長生“狂苗事件”的輿論影響和得以預見的對疫苗行業的衝擊，讓許利頗為感慨，“不應該啊，國家這幾年質控、監管真的做得不錯，也得到了WHO的認可，我認為國產疫苗質量還是很好的”。
回顧近年來我國生物製品質控規範、批簽發檢測項目的改革，不得不提到的便是2009到2010年期間的“狂苗大洗牌”。
陶黎納清晰地記得，2010年國家提高了生物製品檢測標準後，“當時的（狂犬病疫苗）生產企業中，只有遼寧成大一家通過了新檢測標準，其他的都不合格”。
資料顯示，2009年4月2日，中檢院發佈《關於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細胞批簽發檢驗增加項目的通知》，決定“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將對此後申請批簽發的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細胞）在成品疫苗中實施DNA殘留量檢測，達不到規程標準要求的將不予簽發”。
此次標準改變，將原先要求凍幹人用狂犬疫苗DNA殘餘量的標準不高於10ng/劑提高到不高於100pg/劑。
該通知下達後，曾有多家企業認為當局並未提前給予過渡期，導致2009年之後長達兩年多的時間，國內市場只有一家狂犬疫苗企業（遼寧成大）能供應“狂苗”。
這項改革，還直接導致了狂犬病疫苗的發明公司——賽諾菲巴斯德退出了中國狂犬病疫苗市場。
陶黎納說，巴斯德疫苗當時也未能通過DNA殘餘量的關，“雖然直到今天，還沒有實驗能證明巴斯德疫苗的DNA殘餘量有直接的不良反應”。
檢驗標準的提高、巴斯德的退出讓“狂苗”市場進行了一次大洗牌。
前述疫苗行業資深人士許利說，2010年檢驗標準升級之後，長春長生連同多項檢測標準一起，將工藝從原先的轉瓶升級到生物反應器，並順利拿到了GMP證書。
升級後的狂苗生產線產能效果明顯，據上市公司長生生物年報信息，2012年當年因更新生產線，產量下降，加上固定費用分攤使得單位成本上升，導致 2013 年該“狂苗”產品毛利率下降至 21.90%。但隨著工藝成熟，2014年“狂苗”產品毛利率達到78.75%，市場佔有率躍居行業第三位。2015年1-3月，進入穩定生產後，該產品單位成本大幅下降33.71%，毛利率也相應提高至83.55%。
從整個疫苗行業來看，超過50%的利潤率並不少見。許利對此表示，疫苗受種人群相對固定，市場規模平穩，“利潤率不高一些的話沒有企業願意做”。
一名就職於某肝炎疫苗生產企業的員工向澎湃新聞表示，該公司曾研發過狂犬疫苗，但中途停止了，原因便是市場穩定的前提下，生產廠家已經飽和。
安信證券行業報告中曾評價：總體而言，疫苗是醫藥生物子行業中一門相對不錯的好生意。疫苗研發週期長且技術壁壘較高，預防屬性決定了疫苗上市後放量的節奏較快，3-5 年就有望達到銷售峰值。
上市公司長生生物2017年年報顯示，按照中檢院同品種批簽發量計算，長春長生年籤批發量達到355萬人份，已經躍至國內第二，市場份額僅次於遼寧成大，排名前列的還有寧波榮安和廣州諾誠。
“山東疫苗案”後長春長生繼續增長
長春長生“狂苗”從市場第三上升到第二的過程，不得不提的就是2016年的“山東非法經營疫苗案”，直接導致了《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的修改。
2016年6月，國務院發佈關於修改《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的決定，要求第二類疫苗由省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組織在省級公共資源交易平臺集中採購，由縣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向疫苗生產企業採購後供應給本行政區域的接種單位。
這對所有疫苗生產企業而言都是新的挑戰。
長生生物年報中稱，“山東非法經營疫苗案”後適齡人群主動接種疫苗的意願出現下降的情況，同時國家修訂了《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受新政的銜接、實施等因素影響，對公司產品銷售短期內也產生了重大不利影響。
不過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2016年，長春長生疫苗銷售達到10.15億元，同比增長28.52%。
對此，長生生物的解釋是：由於產品的剛性需求較強，在疫苗行業整體受到影響的背景下，公司仍然取得了較為樂觀的經營業績。
澎湃新聞記者查閱了2017年陝西、福建、廣東等省的二類疫苗集中採購入圍名單發現，在凍幹人用狂犬疫苗（vero細胞）品種中，有遼寧成大、長生生物、廣州諾誠、寧波榮安、吉林邁豐、河南遠大等主流狂苗生產企業。
上述廠家的疫苗，從價格和針劑次數上來說，每一單支針劑的價格均在40-60元；接種方法上來講，除遼寧成大為獨有的2-1-1（四針法、三次接種）外，其餘均為5針法（五次接種）。
陶黎納多次在科普文章中提及，遼寧成大有接種次數少的優勢，而且從完成全部針劑的花費總價上來看也最便宜。
“但實際接種時選擇的品牌，決定權在市縣疾控中心的採購選擇上。”陶黎納表示，“包括遼寧成大、長春長生在內的幾家疫苗廠家，一般都能進省級疾控中心的白名單（招標採購入圍名單），在這之後就看縣區級疾控中心如何選擇了。”
接近長春長生的人士透露，長春長生在此之後自建銷售渠道，“原先的代理商成了供銷商，實際上就是籤個合同，成為公司的銷售員”。
陶黎納分析，對於原先在市場上不佔優勢的品牌來說，此時更有機會提高品牌知名度。
上市公司長生生物年報中這樣描述：2017年，長春長生積極適應新的疫苗管理政策相關規範要求，加強銷售管理，積極推動新的推廣服務團隊的整合和銷售渠道的搭建，同時通過加強學術推廣會議和公司調研，強化與各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的聯繫，提高公司疫苗產品的品牌影響力，有效地推進了公司業績的快速增長。
從財務上來看，該公司當年銷售的費用達到5.83億，同比增長152%，增長的原因其解釋為“營銷模式受疫苗流通條例影響的推廣費、市場服務費、會議費和運輸費增加所致”。
同年（2017年），長春長生疫苗銷售達到15.39億元，同比增長51.67%。從批簽發量上來看，長春長生已躍居國內第二，佔25%市場份額。
除了在工藝和銷售上的發展，長春長生投資7.5億元的狂苗和水痘技改車間原定於2018年底完工，資料顯示，技改完成後，該公司狂苗年產量將達到1000萬人份。
高俊芳：從國企高管到民營疫苗公司掌門人
7.5億元的技改車間投資額，來源於2015年長春長生借殼上市後的募資所得。
資料顯示，2015年長春長生借殼黃海機械上市後，高俊芳與其配偶張永奎、其子張洺豪一起持有長生生物33.7%的股份，成為實際控制人。
2017年胡潤中國富豪排行榜中，高俊芳家族以51億資產位列820位。
此次“狂犬病疫苗生產記錄造假”事件後，高俊芳等人在長春長生在上市之前，如何通過資本運作手段，將一家由長春高新（長春高新技術產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和長生所（長春生物製品研究所）聯合發起成立的國企變成家族企業的往事，被人不斷提起。
據看看新聞報道，在2003年長春高新董事會決議將全部轉讓公司持有的長春長生股權時，在有包括雲大科技、福爾生物等多家第三方報價3元/股的價格下，高俊芳得以2.7元/股的低價受讓得到34.6%的公司股權，轉讓金額4161.6萬元。
澎湃新聞梳理發現，長春長生從國企到民營，經歷了十多年時間，期間經歷19次股權轉讓以及2次增資。在此期間，高俊芳配偶張友奎、其子張洺豪等家族成員陸續浮出水面。
不僅如此，在股權的頻繁交易中，現任康泰生物（深圳康泰生物製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杜偉民及其合作伙伴韓剛君也確曾以個人或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參與交易，並在完成對高俊芳家族的股權轉讓後，又悄然退場。
2001年，韓剛君以1932萬的價格，從長生所處拿到了長春長生30%的股權，6年之後，韓剛君將股權全部轉讓給了深圳豪言（深圳市豪言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同年，公司法定代表人為杜偉民的廣州盟源（廣州市盟源生物工程發展有限公司，杜偉民、韓剛君各持股50%）以43.70萬元從長生所拿下了長春長生0.68%的股權。
在參與受讓長春長生股權6年後，2007 年，杜偉民又和韓剛君一同離場：廣州盟源以54.74萬元的價格，將股權轉讓給了於廣謙。而韓剛君則將長春長生30%股權轉讓給了深圳豪言，具體金額未透露。2010年，於廣謙將全部股權又轉讓給了高俊芳配偶張友奎。
深圳豪言的背後，是高俊芳家族。據天眼查APP，高俊芳持有深圳豪言51%的股份，深圳豪言持有的長春長生股權，到了2010年，被無償轉讓給了高俊芳和張洺豪。隨後，深圳豪言被清算註銷。
從2001年入場，到2007年離場，杜偉民和韓剛君所扮演的角色，隱於高俊芳家族之後，又在高俊芳資本操控掌握長春長生股權環節中，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前述看看新聞報道曾提及，高俊芳曾任職長春生物製品研究所財務處處長，1992年長春長生成立，高俊芳即出任該公司副總經理，次年出任董事長併兼任總經理。1996年，母公司長春高新上市，高俊芳又晉級為長春高新副董事長。長春高新2001年和2002年年報顯示，作為國企高管，高俊芳年薪先後為5.98萬元、8.4萬元（含稅），而收購長春長生1734萬股股權需支付4161.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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