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发生了较大变化，1931年12月26日的政制改革案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处于虚职，孙科出掌行政院。1932年初，蒋与汪联手，逼孙科下台，达成了权力分配，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政会主席与行政院院长，掌理党、政大权；蒋介石出任恢复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掌理军权。这种军政分立制度应当是国家政治的一种进步，有利于责任内阁制的形成与政治现代化的推进。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中，政治界和知识界普遍产生了一种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要求，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坚强有力的政府，以应付危局。
1935年底，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采取了军政结合的集权政治方式。①
在制度转变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媒体对政治制度的评论与建言。1932年后，新创刊物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如《时代公论》、《外交评论》、《日本评论》、《民众运动》、《国民外交杂志》、《东北月刊》、《独立评论》、《外交月报》、《外交周刊》、《申报月刊》、《军国民杂志》、《大众生活》、《行政效率》、《政治月刊》、《政衡》等均系于此期间问世。今人对上述刊物的研究，阐述北方学人所创的《独立评论》的政治观点的文章并不少见，②也有学者对其他关于民间或半官方所创刊物的主张进行了考察，③对以中央大学教授所创的《时代公论》却鲜有论及。本文试以《时代公论》的创刊及政治主张为例，并兼及其他，考察其对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舆论支持。本文目的不在于考察集权政治形成的过程及对集权政治本身的评价，而在于分析这种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舆论支持，并分析舆论支持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原因与作用。
一、《时代公论》的创刊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1928年宣布进入训政时期，实行了党置于政府之上的五院制政治体制。中原大战以后，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以加强国府权力，加强中央集权作为政府改革的基本方向。当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去世后，蒋介石兼任了行政院院长，试图通过政治革新，进行全面集权，以加强国民政府与行政院的权力。
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第一次全面集权的步伐受阻。蒋在各派反对势力的集体攻击下被迫下野，国内政治纷争加剧，孙科出掌行政院。为拯救国难与避免政治纷争，国民党政府体制内外主张进行政治改革的呼声日渐强烈。针对训政阶段民治主义与独裁体制相矛盾的党治政治，不少知识分子屡次提出“提前结束训政”、“如期结束训政”之类的政治主张。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孙科辞行政院院长职，出任立法院院长。孙公开发表“救国纲领草案”，主张为了集中力量，贯彻御侮救国之使命，应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虽然孙科有借实行宪政名义以提高其掌理的立法院地位之意图，但孙氏的政治呼声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知识分子关注政治的热情，也加速了知识界通过举办刊物自由表达政治观感热潮的形成。
伴随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④，1932年4月1日，以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为主体的一批学人创办了《时代公论》杂志，杨公达任主编（后由阮毅成任主编），张其昀为总发行人。《时代公论》杂志社的核心成员有杭立武、梅思平、萨孟武、阮毅成等，另有中国政治学会的一些骨干成员⑤。五个月之后，张氏辞去了《时代公论》总发行人的职务。《时代公论》为周刊，除政论文章外，还刊登“时事述评”、“读者论坛”及“通讯”，也出版专刊。如第25号作为“九一八国耻纪念专刊”，第33号作为“抗日方案征文专号”，第40、41号作为“新年特大号”，第65、66号作为“宪法问题专号”，第92、93号作为“新年号”。自1932年4月1日出版至1935年3月22日休刊，共出版了156期。据不完全统计，前后有206人在该刊上发表政论性文章842篇。⑥主要撰稿人如下表。（见表1）
以上22位主要撰稿人共发表文章395篇，占总篇数的46.9%。上述人员中大多有留学国外的经历，政论水准较高，具有现代政治知识背景与追随国际潮流的可能性。在撰稿人中，杨公达所撰文章最多。据不完全统计，除“时事述评”外，杨共写了63篇，从该刊的第1号到48号，即发表了27篇政论性文章。⑦
如果进一步分析撰稿人的构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央大学知名教授，除以上主要骨干人员外，尚有程绍德（经济系教授）、叶元龙（人口学教授）、曹翼远（教育学教授）、何浩若（哲学教授）、缪凤林（史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向达（历史系教授）、汪辟疆（中文系教授）等。第二类是在某领域有突出成就的其他东南学人，有的曾在中央大学短暂任教过，如徐悲鸿（艺术家）、陶希圣（思想家）、王礼锡（诗人）、刘运筹（原任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1932年任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农业经济专家）、陈茹玄（法律专家，参加了五五宪草的起草工作）、陈长蘅（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立法委员）、卫挺生（财政专家、立法委员）、彭年鹤（司法专家）、李成谟（教育专家）、周谷城（史学家）、竺可桢（气象学家）、梅汝璈（法官，后来参加了东京审判）、马寅初（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等。第三类是与政府部门联系紧密的政论家，如吴昆吾（司法院参事）、吴铁城（政府要员）、陶履谦（内政部官员）、师连舫（内政部科长）、吴颂皋（内政部官员）、林桂圃（国民党理论家）、雷震（著名政论家）、冼荣熙（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立法委员）、田炯锦（监察委员）、邓深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校训练教官）、彭学沛（代理内政部长）、朱家骅（政府要员）、成天放（国民党理论家）、管欧（内政部科长）等。可以认为，以《时代公论》聚集的学人，是一个以中央大学教授为主体，囊括了诸多东南学人、范围较广的学术团体。
《时代公论》办刊的宗旨非常明确，杨公达在“休刊的话”中谈到：“愿我们读者不要完全忘记了我们三年来的主张：于党要求恢复总理制，于国要求组织强有力的政府，于教育以适合国民生活之需要为方针，于社会厉行救济事业，特别是替青年学生呼吁……”⑧该刊主要讨论政治学理，呼吁拯救国难，争论国民政府政治制度的选择与改进、探索解决中国民族危机的出路，也较多关注教育、经济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并用大量篇幅介绍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外交关系。
二、《时代公论》对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主张
针对国民政府面临的危机，如何拯救国难，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这是舆论界所关注的问题。大体而言，舆论界对政制变迁的基本主张可以归结为两种：一种是要求以民主方式纳诸更广泛的人参与政治，制定宪法，推行民主政治；另一种是主张重新回归中央集权制度，通过组建强有力的政府以应付危局。如果说以北方学人为代表的“独立评论派”通过“民主”与“独裁”的争论，最后由赞成独裁的观点占了上风，还存在一个争论过程的话，以中央大学为中心层的南方学人如杨公达、楼桐孙、梅思平等以《时代公论》聚集地的“时代公论派”，则一致为加强中央集权，拥有一个坚强领袖，实行政府的强力化而摇旗呐喊，并对国民党现实中的组织缺陷提出了改进的期待。
其一，呼唤强有力的元首制。
应当说，《时代公论》自创刊之日起，就主张国民政府应当采取集权制度，为抗战做充分准备。1932年4月1日，杨公达在该刊的创刊号上撰文指出，“政治制度的良否，在其能否适应环境为断”，“党治固不能适应现在中国的环境，欧美式的民主政治又岂能适应现在中国的环境”。⑨萨孟武提出：“目前中国急宜解决的，只要二个问题：在中央，赶快建设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在地方，赶快振兴农村经济。”⑩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显然是出于对汪、蒋分权后行政院软弱无力状态的担心，且为改变这种状态的一种意图表达。
针对舆论界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采用宪政体制的呼声，“时代公论派”进行了反驳。杨公达认识到，“开放政权是朝野多数人的意见，是无可异议的了”，但如果国民党内没有一个被大众所广泛接受的领袖，开放政权又如何谈起，“尤其是国民党的领袖，或意气是尚，或权力是争，把整个的党，弄得天翻地覆，分崩离析。一方面要训政，他方面要宪政；一方面要党治，他方面要民权，使人民如坠五里雾中，莫知所从”。(11)如此开放政权，势必使国家丧失集中力量拯救国难的能力。面对日本的入侵，杨公达反对国民政府的军政分立，赞成国民党采用武力方式应付危局。他认为：“政府应亟谋军权统一，以做政治的后盾；政权统一，以做军事的后盾。至于国民党，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约法三章治天下，就当以马上治天下。”(12)面对每况愈下的时局，杨公达呼吁，今后要使中国变为一个有组织的国家，“自然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要使中央政府存在和健固，自然要国人信仰中央政府”。“所谓信仰政府，就是要信仰政府这个组织，信仰这个推动一切的发动机，并不是不计一切的强信组织政府的人”，(13)“如今政府要具备的条件，是要强而有力”，(14)这种“强有力”自然不能建立于开放政权的基础之上。
在呼吁建立“强有力”政府的同时，“时代公论派”不忘为这种制度寻找世界潮流的依据，指出建立“强有力”政府的必要性。袁道丰认为：“欲打开新局面，必须政府的组织能适应世界潮流，亦必须政府拥有坚强的权力。即如何造就一健全之中心领袖人物，及组织一严密坚强的团体。舍此一切都是空谈。”(15)这种论调与世界流行的法西斯主义不谋而合。如果一个政府不能“强有力”，又何以推行政令于全国呢？师连舫从日本侵略中得出一些看法，“组织不健全的国家，不足以应付外来的侵略”，这样的国家就是“无中心的、无轨道的、无权力的、无系统的一个无机体——死体”。他进而反问道：“我们的政府的权力真能够实行于全国吗”，“为什么我们不抵抗？为什么我们的抵抗只是局部的？为什么我们一方在对日作战，一方还有人在后方火并？”(16)一连串现实问题的拷问，其答案就是国家的政治不能完全统一，政府不够强有力。萨孟武从立法的角度指出了由立法部的优越，变而为行政部的独裁，乃是现今各国政治的趋势。国民政府应当“非实行行政部独裁不可”。(17)如何才能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杨公达指出，“强有力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机能的运用，和运用的得当”。杨赞成取消五院制，不如采用元首制，“目前的问题，在如何增加行政效率和如何使国际信仰中国政府的稳固，如何使人民信仰中央政府而不存在五日京兆之心，要办到这些，非使人人集中视线于中心力量的代表，这代表当以元首为最宜”。(18)在“时代公论派”看来，政府威信的建立是强有力政府建立的关键，而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袖。杨公达认为，中国所需要的政治家应当具备的起码条件有：“是求实际，不尚空谈”、“诚实勿欺，恪守气节”、“要顾全大局，不要只为自己打算”、“要一切责任，挺胸担当”、“要有魄力和牺牲精神”、“要深谋远虑”。(19)
其二，批评国民党的组织缺陷。
《时代公论》赞成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的同时，不少文章展开了对国民党的批评，批评的背后蕴含着对国民政府分权体制及国民党组织问题的不满。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部严重分化，按照杨公达的描述，两年以来，由于日本的入侵，国民党实行训政时权力分散的政治形态：
“各省军阀割据，天高皇帝远，愈是边疆，愈像是桃花源，不知有汉。尽管口口声声，秉承中央意志，说得好听，实际上谁不在那里乌烟瘴气做土皇帝。这是第一层。还有若干省份，此连彼结，隐然自成一小朝廷，几乎要在国际上另外取得一个国家的地位来强出头说话，真行者，假行者，把外国人弄得如坠五里云雾中，摸不清头脑，只可说这真是个无组织的国家。这是第二层。剩下的是‘宕在空中打秋千’的中央，只落得个尾大不掉虚有其表。这是第三层。这样便是中国的政治形态。”(20)
杨公达的以上描述反映了国民党内缺乏权威的组织现状。梅思平指出，国民党的以党治国，至少有下列三种不利之点：(1)党既然自认为是一个最高统治集团，于是党与一般国民之间，俨然成了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界限，国民的政治责任心因之减弱，民治基础亦无从培养。(2)党既公然为统治机关，则政治责任必直接集中于党，政治上一有差错，党即成为怨府，全国舆论即以党为攻击之总目标。(3)党彰明较著的自为太上政府，事实上又不许它党参予政治，于是一切政争都成为党的内部争执，近年中国国民党的四分五裂，此其一因。“人家以党治国，是不居其名而取其实；我们的以党治国，是徒取其名”。(21)杨公达也认为，国民党的错误主要有：(1)居革命党之名，行普通党之实；(2)粉饰党的统一，舍不得分家；(3)党不自裁，而由他人裁之，责不自负，而由不负责者负之。(21)这种错误的产生，“一切一切，不是党的不好，而是党员不好”，自救的办法就是“党政思想化，党员职业化，党部简单化”。杨公达认为国民党没有使党的政治思想深入发展与传播。党员需要从事职业，而不单纯只是从事党务，党部的机构太多。(23)沈清尘认为：“欲国民党有强固的组织，尤非有继承孙中山之人为一党之魁首以领导一切不为功，此极明显之事实。”(24)自然，强有力政府的核心是基于个人权威之上的集权政治。杨公达作为《时代公论》的主编，充当了集权政治主张的中坚。国民党的组织缺陷只有通过元首制或独裁制才能得以拯救。程天放也认为：“我是赞成中国现在采用独裁制的，就现在中国实际情形讲，独裁政治有成功的可能，而民主政治完全无成功的可能。”(25)不难得知，从《时代公论》的政治主张而言，呼吁建立“强有力”政府是其办刊的基本宗旨。
三、其他媒体的集权政治主张
国难期间，国民政府的政制改革一直是舆论界探讨的焦点。除了《时代公论》的政论性文章呼吁建立强力政府之外，不少舆论探讨了国民政府应当实行宪政还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问题。在各种主张中，主要涉及到国民政府的党政关系问题、国民党的组织问题、国民政府的领袖问题等。如果说九一八后的初期，知识界对建立责任内阁制还存在幻想，试图通过宪政方式达到国家上轨道的政治目的，到了1935年，由于国难不断深重，国内民族主义不断高涨，舆论界通过对政治制度的争论后，感觉对宪政的无望与无助，转而向政治权威靠拢，大多数倾向于采取政府集权方式，加强政府的职能尤其是行政院的职能，以拯救国难。无论其主张如何，大多数文章体现出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责任感以及期待加快政制改革的紧迫感。以下是舆论界讨论政制改革时倾向于采取集权政治的几个主要问题。（见表2）
以上时论虽然在是否取消党治、开放党禁等问题尚存争论，但大多赞成改革国家制度，加强国民政府的权力，行政院应当成为真正负责的内阁制，国家应当拥有一个权力中心。对实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或尊蒋为全国最高领袖方面的态度相当一致。尽管这些论述并不能代表所有知识阶层或媒体或政治参与阶层的意见，但毕竟体现了内忧外患背景下国民政府政制改革的方向，即加强党权，加强政府集权，加强领袖权力，以应付危局。张佛泉认为，“我们要承认，既然要政府，就要政治力量；既要政治力量，就要有‘专’的力量。我们相信，有权必‘专’，‘专’始有权；‘专’与‘权’是不可分离的名词”。(26)这些主张为国民政府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提供了舆论基础，与国民政府行政院裁撤骈枝机关及提高行政效率的运动相得益彰。由于舆论界对集权政治的支持，1935年底行政院院长汪精卫遇刺受伤后，军人权威蒋介石顺理成章兼任了行政院院长，完成了军政的结合，个人集权的目的最终得以达到。
四、舆论界支持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原因与作用
从上所述可知，30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出现了“文人论政”的热潮。国难时期的“文人论政”是中国历代以来的一种风尚。热议时政成为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常规武器，报刊杂志成为知识分子激浊扬清的神圣领地。文人也自觉扮演在国难期间激发社会力量、从事政治革新的动力器。杨公达谈到，“国家的解救，专靠武人与敌抗战，是无济于事的。文人如果袖手旁观，隔岸观火，或继续的不争气，那国难的加重，必是一天深一天”，“但我人希望最低限度有文天祥、史可法再生，本天地的正气，唤醒僵死的民族精神，创造民族的新意识”。(27)有论者亦谈到：“比较起来，20、30、4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活跃一些，他们有较多的使命感，有更多的热忱愿意发表意见，讨论国事，参与政治运动……在那三十年里，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多数是支持政府的，能够体谅政府的实际困难。”(28)故而，知识分子虽然反感政府的不争气，反感国民党内的派系纷争以及不上轨道的政治，但他们所具有的感性并不意味着放弃他们的思维理性，对政府的支持是建立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之基础上的。
在国难期间的舆论界，“时代公论派”的任务希望通过舆论唤醒民族自觉，建立强力政府，拯救国家危机。《时代公论》聚集了诸多有影响的东南学人，且不论该杂志的发行情况如何，就其表现出的对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强力支持，与国民政府权威人物或潜在权威人物的集权愿望几乎一致。《时代公论》被视为集权政治的鼓吹者，或许成为以前研究者未能予以系统研究的原因。客观地说，虽然该刊不少撰稿人是在政府中任职的官员或科员，但无充分证据表明他们受到了国民政府本身的强力控制。主要撰稿人在举办该刊之时，并未从事政府的重要活动，也未与国民政府权威人物存在某种依附关系与人际网络。一些撰稿人身兼立法委员，由于身份的特殊，愿意就时局或制度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并不见得会屈从于政治权威。如果《时代公论》完全为国民党政治服务或具有官方背景，则应当长期存在，不至于停刊，其言词中亦不至于赞成建立强有力政府的同时猛烈抨击国民党本身的问题。因而亦可推知，《时代公论》的主张应是代表着东南学人自身观点而非官方看法，是为拯救国难之众多舆论之一种，是在面对国难危机内心焦虑的一种独立表述。
故而，“时代公论派”热议时政，支持集权政治，是出于知识分子群体所具有的独立传统的发扬。一般而言，知识分子在论政的初始阶段，必定表现出不同的政治主张，并有可能对相异观点进行猛烈抨击与批判。在舆论界中，如果说“时代公论派”对集权政治的支持一直未有改变的话，以标榜“独立”，代表北方学人的“独立评论派”却存在一个“民主”与“独裁”的争论过程。南北两派在知识分子热衷政治参与的共性基础上，对国家制度的意见并非一致，且相互批驳，以图战胜对方。譬如，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期中发文指责梅思平为政府派。梅思平认为，“我总以为，民主政治的进步，决不宜过于急促”。(29)尽管“时代公论派”呼吁建立强力政府，支持“集权政治”，也代表了大多数东南学人的基本观点，事实上，他们的声音未能如“独立评论派”一般如日中天。李云汉指出了“独立评论”的言论代表了抗战前五年间政治思想的主要趋势。(30)在国难期间的舆论界中，饶有意思的是，《时代公论》为集权政治提供了舆论支持，并未大量参与政治，《独立评论》标示“独立”，主要论者却以“专家”的身份进入了集权政治的体制内。另外，鼓吹集权的《时代公论》在1935年休刊，如果不是抗战的爆发，《独立评论》是否在1937年停刊也未为可知，此原因尚可继续探讨。
舆论界对集权政治形成的作用上，显然是不能忽略的。任何政制的变迁都由主观与客观因素所致，舆论界对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形成具有外在推动作用。一方面，权力分散的国民政府面对国难危机无力应付，主观上需要一个强力的集权政府。由于孙中山去世后国民政府权力核心缺失，权威潜在者如蒋、汪等高层人物不断角逐，地方实力派对国民政府中央不断发难。蒋作宾在1932年10月11日写道：“现在各处之斗争，实小蛆之争食，汝欲将中国挽救，实无异痴人说梦。”(31)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的王子壮在日记里写到30年代初期情形：“国内现象一如明末，流寇压境，内部意见分歧，三者今已具备也，以今例，彼实具有亡国之征，如不善处，非破亡即共管，而中国将不存于世界也，言之心悸！”(32)在世界性独裁政治潮流的影响下，国民党内兴起了要求“领袖独裁制”的呼声。(33)陈立夫、陈果夫创办的《政治评论》月刊倡导“一个主义，一个组织，一个领袖”的口号。1934年3月，全国有20个省市的国民党党部公开敦促蒋介石就任党的总理或总裁。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出于议政参政的愿望以及强烈责任感的原始动力，对政府集权推波助澜。舆论能激发国人意志，唤醒民族自觉。现代政治的舆论支持率也成为了政府稳定与施政效率的衡量指标。在政治制度的争论中，自由、民主与宪政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终极追求目标。但是，集权政治也是一个政府应付危机有效的制度模式。因此，为拯救国难，集权政治的形成，与知识分子的舆论支持有着必然的联系。
总之，任何政制革新都与制度外部的推动力量有关。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变迁与制度改革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局的改革者也尽量利用知识分子在舆论方面发挥的作用，“早期的改革家首先争取的是文人学士——有地位的知识精英，公认为有思想的人”。(34)从舆论与政治的关系言之，集权政治不利于知识分子的“自由表达”，这也许为知识分子始料未及。杨公达指出《时代公论》休刊的理由：“一方面感到言论不自由，他方面同人等又不愿意说些不愿说的话。国事既不可谈，风月与幽默亦不会谈，提出笔来找不到题目，大家只好暂时闲闲了。”(35)真正的舆论，是民主政治环护下的“公共意志”——民主政治，根据于舆论；而舆论之所出，则根据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36)此后，集权政治阻碍了舆论的自由发挥，但知识分子理性建言的传统仍然存在，对舆论政治的热衷有可能导致政治界与知识界之间紧张关系的长期存在。当然，知识分子对集权政治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对民主宪政的放弃，当对宪政的追求超出了能够实现的可能之时，对集权政治的支持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在此后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政治环境中，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进一步增强，对宪政的呼声不断高涨，通过举办刊物，继续发挥舆论对政治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刘大禹：《国民政府行政院行使权力的困境(1932-1935)——以推行保甲制度的程序为例》，《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或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7年第6期。
②可以参看邵明煌：《抗战前北方学人与“独立评论”》，（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79年；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孙宏云：《陈之迈与抗战前的“民主与独裁”论战》，《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期；刘大禹：《20世纪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及绩效评价》，《求索》2006年第9期。等等。
③参见郑大华：《九一八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动》，《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左双文：《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外交杂志〉及其政治主张》，《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此类文章讨论的重点在于对该杂志本身的解读，而未讨论舆论本身与国民政府政制变迁之间的密切联系。
④《时代公论》创刊号的“时事述评”认为，“国难会议不过是一种贡献意见的一个咨询机关，不像宪政国家的议会一样，议决事项有强制政府执行的权力”。足可表明，“时代公论派”对国难会议的成效未抱很大的幻想。
⑤中国政治学会曾于1932年9月在南京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政治学者的组织。选出了周鲠生、浦薛凤、钱端升、王艇生（王士杰）、杭立武为常务理事，并由杭立武为总干事，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⑥统计期刊中缺第6、10、11、67、72、110、118号，且未包括“时事述评”、“通讯”及“诗歌”。以平均每期5.4篇文章计，所刊文章总数约880篇。
⑦其中关于政治的有20篇，譬如《实现民主政治的途径》（第1号）、《折衷主义与中国政治》（第3号）、《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第4号）、《国民代表会的选举》（第6号）、《再论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第7号）、《灰色政治与姑息政治》（第10号）、《三论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第11号）、《关于党部组织简单化》（第13号）、《国民党复兴论》（第16号）、《外交只是方法吗？》（第17号）、《请拿出“慷慨歌燕市”的精神》（第20号）、《汪精卫先生辞职索隐和责任内阁制的崩溃》（第21号）、《革命的回忆与国民党的复兴》（第23号）、《国难政府应强力化》（第24号）、《九一八以来的中国政治》（第25号）、《中国所需要的政治家》（第31号）、《我的意见是时代错误的吗》（第34号）、《告三中全会中央委员》（第37号）、《对三中全会提案的一点意见》（第38号）、《和平奋斗救中国》（第40、41号合刊）。关于法律的1篇，有《关于民选立法监察委员》（第2号）。关于中日问题分析的有6篇，有《人自为战的抗日》（第19号）、《抗日的途径》（第27号）、《李顿报告书与中国命运》（第29号）、《战呢？和呢？》（第42号）、《怎样战？》（第43号）、《时局的开展与对日殊死战》（第48号）等。
⑧杨公达：《休刊词》，《时代公论》第156号，1935年3月22日，第79页。
⑨杨公达：《实现民主政治的途径》，《时代公论》（周刊）创刊号，1932年4月1日，第6页。
⑩萨孟武：《赶快建设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时代公论》第2号，1932年4月8日，第10页。
(11)杨公达：《突如其来的开放政权》（上），《时代公论》第53、54合刊，1933年4月7日，第8页。
(12)杨公达：《究竟怎么办》，《时代公论》第60号，1933年5月19日，第9-10页。
(13)杨公达：《愈趋愈下的时局》，《时代公论》第62号，1933年6月2日，第6页。
(14)杨公达：《九一八以来之中国政治），《时代公论》第25号，1932年9月16日，第8页。
(15)袁道丰：《政党政治已成为过去》，《时代公论》第68号，1933年7月14日，第22页。
(16)师连舫：《从日本侵略得到的教训》，《时代公论》第71号，1933年8月4日，第21-22页。
(17)萨孟武：《中国需要行政部独裁的宪法》，《时代公论》第77号，1933年9月15日，第11页。
(18)杨公达：《国难政府应强力化》，《时代公论》第24号，1932年9月9日，第15-16页。
(19)杨公达：《中国所需要的政治家》，《时代公论》第31号，1932年10月28日，第13-14页。
(20)杨公达：《矛盾的局面》，《时代公论》第73号，1933年8月18日，第8页。
(21)梅思平：《党治问题平议》，《时代公论》创刊号，1932年4月1日，第11页。
(22)杨公达：《国民党复兴论》，《时代公论》第16号，1932年7月15日，第14-15页。
(23)杨公达：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时代公论》第4号，1932年4月22日，第8-9页。
(24)沈清尘：《沉闷时局中的总理制问题》，《时代公论》第107号，1934年4月13日，第6页。
(25)程天放：《民主与独裁》，《时代公论》第150号，1935年2月8日，第7页。
(26)张佛泉：《民元以来我们在政制上的错误》，《国闻周报》第10卷第44期，1933年11月6日。
(27)杨公达：《文人的病态和责任》，《时代公论》第57号，1933年4月28日，第13页。
(28)张忠栋著：《政治批评与知识分子》，（台北）自立晚报社1985年6月版，第158页。
(29)梅思平：《宪政问题答客难——答蒋廷黻、胡适二先生》，《时代公论》第11号，1932年6月10日，第15页。
(30)冯启宏：《法西斯主义与三○年代中国政治》，（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8年版，第237页。
(31)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市档案馆编：《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81页。
(32)王子壮：《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一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351页。
(33)冯启宏著：《法西斯主义与三○年代的中国政治》，第17页。
(34)［美］杰罗姆·B·格里德尔著，单正平译：《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页。
(35)杨公达：《休刊词》，《时代公论》第156号，1935年3月22日，第79页。
(3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182页。
学习古籍版本，离不开查看实物、进入圈子、了解市场价格！网拍是无成本、最方便的学习方法：
长按图片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关注点滴拍卖
閱讀更多 古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