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的一個清晨，在上海青浦的一處墓園中，一場儀式正在進行。
一個穿著正式的女人把點名簿放在講臺上，臺下的人不自覺地挺直了直腰，看了眼身旁空蕩蕩的座位。
“下面開始點名！王芳，孫華，李紅，袁曉嵐……”點到名字的人一一答到。
“袁曉嵐，袁曉嵐？”
袁曉嵐的名字重複迴盪在大廳，無人應答。“啪”的一聲，聚光燈暗了下來，袁曉嵐的人生片段出現在了大廳前方的屏幕裡。現實中的她，走完了50年的人生，在儀式之前已被火化。裝有骨灰的盒子靜靜地躺在一個花籃中，周圍裝點著粉色玫瑰，一層白紗罩在上方。
“尊敬的各位親友、各位來賓，‘匆匆那年’，上海Lady袁曉嵐追思暨安葬儀式現在開始。”
接待中心裝飾成了德仁里弄堂的樣子。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一場“同學會”式的追思會
聚光燈外，葬禮設計師魏晶望向舞臺，她的同事們正扮演著一群學生。
2017年4月，她接到了為袁曉嵐舉辦追思會的通知，開車從青浦到市區和袁曉嵐曾經的老班長見面。
袁曉嵐過世前已與墓園簽訂了“生前契約”，即生前規劃身後事。
袁曉嵐一直過著獨居生活。她終身未婚，父母也已過世，但與同學經常來往，感情深重。在去世前，她將自己的後事交給一位在弄堂一起長大的朋友來辦。
從小學到高中，她們都在同一所學校。袁曉嵐知道朋友家裡有些困難，遺囑中將自己的一部分遺產留給了這位朋友。
對於這些年袁曉嵐的生活經歷，老班長對魏晶說，因為一些感情原因，曉嵐一直沒有結婚。對方寫給她的情書，她一直珍藏在床頭櫃裡，最後在追悼會上燒掉。
“燒掉真是太可惜了。”魏晶只好臨時提出一個大膽的想法：“既然都是同學來參加，我們就乾脆舉辦一個‘同學會’，就好像她還活著，同學們再次聚在一起。”
應該如何稱呼袁曉嵐呢？魏晶說，袁曉嵐沒有結過婚，不能稱她為袁“女士”，更不能稱她為“小姐”，就稱她為“上海lady”吧。
魏晶和同事們將墓園接待中心裝飾成了德仁里弄堂的樣子，大廳過道里放置著弄堂的背景照片，讓人走進去有一種老上海的感覺。
他們折出了一支支紙飛機，把藍色棉絮用膠水噴成雲朵的樣子，佈置在會場周圍。
二樓舉辦追思會的電影廳大門在他們的裝扮下，變成上海寧三小學的校門口，袁曉嵐曾在這裡上學。每位到場的“同學”在“入校”前要在畢業紀念冊上籤到，繫上紅領巾。女士佩戴鮮花手環，男士佩戴胸花，它們最後會被獻至袁曉嵐的墓碑前。
追思會上沒有哭喪和哀樂，《匆匆那年》的歌聲緩緩流動，“同學們”點燃電子蠟燭，為袁曉嵐祈禱。
老班長說，他們彷彿穿越時光，回到了過去。
魏晶靜靜地聽著，今年31歲的她長著一張娃娃臉，一頭短髮讓她看起來又瘦又小。她從2009年開始成為一名葬禮設計師，在此之前，她在一家婚慶公司負責策劃工作。如今她所在的團隊發展到40多人，分散在各個區域，有著彼此的分工。
“讓告別變得更美麗”，魏晶這樣概括自己的職業。在她看來，傳統的喪葬風俗缺少一些溫情。在上海，喪禮必須在三天內完成，一些沒有經驗的年輕人只能聽長輩在耳邊不停地叮囑“你要去銷戶口，買錫箔，去殯儀館買花圈”。
匆忙的喪禮過後，家屬身心俱疲，也沒有精力用來宣洩情感，只想好好休息一下，接下來還要投入工作。“我們缺少一個發洩的告別會、追思會，讓家屬坐下來，沉靜地好好告別。”
辦成同學會形式的追思會。
與亡者告別
“人們大哭大號然後大吃大喝，搭臺子唱戲，那戲也是高亢淒厲但是鮮豔徹底的調子。原來死人是用來提供一個狂歡的機會給活人的，也正因為這個活人們才會紀念他們。”
在作家笛安筆下，葬禮的最後往往是一場宴席。但在賓客離去後，又有多少人好好告別了亡者？
魏晶介紹，每年冬至來為親人安葬的客戶特別多，她和其他工作人員凌晨3點就要上班，冷風中，他們步行穿梭於不同園區。
在這一天，魏晶總能看見李萍隻身抱著鮮花來英雄園，看望她的兒子汪洋。祭掃後，李萍靜靜地看著汪洋墓碑上的字——“願我來世，身如琉璃”。汪洋和魏晶同年生，生命卻永遠定格在了19歲。
2006年11月26日，李萍在醫院聽到兒子去世的消息，當場暈倒。
這個就讀於復旦大學的大二學生有著光明的未來，在一次與小偷的搏鬥中，他被刺中心臟，失血過多而亡。
李萍獨自一人強撐著辦完葬禮。從靈堂擺設到打印照片她都要親歷親為，一次又一次地跑去給墓碑的設計提意見。在大殮當天，她支撐不住再次昏倒。
在隨後的日子裡，李萍始終無法走出失去兒子的陰影，“根本緩不過來的，對於一個母親來說，這是一輩子沒法消解的。你想看到他們同學結婚了有孩子了，我也年紀越來越大了，不管外表如何，那種孤獨思念那是任何人沒辦法感同身受的，只有我自己承受。”李萍說完就哭了。
魏晶覺得，李萍如此強忍傷痛辦完兒子的喪事，始終沒有和兒子好好告別，即使傷口在慢慢癒合，傷疤裡卻還是化膿的，“這樣的癒合方法並不健康”。
2010年，汪洋逝世四週年之際，魏晶和同事找到李萍，願意為汪洋免費辦一場追思會。
李萍很感動，她不想讓這種每況愈下出現在任何人的眼裡，“我要讓關心我的人放心，自己好好生活，這是我要做的，也是汪洋希望的。”李萍說。
她將自己設計和編纂的一本叫做《永遠的汪洋》的紀念圖文集交給魏晶團隊，還講了很多關於汪洋的故事。多次商討後，葬禮定在了2010年9月26日。
大學生汪洋的追思會現場一角。
那天一早，外面飄著小雨，天氣有些涼了。李萍披上一件藏青色襯衣，一條白底花長裙搭配黑色皮鞋。她將兩側的頭髮束成一縷，戴上一對小巧的玉耳墜。她要前往龍華殯儀館參加汪洋的追思會。
提到這場追思會時，魏晶有些羞澀。她說，他們那時行業剛剛起步，這個儀式設計得還略顯“稚嫩”。
她們研究過汪洋的生平，剛進大學那年的校學生會主席競選時，汪洋在演講中說：“我的名字是汪洋大海的‘汪洋’，但我只是汪洋中的一滴水，我更願從小事做起。”
所以這場追思會的主題為“我是大海里的一滴水”，她們在會場佈置了很多貝殼和藍色熒光燈，營造出“一片汪洋”的意境。
會場前的走廊裡擺放著一排汪洋的照片，其中一張照片下面寫著“我們希望思念和淚水可以陪伴你在那美麗的地方，那遙遠的地方，你永遠不會孤獨。因為你永遠都在我們心裡，我們永遠都在你的身邊。”
李萍看著那天的照片說，她只感到心痛卻並不悲傷，一切是那麼美好，她覺得汪洋彷彿從此又回到了大海。
辦追思會的電影廳大門被裝扮成了上海寧三小學校門口。
汪洋的離開是猝不及防的，對於至親來說，再貼心的儀式可能也比不上親口說一句“再見”。
2014年3月19日凌晨，31歲的任翌在病房裡已經四天沒有閤眼，他的母親來到了生命的最後階段，疼得直叫。醫生問，是否要做搶救措施，任翌哭著搖了搖頭。
母親抓著他的手，他明白母親的意思，“如果我不行了不要讓醫生去搶救，這是原話。她已經不想去承擔那種痛了，她想早一點解脫。”
一個小時後，母親離去了。
任翌的母親年輕時曾在東北插隊做護士，回上海後成為了一名幼兒園老師。上小學後，父母關係不好，家裡的經濟來源全都依賴母親一人，母親不得不下海做服裝生意。
等到任翌踏上工作崗位，母親還會經常去他住的地方打掃衛生，此時母親已經被診斷出了卵巢癌。2013年，癌細胞擴散，母親開始了近半年的住院生活。任翌放下了工作，每天在醫院陪母親聊天，從她小時候開始，回憶自己的一生。
“那個時候我還沒有結婚，她就說‘媽媽可能等不到你結婚了，也等不到你生小孩了。’”任翌說，母親知道自己性格叛逆，她只是希望他開心，不要在感情上像她一樣失敗，“別像媽媽這樣，到這個時候了再去後悔”。
在癌症的第三階段，任翌的母親每天必須依靠嗎啡、杜冷丁這種藥物才能挺過去，但再疼她也要在任翌面前維持她一貫的尊嚴，“到最後依然很堅強”。
早在病情惡化之前，任翌和母親就開始商量後事的問題。
母親喜歡什麼樣的照片，走的時候想穿一套乾淨的白色運動服，這些都已囑咐給了任翌，“我媽也關照過怎麼設靈堂，事先都準備好了，也沒有手忙腳亂。她想的挺周到的。”
任翌說，他們還一起去看了墓地，最後聯繫到了葬禮設計師，希望通過他們來為母親設計一場告別會。
告別會是任翌母親喜歡的北歐簡約風，泰菊和紫羅蘭點綴著大片白色百合圍繞著她。從花籃的擺放，鮮花的種類，照片的樣式到會場幕布牆的裝飾，所有環節由任翌和母親商量過，都是母親喜歡的樣式。
“時間都去哪兒了，還沒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背景音樂響起，沙畫元素的人生小電影緩緩放映著母親陪伴任翌長大的時光。
任翌堅持親自主持了母親的告別會，“我不喜歡有些司儀邊哭邊說，而且普通話也不太標準，來賓根本聽不清他說了什麼。”
讀講稿時，任翌前後三次差點哭出來。有一次讀著讀著聲音就變了，站在一旁穿黑風衣、帶白手套的禮儀師遞給他一張紙巾，可任翌沒有用它，強忍著淚水把講稿讀完。“下面還有我外婆，我爸我舅舅我阿姨，他們都會哭，但我不會去打破這個氣氛。”
任翌說，小時候有次做夢，哭醒之後跟母親說，夢到她去世了。母親告訴他，她不可能陪他一輩子。但當時任翌覺得不行，怎麼也捨不得，一直到葬禮最後，他也捨不得。
“我覺得她會用另一個方式活在世界上。現在我做很多的事情，也會想如果我媽在她會怎麼做，教我怎麼去做，一種成熟吧。”任翌說。
辦成同學會形式的追思會。
假如，我們明天就要離別
作為葬禮設計師，魏晶也想過自己的葬禮會是什麼樣，“以前希望自己的葬禮以白色為主，點綴珍珠和水鑽，整體上是珠光寶氣bling bling的風格；現在我喜歡中性風，以黑色為主色調，整體要酷一點。”
接著她想了一下，“隨著科技發展，可能未來都是5D投影，說不定是我自己在主持自己的葬禮呢？”說完她笑了起來，兩個酒窩格外明顯。
會場邊，剛工作4個月的竇婧（化名）看完了袁曉嵐的追思會，她第一次覺得，原來葬禮也可以辦成這個樣子。
竇婧出生于山西太原的一個普通家庭。十幾歲的時候，她和其他青春期的女孩一樣愛看言情小說。等到高考填志願時，她意外地選擇了殯葬專業。
竇婧的母親極力反對，覺得這個職業不適合女孩，未來不好找對象。但她不知道，女兒心裡一直有一個遺憾。
高考前，竇婧的外公去世了。這時的竇婧正努力備戰高考，沒什麼機會去看往他。直到外公火化前，她才請假回去參加告別儀式。
儀式很簡單，從村裡請來的白事先生引導家屬三鞠躬、繞靈一週、獻花，關於外公，什麼也沒說。
火化前，家屬看逝者最後一眼。輪到竇婧時，她的眼淚流下來，她想伸手去撫摸外公，卻被白事先生推開，並告訴她不可以把眼淚滴在逝者身上。
竇婧只能用眼睛記住外公最後的模樣，目送他被推進火化爐。那一刻，她突然覺得生命竟然如此短暫。
竇婧最終選擇了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殯儀學院殯儀系。
在殯儀館實習的時候，她遇到一位逝者在工地上因故去世。出事後，相依為命的弟弟來到殯儀館，他不相信哥哥是自己不慎失足墜亡。
法醫在準備解剖前對弟弟說，“您可以在外面等。”
“我不！”他一直在流淚，表情因悲傷而顯得有些猙獰。整個解剖過程中，他一刻也沒離開。
縫合後，哥哥被體面地放入棺中。簡單的告別儀式上，弟弟平靜地燒著紙錢。他點起蠟燭，獻上鮮花，對哥哥鞠了最後一躬，目送著棺材進入火葬爐。他們已經沒有多餘的錢舉辦更像樣的儀式。
竇婧在自己的微信公號裡寫道，“世界有多大，大到記不住一個人的消失。”
2017年畢業後，竇婧在墓園找到了第一份正式工作，認識了魏晶。剛入職的時候，竇婧讀了一段稿子，大家都覺得她讀得好，但魏晶說，學校教的主持方式聲音比較低沉，但會加重家屬的悲傷。
“你要用你的聲音溫暖他們，讓他們感受到安慰，我們真的沒有必要把殯葬做得那麼悲傷。”魏晶告訴竇婧。
大廳過道里放置著弄堂的背景照片。
從事這份工作也讓竇婧的人生觀、價值觀發生了改變。“我從來沒有像現在一樣珍惜生命，”竇婧說，“我更加珍惜和媽媽在一起的時光，我會傾聽她的訴求，理解她的想法。”
她常常在思考，如何詮釋我們的一生，用什麼形式紀念我們的生命？她曾這樣設想過自己的葬禮：在海邊落日的餘暉中，藍黑相間的幔帳隨風飛舞。所有她愛的人成一個圈，討論著關於她的趣事。有人笑了，有人默默流淚。他們把想對竇婧說的話放在漂流瓶裡投入大海，隨著海浪的湧動閃著藍色熒光。（部分人物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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