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以後，國民政府的政治制度發生了較大變化，1931年12月26日的政制改革案規定，國民政府主席處於虛職，孫科出掌行政院。1932年初，蔣與汪聯手，逼孫科下臺，達成了權力分配，汪精衛出任國民黨中政會主席與行政院院長，掌理黨、政大權；蔣介石出任恢復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掌理軍權。這種軍政分立制度應當是國家政治的一種進步，有利於責任內閣制的形成與政治現代化的推進。在內憂外患的政治環境中，政治界和知識界普遍產生了一種增強民族凝聚力的要求，希望出現一個統一、堅強有力的政府，以應付危局。
1935年底，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長，國民政府採取了軍政結合的集權政治方式。①
在制度轉變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媒體對政治制度的評論與建言。1932年後，新創刊物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如《時代公論》、《外交評論》、《日本評論》、《民眾運動》、《國民外交雜誌》、《東北月刊》、《獨立評論》、《外交月報》、《外交週刊》、《申報月刊》、《軍國民雜誌》、《大眾生活》、《行政效率》、《政治月刊》、《政衡》等均繫於此期間問世。今人對上述刊物的研究，闡述北方學人所創的《獨立評論》的政治觀點的文章並不少見，②也有學者對其他關於民間或半官方所創刊物的主張進行了考察，③對以中央大學教授所創的《時代公論》卻鮮有論及。本文試以《時代公論》的創刊及政治主張為例，併兼及其他，考察其對國民政府集權政治的輿論支持。本文目的不在於考察集權政治形成的過程及對集權政治本身的評價，而在於分析這種制度變遷過程中的輿論支持，並分析輿論支持國民政府集權政治的原因與作用。
一、《時代公論》的創刊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1928年宣佈進入訓政時期，實行了黨置於政府之上的五院制政治體制。中原大戰以後，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以加強國府權力，加強中央集權作為政府改革的基本方向。當行政院院長譚延闓去世後，蔣介石兼任了行政院院長，試圖通過政治革新，進行全面集權，以加強國民政府與行政院的權力。
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蔣介石第一次全面集權的步伐受阻。蔣在各派反對勢力的集體攻擊下被迫下野，國內政治紛爭加劇，孫科出掌行政院。為拯救國難與避免政治紛爭，國民黨政府體制內外主張進行政治改革的呼聲日漸強烈。針對訓政階段民治主義與獨裁體制相矛盾的黨治政治，不少知識分子屢次提出“提前結束訓政”、“如期結束訓政”之類的政治主張。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孫科辭行政院院長職，出任立法院院長。孫公開發表“救國綱領草案”，主張為了集中力量，貫徹禦侮救國之使命，應立即召開國民大會，實行憲政。雖然孫科有借實行憲政名義以提高其掌理的立法院地位之意圖，但孫氏的政治呼聲很大程度上激發了知識分子關注政治的熱情，也加速了知識界通過舉辦刊物自由表達政治觀感熱潮的形成。
伴隨在洛陽召開的國難會議④，1932年4月1日，以國立中央大學法學院教授為主體的一批學人創辦了《時代公論》雜誌，楊公達任主編（後由阮毅成任主編），張其昀為總髮行人。《時代公論》雜誌社的核心成員有杭立武、梅思平、薩孟武、阮毅成等，另有中國政治學會的一些骨幹成員⑤。五個月之後，張氏辭去了《時代公論》總髮行人的職務。《時代公論》為週刊，除政論文章外，還刊登“時事述評”、“讀者論壇”及“通訊”，也出版專刊。如第25號作為“九一八國恥紀念專刊”，第33號作為“抗日方案徵文專號”，第40、41號作為“新年特大號”，第65、66號作為“憲法問題專號”，第92、93號作為“新年號”。自1932年4月1日出版至1935年3月22日休刊，共出版了156期。據不完全統計，前後有206人在該刊上發表政論性文章842篇。⑥主要撰稿人如下表。（見表1）
以上22位主要撰稿人共發表文章395篇，佔總篇數的46.9%。上述人員中大多有留學國外的經歷，政論水準較高，具有現代政治知識背景與追隨國際潮流的可能性。在撰稿人中，楊公達所撰文章最多。據不完全統計，除“時事述評”外，楊共寫了63篇，從該刊的第1號到48號，即發表了27篇政論性文章。⑦
如果進一步分析撰稿人的構成，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中央大學知名教授，除以上主要骨幹人員外，尚有程紹德（經濟系教授）、葉元龍（人口學教授）、曹翼遠（教育學教授）、何浩若（哲學教授）、繆鳳林（史學教授，歷史系主任）、向達（歷史系教授）、汪闢疆（中文系教授）等。第二類是在某領域有突出成就的其他東南學人，有的曾在中央大學短暫任教過，如徐悲鴻（藝術家）、陶希聖（思想家）、王禮錫（詩人）、劉運籌（原任中央大學農學院院長，1932年任北平大學農學院院長，農業經濟專家）、陳茹玄（法律專家，參加了五五憲草的起草工作）、陳長蘅（人口學家、經濟學家，立法委員）、衛挺生（財政專家、立法委員）、彭年鶴（司法專家）、李成謨（教育專家）、周谷城（史學家）、竺可楨（氣象學家）、梅汝璈（法官，後來參加了東京審判）、馬寅初（人口學家、經濟學家）等。第三類是與政府部門聯繫緊密的政論家，如吳昆吾（司法院參事）、吳鐵城（政府要員）、陶履謙（內政部官員）、師連舫（內政部科長）、吳頌皋（內政部官員）、林桂圃（國民黨理論家）、雷震（著名政論家）、冼榮熙（黃埔軍校政治教官，立法委員）、田炯錦（監察委員）、鄧深澤（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上校訓練教官）、彭學沛（代理內政部長）、朱家驊（政府要員）、成天放（國民黨理論家）、管歐（內政部科長）等。可以認為，以《時代公論》聚集的學人，是一個以中央大學教授為主體，囊括了諸多東南學人、範圍較廣的學術團體。
《時代公論》辦刊的宗旨非常明確，楊公達在“休刊的話”中談到：“願我們讀者不要完全忘記了我們三年來的主張：於黨要求恢復總理制，於國要求組織強有力的政府，於教育以適合國民生活之需要為方針，於社會厲行救濟事業，特別是替青年學生呼籲……”⑧該刊主要討論政治學理，呼籲拯救國難，爭論國民政府政治制度的選擇與改進、探索解決中國民族危機的出路，也較多關注教育、經濟與社會發展等諸多方面，並用大量篇幅介紹歐美日等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及外交關係。
二、《時代公論》對國民政府集權政治的主張
針對國民政府面臨的危機，如何拯救國難，如何建立一個有效的政府，這是輿論界所關注的問題。大體而言，輿論界對政制變遷的基本主張可以歸結為兩種：一種是要求以民主方式納諸更廣泛的人參與政治，制定憲法，推行民主政治；另一種是主張重新迴歸中央集權制度，通過組建強有力的政府以應付危局。如果說以北方學人為代表的“獨立評論派”通過“民主”與“獨裁”的爭論，最後由贊成獨裁的觀點佔了上風，還存在一個爭論過程的話，以中央大學為中心層的南方學人如楊公達、樓桐孫、梅思平等以《時代公論》聚集地的“時代公論派”，則一致為加強中央集權，擁有一個堅強領袖，實行政府的強力化而搖旗吶喊，並對國民黨現實中的組織缺陷提出了改進的期待。
其一，呼喚強有力的元首制。
應當說，《時代公論》自創刊之日起，就主張國民政府應當採取集權制度，為抗戰做充分準備。1932年4月1日，楊公達在該刊的創刊號上撰文指出，“政治制度的良否，在其能否適應環境為斷”，“黨治固不能適應現在中國的環境，歐美式的民主政治又豈能適應現在中國的環境”。⑨薩孟武提出：“目前中國急宜解決的，只要二個問題：在中央，趕快建設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在地方，趕快振興農村經濟。”⑩建立強有力的政府顯然是出於對汪、蔣分權後行政院軟弱無力狀態的擔心，且為改變這種狀態的一種意圖表達。
針對輿論界要求國民黨開放政權採用憲政體制的呼聲，“時代公論派”進行了反駁。楊公達認識到，“開放政權是朝野多數人的意見，是無可異議的了”，但如果國民黨內沒有一個被大眾所廣泛接受的領袖，開放政權又如何談起，“尤其是國民黨的領袖，或意氣是尚，或權力是爭，把整個的黨，弄得天翻地覆，分崩離析。一方面要訓政，他方面要憲政；一方面要黨治，他方面要民權，使人民如墜五里霧中，莫知所從”。(11)如此開放政權，勢必使國家喪失集中力量拯救國難的能力。面對日本的入侵，楊公達反對國民政府的軍政分立，贊成國民黨採用武力方式應付危局。他認為：“政府應亟謀軍權統一，以做政治的後盾；政權統一，以做軍事的後盾。至於國民黨，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約法三章治天下，就當以馬上治天下。”(12)面對每況愈下的時局，楊公達呼籲，今後要使中國變為一個有組織的國家，“自然要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要使中央政府存在和健固，自然要國人信仰中央政府”。“所謂信仰政府，就是要信仰政府這個組織，信仰這個推動一切的發動機，並不是不計一切的強信組織政府的人”，(13)“如今政府要具備的條件，是要強而有力”，(14)這種“強有力”自然不能建立於開放政權的基礎之上。
在呼籲建立“強有力”政府的同時，“時代公論派”不忘為這種制度尋找世界潮流的依據，指出建立“強有力”政府的必要性。袁道豐認為：“欲打開新局面，必須政府的組織能適應世界潮流，亦必須政府擁有堅強的權力。即如何造就一健全之中心領袖人物，及組織一嚴密堅強的團體。舍此一切都是空談。”(15)這種論調與世界流行的法西斯主義不謀而合。如果一個政府不能“強有力”，又何以推行政令於全國呢？師連舫從日本侵略中得出一些看法，“組織不健全的國家，不足以應付外來的侵略”，這樣的國家就是“無中心的、無軌道的、無權力的、無系統的一個無機體——死體”。他進而反問道：“我們的政府的權力真能夠實行於全國嗎”，“為什麼我們不抵抗？為什麼我們的抵抗只是局部的？為什麼我們一方在對日作戰，一方還有人在後方火併？”(16)一連串現實問題的拷問，其答案就是國家的政治不能完全統一，政府不夠強有力。薩孟武從立法的角度指出了由立法部的優越，變而為行政部的獨裁，乃是現今各國政治的趨勢。國民政府應當“非實行行政部獨裁不可”。(17)如何才能建立強有力的政府？楊公達指出，“強有力就是要解決兩個問題：機能的運用，和運用的得當”。楊贊成取消五院制，不如採用元首制，“目前的問題，在如何增加行政效率和如何使國際信仰中國政府的穩固，如何使人民信仰中央政府而不存在五日京兆之心，要辦到這些，非使人人集中視線於中心力量的代表，這代表當以元首為最宜”。(18)在“時代公論派”看來，政府威信的建立是強有力政府建立的關鍵，而這就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領袖。楊公達認為，中國所需要的政治家應當具備的起碼條件有：“是求實際，不尚空談”、“誠實勿欺，恪守氣節”、“要顧全大局，不要只為自己打算”、“要一切責任，挺胸擔當”、“要有魄力和犧牲精神”、“要深謀遠慮”。(19)
其二，批評國民黨的組織缺陷。
《時代公論》贊成建立強有力的政府的同時，不少文章展開了對國民黨的批評，批評的背後蘊含著對國民政府分權體制及國民黨組織問題的不滿。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內部嚴重分化，按照楊公達的描述，兩年以來，由於日本的入侵，國民黨實行訓政時權力分散的政治形態：
“各省軍閥割據，天高皇帝遠，愈是邊疆，愈像是桃花源，不知有漢。儘管口口聲聲，秉承中央意志，說得好聽，實際上誰不在那裡烏煙瘴氣做土皇帝。這是第一層。還有若干省份，此連彼結，隱然自成一小朝廷，幾乎要在國際上另外取得一個國家的地位來強出頭說話，真行者，假行者，把外國人弄得如墜五里雲霧中，摸不清頭腦，只可說這真是個無組織的國家。這是第二層。剩下的是‘宕在空中打鞦韆’的中央，只落得個尾大不掉虛有其表。這是第三層。這樣便是中國的政治形態。”(20)
楊公達的以上描述反映了國民黨內缺乏權威的組織現狀。梅思平指出，國民黨的以黨治國，至少有下列三種不利之點：(1)黨既然自認為是一個最高統治集團，於是黨與一般國民之間，儼然成了一種統治與被統治的界限，國民的政治責任心因之減弱，民治基礎亦無從培養。(2)黨既公然為統治機關，則政治責任必直接集中於黨，政治上一有差錯，黨即成為怨府，全國輿論即以黨為攻擊之總目標。(3)黨彰明較著的自為太上政府，事實上又不許它黨參予政治，於是一切政爭都成為黨的內部爭執，近年中國國民黨的四分五裂，此其一因。“人家以黨治國，是不居其名而取其實；我們的以黨治國，是徒取其名”。(21)楊公達也認為，國民黨的錯誤主要有：(1)居革命黨之名，行普通黨之實；(2)粉飾黨的統一，捨不得分家；(3)黨不自裁，而由他人裁之，責不自負，而由不負責者負之。(21)這種錯誤的產生，“一切一切，不是黨的不好，而是黨員不好”，自救的辦法就是“黨政思想化，黨員職業化，黨部簡單化”。楊公達認為國民黨沒有使黨的政治思想深入發展與傳播。黨員需要從事職業，而不單純只是從事黨務，黨部的機構太多。(23)沈清塵認為：“欲國民黨有強固的組織，尤非有繼承孫中山之人為一黨之魁首以領導一切不為功，此極明顯之事實。”(24)自然，強有力政府的核心是基於個人權威之上的集權政治。楊公達作為《時代公論》的主編，充當了集權政治主張的中堅。國民黨的組織缺陷只有通過元首制或獨裁製才能得以拯救。程天放也認為：“我是贊成中國現在採用獨裁製的，就現在中國實際情形講，獨裁政治有成功的可能，而民主政治完全無成功的可能。”(25)不難得知，從《時代公論》的政治主張而言，呼籲建立“強有力”政府是其辦刊的基本宗旨。
三、其他媒體的集權政治主張
國難期間，國民政府的政制改革一直是輿論界探討的焦點。除了《時代公論》的政論性文章呼籲建立強力政府之外，不少輿論探討了國民政府應當實行憲政還是加強中央集權的問題。在各種主張中，主要涉及到國民政府的黨政關係問題、國民黨的組織問題、國民政府的領袖問題等。如果說九一八後的初期，知識界對建立責任內閣制還存在幻想，試圖通過憲政方式達到國家上軌道的政治目的，到了1935年，由於國難不斷深重，國內民族主義不斷高漲，輿論界通過對政治制度的爭論後，感覺對憲政的無望與無助，轉而向政治權威靠攏，大多數傾向於採取政府集權方式，加強政府的職能尤其是行政院的職能，以拯救國難。無論其主張如何，大多數文章體現出了對國家和民族的強烈責任感以及期待加快政制改革的緊迫感。以下是輿論界討論政制改革時傾向於採取集權政治的幾個主要問題。（見表2）
以上時論雖然在是否取消黨治、開放黨禁等問題尚存爭論，但大多贊成改革國家制度，加強國民政府的權力，行政院應當成為真正負責的內閣制，國家應當擁有一個權力中心。對實行蔣介石的個人獨裁或尊蔣為全國最高領袖方面的態度相當一致。儘管這些論述並不能代表所有知識階層或媒體或政治參與階層的意見，但畢竟體現了內憂外患背景下國民政府政制改革的方向，即加強黨權，加強政府集權，加強領袖權力，以應付危局。張佛泉認為，“我們要承認，既然要政府，就要政治力量；既要政治力量，就要有‘專’的力量。我們相信，有權必‘專’，‘專’始有權；‘專’與‘權’是不可分離的名詞”。(26)這些主張為國民政府進行政治制度的改革提供了輿論基礎，與國民政府行政院裁撤駢枝機關及提高行政效率的運動相得益彰。由於輿論界對集權政治的支持，1935年底行政院院長汪精衛遇刺受傷後，軍人權威蔣介石順理成章兼任了行政院院長，完成了軍政的結合，個人集權的目的最終得以達到。
四、輿論界支持國民政府集權政治的原因與作用
從上所述可知，30年代初期的知識分子，在國難時期，出於對國家和民族的強烈責任感，出現了“文人論政”的熱潮。國難時期的“文人論政”是中國曆代以來的一種風尚。熱議時政成為知識分子改造社會的常規武器，報刊雜誌成為知識分子激濁揚清的神聖領地。文人也自覺扮演在國難期間激發社會力量、從事政治革新的動力器。楊公達談到，“國家的解救，專靠武人與敵抗戰，是無濟於事的。文人如果袖手旁觀，隔岸觀火，或繼續的不爭氣，那國難的加重，必是一天深一天”，“但我人希望最低限度有文天祥、史可法再生，本天地的正氣，喚醒僵死的民族精神，創造民族的新意識”。(27)有論者亦談到：“比較起來，20、30、40年代的知識分子是活躍一些，他們有較多的使命感，有更多的熱忱願意發表意見，討論國事，參與政治運動……在那三十年裡，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多數是支持政府的，能夠體諒政府的實際困難。”(28)故而，知識分子雖然反感政府的不爭氣，反感國民黨內的派系紛爭以及不上軌道的政治，但他們所具有的感性並不意味著放棄他們的思維理性，對政府的支持是建立於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感之基礎上的。
在國難期間的輿論界，“時代公論派”的任務希望通過輿論喚醒民族自覺，建立強力政府，拯救國家危機。《時代公論》聚集了諸多有影響的東南學人，且不論該雜誌的發行情況如何，就其表現出的對國民政府集權政治的強力支持，與國民政府權威人物或潛在權威人物的集權願望幾乎一致。《時代公論》被視為集權政治的鼓吹者，或許成為以前研究者未能予以系統研究的原因。客觀地說，雖然該刊不少撰稿人是在政府中任職的官員或科員，但無充分證據表明他們受到了國民政府本身的強力控制。主要撰稿人在舉辦該刊之時，並未從事政府的重要活動，也未與國民政府權威人物存在某種依附關係與人際網絡。一些撰稿人身兼立法委員，由於身份的特殊，願意就時局或制度發表自己獨立的見解，並不見得會屈從於政治權威。如果《時代公論》完全為國民黨政治服務或具有官方背景，則應當長期存在，不至於停刊，其言詞中亦不至於贊成建立強有力政府的同時猛烈抨擊國民黨本身的問題。因而亦可推知，《時代公論》的主張應是代表著東南學人自身觀點而非官方看法，是為拯救國難之眾多輿論之一種，是在面對國難危機內心焦慮的一種獨立表述。
故而，“時代公論派”熱議時政，支持集權政治，是出於知識分子群體所具有的獨立傳統的發揚。一般而言，知識分子在論政的初始階段，必定表現出不同的政治主張，並有可能對相異觀點進行猛烈抨擊與批判。在輿論界中，如果說“時代公論派”對集權政治的支持一直未有改變的話，以標榜“獨立”，代表北方學人的“獨立評論派”卻存在一個“民主”與“獨裁”的爭論過程。南北兩派在知識分子熱衷政治參與的共性基礎上，對國家制度的意見並非一致，且相互批駁，以圖戰勝對方。譬如，胡適在“獨立評論”第1期中發文指責梅思平為政府派。梅思平認為，“我總以為，民主政治的進步，決不宜過於急促”。(29)儘管“時代公論派”呼籲建立強力政府，支持“集權政治”，也代表了大多數東南學人的基本觀點，事實上，他們的聲音未能如“獨立評論派”一般如日中天。李雲漢指出了“獨立評論”的言論代表了抗戰前五年間政治思想的主要趨勢。(30)在國難期間的輿論界中，饒有意思的是，《時代公論》為集權政治提供了輿論支持，並未大量參與政治，《獨立評論》標示“獨立”，主要論者卻以“專家”的身份進入了集權政治的體制內。另外，鼓吹集權的《時代公論》在1935年休刊，如果不是抗戰的爆發，《獨立評論》是否在1937年停刊也未為可知，此原因尚可繼續探討。
輿論界對集權政治形成的作用上，顯然是不能忽略的。任何政制的變遷都由主觀與客觀因素所致，輿論界對國民政府集權政治的形成具有外在推動作用。一方面，權力分散的國民政府面對國難危機無力應付，主觀上需要一個強力的集權政府。由於孫中山去世後國民政府權力核心缺失，權威潛在者如蔣、汪等高層人物不斷角逐，地方實力派對國民政府中央不斷髮難。蔣作賓在1932年10月11日寫道：“現在各處之鬥爭，實小蛆之爭食，汝欲將中國挽救，實無異痴人說夢。”(31)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的王子壯在日記裡寫到30年代初期情形：“國內現象一如明末，流寇壓境，內部意見分歧，三者今已具備也，以今例，彼實具有亡國之徵，如不善處，非破亡即共管，而中國將不存於世界也，言之心悸！”(32)在世界性獨裁政治潮流的影響下，國民黨內興起了要求“領袖獨裁製”的呼聲。(33)陳立夫、陳果夫創辦的《政治評論》月刊倡導“一個主義，一個組織，一個領袖”的口號。1934年3月，全國有20個省市的國民黨黨部公開敦促蔣介石就任黨的總理或總裁。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出於議政參政的願望以及強烈責任感的原始動力，對政府集權推波助瀾。輿論能激發國人意志，喚醒民族自覺。現代政治的輿論支持率也成為了政府穩定與施政效率的衡量指標。在政治制度的爭論中，自由、民主與憲政是現代知識分子的終極追求目標。但是，集權政治也是一個政府應付危機有效的制度模式。因此，為拯救國難，集權政治的形成，與知識分子的輿論支持有著必然的聯繫。
總之，任何政制革新都與制度外部的推動力量有關。近代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在社會變遷與制度改革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當局的改革者也儘量利用知識分子在輿論方面發揮的作用，“早期的改革家首先爭取的是文人學士——有地位的知識精英，公認為有思想的人”。(34)從輿論與政治的關係言之，集權政治不利於知識分子的“自由表達”，這也許為知識分子始料未及。楊公達指出《時代公論》休刊的理由：“一方面感到言論不自由，他方面同人等又不願意說些不願說的話。國事既不可談，風月與幽默亦不會談，提出筆來找不到題目，大家只好暫時閒閒了。”(35)真正的輿論，是民主政治環護下的“公共意志”——民主政治，根據於輿論；而輿論之所出，則根據一般國民之公共意志。(36)此後，集權政治阻礙了輿論的自由發揮，但知識分子理性建言的傳統仍然存在，對輿論政治的熱衷有可能導致政治界與知識界之間緊張關係的長期存在。當然，知識分子對集權政治的支持，並不意味著對民主憲政的放棄，當對憲政的追求超出了能夠實現的可能之時，對集權政治的支持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在此後全面抗戰爆發後的政治環境中，知識分子的責任感進一步增強，對憲政的呼聲不斷高漲，通過舉辦刊物，繼續發揮輿論對政治制度變遷的積極作用。
註釋：
①劉大禹：《國民政府行政院行使權力的困境(1932-1935)——以推行保甲制度的程序為例》，《湖南科技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或參見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中國現代史》2007年第6期。
②可以參看邵明煌：《抗戰前北方學人與“獨立評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年；章清：《胡適派學人群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孫宏雲：《陳之邁與抗戰前的“民主與獨裁”論戰》，《社會科學研究》2005年第1期；劉大禹：《20世紀30年代自由知識分子的政治參與及績效評價》，《求索》2006年第9期。等等。
③參見鄭大華：《九一八後知識分子的思想變動》，《吉首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左雙文：《九一八事變後〈國民外交雜誌〉及其政治主張》，《史學月刊》2007年第3期。此類文章討論的重點在於對該雜誌本身的解讀，而未討論輿論本身與國民政府政制變遷之間的密切聯繫。
④《時代公論》創刊號的“時事述評”認為，“國難會議不過是一種貢獻意見的一個諮詢機關，不像憲政國家的議會一樣，議決事項有強制政府執行的權力”。足可表明，“時代公論派”對國難會議的成效未抱很大的幻想。
⑤中國政治學會曾於1932年9月在南京正式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個政治學者的組織。選出了周鯁生、浦薛鳳、錢端升、王艇生（王士傑）、杭立武為常務理事，並由杭立武為總幹事，負責處理日常事務。
⑥統計期刊中缺第6、10、11、67、72、110、118號，且未包括“時事述評”、“通訊”及“詩歌”。以平均每期5.4篇文章計，所刊文章總數約880篇。
⑦其中關於政治的有20篇，譬如《實現民主政治的途徑》（第1號）、《折衷主義與中國政治》（第3號）、《國民黨的危機與自救》（第4號）、《國民代表會的選舉》（第6號）、《再論國民黨的危機與自救》（第7號）、《灰色政治與姑息政治》（第10號）、《三論國民黨的危機與自救》（第11號）、《關於黨部組織簡單化》（第13號）、《國民黨復興論》（第16號）、《外交只是方法嗎？》（第17號）、《請拿出“慷慨歌燕市”的精神》（第20號）、《汪精衛先生辭職索隱和責任內閣制的崩潰》（第21號）、《革命的回憶與國民黨的復興》（第23號）、《國難政府應強力化》（第24號）、《九一八以來的中國政治》（第25號）、《中國所需要的政治家》（第31號）、《我的意見是時代錯誤的嗎》（第34號）、《告三中全會中央委員》（第37號）、《對三中全會提案的一點意見》（第38號）、《和平奮鬥救中國》（第40、41號合刊）。關於法律的1篇，有《關於民選立法監察委員》（第2號）。關於中日問題分析的有6篇，有《人自為戰的抗日》（第19號）、《抗日的途徑》（第27號）、《李頓報告書與中國命運》（第29號）、《戰呢？和呢？》（第42號）、《怎樣戰？》（第43號）、《時局的開展與對日殊死戰》（第48號）等。
⑧楊公達：《休刊詞》，《時代公論》第156號，1935年3月22日，第79頁。
⑨楊公達：《實現民主政治的途徑》，《時代公論》（週刊）創刊號，1932年4月1日，第6頁。
⑩薩孟武：《趕快建設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時代公論》第2號，1932年4月8日，第10頁。
(11)楊公達：《突如其來的開放政權》（上），《時代公論》第53、54合刊，1933年4月7日，第8頁。
(12)楊公達：《究竟怎麼辦》，《時代公論》第60號，1933年5月19日，第9-10頁。
(13)楊公達：《愈趨愈下的時局》，《時代公論》第62號，1933年6月2日，第6頁。
(14)楊公達：《九一八以來之中國政治），《時代公論》第25號，1932年9月16日，第8頁。
(15)袁道豐：《政黨政治已成為過去》，《時代公論》第68號，1933年7月14日，第22頁。
(16)師連舫：《從日本侵略得到的教訓》，《時代公論》第71號，1933年8月4日，第21-22頁。
(17)薩孟武：《中國需要行政部獨裁的憲法》，《時代公論》第77號，1933年9月15日，第11頁。
(18)楊公達：《國難政府應強力化》，《時代公論》第24號，1932年9月9日，第15-16頁。
(19)楊公達：《中國所需要的政治家》，《時代公論》第31號，1932年10月28日，第13-14頁。
(20)楊公達：《矛盾的局面》，《時代公論》第73號，1933年8月18日，第8頁。
(21)梅思平：《黨治問題平議》，《時代公論》創刊號，1932年4月1日，第11頁。
(22)楊公達：《國民黨復興論》，《時代公論》第16號，1932年7月15日，第14-15頁。
(23)楊公達：國民黨的危機與自救，《時代公論》第4號，1932年4月22日，第8-9頁。
(24)沈清塵：《沉悶時局中的總理制問題》，《時代公論》第107號，1934年4月13日，第6頁。
(25)程天放：《民主與獨裁》，《時代公論》第150號，1935年2月8日，第7頁。
(26)張佛泉：《民元以來我們在政制上的錯誤》，《國聞週報》第10卷第44期，1933年11月6日。
(27)楊公達：《文人的病態和責任》，《時代公論》第57號，1933年4月28日，第13頁。
(28)張忠棟著：《政治批評與知識分子》，（臺北）自立晚報社1985年6月版，第158頁。
(29)梅思平：《憲政問題答客難——答蔣廷黻、胡適二先生》，《時代公論》第11號，1932年6月10日，第15頁。
(30)馮啟宏：《法西斯主義與三○年代中國政治》，（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8年版，第237頁。
(31)北京師範大學、上海市檔案館編：《蔣作賓日記》，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81頁。
(32)王子壯：《王子壯日記》（手稿本，第一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351頁。
(33)馮啟宏著：《法西斯主義與三○年代的中國政治》，第17頁。
(34)［美］傑羅姆·B·格里德爾著，單正平譯：《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頁。
(35)楊公達：《休刊詞》，《時代公論》第156號，1935年3月22日，第79頁。
(36)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第1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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