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敌对双方为维持自身战争巨额经费，同时扰乱破坏敌方经济，由国家出面出面伪造货币，这种做法至少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例如：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就亲自下令伪造“大陆票”从而破坏殖民地经济稳定；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又伪造了大量法国教会地产券。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伪造了令专家难辨真假的英镑——著名的“伯恩哈德钞票”。纳粹用这种伪钞为其间谍活动（收买情报、策反人员、间谍旅差等等）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二战中苏联、英国、美国的情报部门也都曾加入到大量伪造敌对国家货币的行列。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亲自命令日本特务机构（特高课）伪造中国货币——法币，配合日军的侵华军事行动，实施破坏中国经济。由陆军第九研究室主任、陆军少佐山本宪藏专门负责伪造中国货币的工作。山本宪藏曾经用数年时间研究了中国内地、关外和朝鲜的货币流通情况后，提出了伪造中国法币的计划。
日本特务机关不但在日本设立了制造假币的专门机构，同时在沦陷区也设立了发行和印刷假币的机关。1940年4月,山本宪藏成功的伪造出第一批中国农民银行1元、5元、10元面额券共500多万元，做旧后秘密运抵中国，并与真法币混和在一起，分别交付日本侵华特务机关和沦陷区的“商社”等机构流通使用，这些假币广泛流通，成为日本侵略者抢购物质，破坏中国金融秩序，谋取侵华日军军费的重要手段。
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日本特高课查获了国民党政府设在香港的造币厂及香港九龙的中华书局，得到了一些没有来得及运走的造币机器、印钞器械和中国中央银行最新印刷发行的十元面额纸币。日本由此获得了印刷法币的全部秘密。日军，动用了一切力量，从技术人员到高级印刷机械，来保证伪币的“质量”。所以，日军伪造的伪币就连专家也难辨真伪。1939年到抗战胜利七年间，日军制造假法币高达45亿元，创造了世界假币制造之最，这些假法币（实际使用流通30亿）一部分流入汪伪政权及上海青帮手中；另一部分则成为侵华日军的军饷，日军一方面用假法币在中国购买军需物质，另一方面用他在中国收买亲日分子。
日军印刷的45亿假法币相当于国民党政府一年的货币发行量。然而，让日本军部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诧异的是，中国政府不但抵住了这种“暗战”带来的经济破坏，反而借机反攻，轻而易举从日本手里套住了大量的黄金、棉纱、布匹等紧俏物资。原来，面对日伪军来势汹汹的“假币战”，国民党自己就开始了疯狂的通货膨胀，七年内，国统区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一百多倍，达到1890亿元。所以，所谓的日本假币专家山本宪藏哀叹道：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
其次，国民政府被迫制定实施了“以假对假”的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密令军统局与英、美两大国造币公司达成合作协议。秘密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了一座伪造日本钞票的货币工厂，以扰乱日伪统治区的财政金融秩序。每当日军发行日本钞票、伪币（汪精卫伪政权）和军用票新版纸币时，国民党军统局利用汪伪政权中高层的潜伏特工获取日伪银行的印钞票版，迅速带回歌乐山复制并日夜赶印，总数多达1.5万多箱，这些伪钞与沦陷区新流通的真钞毫无区别，甚至于连日本的制币专家也难以鉴别。国民政府由此轻而易举地利用假钞购买大量紧俏物品，给日本沦陷区金融市场以沉重打击，加剧了日伪统治区的通货膨胀。至此，日本的以破坏中国抗战经济为目的地“伪钞谋略”计划，以惨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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