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戰時毛主席、史達林和金日成之間的微妙關係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蘇、朝“鐵三角”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斯大林、金日成的協調與溝通好壞,關係到戰爭的勝敗。他們之間的聯繫,以中國人民志願軍參戰為標誌,前後有所不同。

朝戰時毛主席、斯大林和金日成之間的微妙關係

抗美援朝

本文摘自《百年潮》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蘇、朝“鐵三角”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斯大林、金日成的協調與溝通好壞,關係到戰爭的勝敗。他們之間的聯繫,以中國人民志願軍參戰為標誌,前後有所不同。在此之前,金日成與斯大林直接聯繫,根據斯大林的意見進行有關戰爭的決策和指導,金日成與毛澤東之間基本沒有聯繫,有關戰爭的情況,由斯大林向毛澤東作些通報。在此之後,是毛澤東與斯大林直接聯繫,毛澤東也與金日成互相聯繫,金日成一般不與斯大林直接聯繫。那麼,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他們之間究竟誰是核心呢?

對毛澤東提出的意見和主張,斯大林表示肯定和贊成斯大林在接到1950年9月29日金日成、樸憲永聯名請求蘇聯直接出兵援助的信後,於10月1日給毛澤東的電報中建議中國出兵支援朝鮮時,就明確指出:“中國部隊可以志願者身份出現。當然,由中國的指揮員統率。”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時,朝鮮人民軍主力被隔在三八線以南,並且大部失去聯繫,新組建的部隊尚未完成訓練,以金日成為最高統帥的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部控制的部隊只有3個多師尚可堅持作戰,已無力阻止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的進攻。志願軍入朝後第一次、第二次戰役,人民軍只有零星部隊配合,從第三次戰役開始,志願軍和人民軍在統一指揮下聯合作戰,但仍是以志願軍為主體進行作戰,直至朝鮮停戰,一般志願軍在第一線作戰的為6個至11個軍,而人民軍在第一線作戰的為3個至4個軍團。不但志願軍由中國指揮員指揮,而且關於戰爭形勢的分析判斷、戰爭中一系列重大決策和方針等,都是由毛澤東或周恩來等代表中國方面提出具體意見和主張,徵得金日成的同意後實施的。許多也都報告給斯大林,徵求斯大林的意見。斯大林基本上都是表示同意或贊成。如在志願軍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打退到三八線後,是否越過三八線作戰問題,1950年12月4日,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因有事準備回國,向蘇聯副外長安·葛羅米柯辭行。王稼祥就朝鮮戰場形勢問道:“從政治角度看,中國軍隊在成功地繼續進攻的情況下,是否應該越過三八線?”葛羅米柯非正式地表達了蘇聯方面的意見:“鑑於當前朝鮮的形勢,提出‘趁熱打鐵’這句古老的諺語是十分恰當的。”這雖然是王稼祥與葛羅米柯之間的談話,但實際上反映了兩國領導人毛澤東和斯大林的意圖。緊接著,12月5日,聯合國13個亞非國家阿富汗、緬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菲律賓、沙特阿拉伯、敘利亞和也門代表團,“呼籲北朝鮮當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立即聲明它們沒有意思使它們控制下的任何部隊前往三八線以南”。中國領導人認真地考慮了這個問題,擬訂了如下五個條件:1.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朝鮮;2.美國軍隊撤出臺灣海峽和臺灣島;3.朝鮮問題應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4.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參加聯合國並從聯合國中逐出蔣介石的代表;5.召開五大國外長會議準備對日和約。採納上述五個條件,即可召開五大國代表會議,簽訂停戰條件。12月7日,中國政府通過蘇聯駐中國大使,徵求斯大林的意見,斯大林表示“完全同意”中國政府的這五個條件,並且指出在聯合國未就停止朝鮮軍事行動問題拿出意見之前,不宜亮出這些底牌。

1951年2月,毛澤東根據戰場情況,決定志願軍實行輪番作戰的方針,6月至7月毛澤東關於準備與美方進行停戰談判和擬就的談判議程,8月下旬毛澤東就美方在談判期間在中立區滋事破壞,朝中方面宣佈暫停談判,11月中旬毛澤東關於軍事分界線問題談判將達成協議對談判形勢的估計,1952年1月和2月毛澤東關於談判中停戰安排方案的考慮,12月毛澤東關於美國可能進行大規模登陸軍事冒險的判斷,等等,均報告給斯大林。斯大林的覆電用詞基本上是“我們同意你關於朝鮮未來戰爭的看法”、“對你們的建議我們沒有異議”、“我們認為你們的觀點是正確的”、“我們同意你對談判目前形勢的評價”、“同意你所擬訂的計劃和你對談判進程做出的估計”等等。

金日成與毛澤東個別問題產生分歧時,斯大林支持毛澤東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國方面和朝鮮方面在重大問題上的認識總體上是一致的,但有時也有意見分歧,為能在戰爭中達成行動上的一致,毛澤東均將情況報告斯大林,由斯大林作出裁決。斯大林的裁決都是支持中國方面的意見,比較突出的有如下幾例:

一是關於組建志願軍和人民軍聯合指揮機構問題。從志願軍入朝開始,彭德懷就主張建立志願軍和人民軍聯合指揮機構,以便於作戰。彭德懷直接或通過朝鮮派到志願軍擔任聯絡的樸一禹,幾次與金日成和蘇聯駐朝鮮大使史蒂科夫進行協商,史蒂科夫也主張建立聯合指揮機構,但直到第一次戰役結束,第二次戰役誘敵深入已開始的1950年11月中旬,仍沒有結果,並且在第一次戰役即將結束時,已經發生了人民軍誤擊志願軍事件。l1月13日,周恩來就此起草了毛澤東致斯大林的電報,指出:“彭德懷同志提議,希望金日成同志和史蒂科夫同志能常駐前方,並由金日成、史蒂科夫、彭德懷組織三人小組,負責決定軍事政策,包括建軍、作戰、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以及與作戰有關的許多現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見一致,以利戰爭進行。我們同意這個提議,現特電告,請求您的指示。如您認為可行,即請由您處向史蒂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為妥……現在的重要問題是朝、蘇、中三國在那裡的領導同志們能很好地團結,對各項軍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見,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在作戰上能有較好的配合……勝利是有把握的。”斯大林接電後,於當月16日回電,提出同意由中國同志統一指揮,並將此意同時電告金日成和史蒂科夫。第二次戰役西線作戰結束後,12月上旬,經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與金日成協商,組成了志願軍和人民軍聯合司令部,實現了志願軍和人民軍作戰的統一指揮。

二是關於第三次戰役結束後是否立即發起新的進攻問題。第三次戰役於1950年12月31日黃昏發起,總體發展比較順利。彭德懷鑑於志願軍和人民軍在進攻中未能大量殲滅敵人有生力量,“聯合國軍”似在有計劃地撤退,企圖誘使志願軍和人民軍向南深入,造成志願軍和人民軍側後東西海岸防禦空虛,側翼暴露,以便其利用海空軍優勢,實施側後登陸,對志願軍和人民軍進行南北夾擊。而志願軍經過三次戰役後,減員較大,疲勞異常,急需休整補充,又因戰線向前推進,志願軍後方運輸線延長,且運輸能力本身就弱,又遭美國空軍嚴重封鎖破壞,供應非常困難。為了避免前進過遠而陷於不利的境地,併為準備進行春季攻勢,遂於1951年1月8日結束了第三次戰役。1月10日前後,蘇聯駐朝鮮大使兼軍事顧問及金日成、樸憲永對彭德懷結束戰役、停止追擊均表示不滿,主張立即發起新的攻勢作戰,併發生爭執。第二次戰役結束後蘇聯駐朝鮮大使兼軍事顧問就曾當面指責彭德懷:打了勝仗為什麼不追擊?世界上哪有這種打法?事情反映到毛澤東和斯大林那裡,斯大林說,彭德懷以那樣劣勢裝備打敗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軍隊,是當代軍事天才,彭德懷的意見是正確的。

三是1952年7月關於是否接受美方提出遣返人民軍和志願軍被俘人員數額問題。至1952年6月底,美方為強迫扣留志願軍和人民軍被俘人員,對戰俘採取法西斯手段進行的強行“甄別”全部結束。就是這樣,美方“甄別”的結果,要求遣返的戰俘也不是美方於4月19日宣佈的7萬人,而是8.3萬人。7月13日,在談判雙方代表團大會上,美方將這一新數字通知了朝中方面。在8.3萬人中,有朝鮮人民軍戰俘7.66萬人,約佔應遣返人民軍人數的80%;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6400人,約佔應遣返志願軍人數的32%。二者比例極不相稱。美方聲稱這是最後的、堅定的、不可更改的方案。毛澤東和周恩來認為,如果美方真願停戰,那麼在其承認收容的11.6萬戰俘中,至少應提出遣返9萬上下的數字,“這個數目雖還不是全部遣返,但已經是絕大部分遣返”。“我們準備與其達成協議,而將其餘兩萬多人保留到停戰後繼續解決。”美方宣佈的這一遣返數字中,朝鮮人民軍的遣返人數和志願軍的遣返人數,佔各自應遣返人數的比例相差如此之大,帶有明顯的挑撥性,並且是在其空軍對朝鮮北方電力系統和平壤市進行大規模轟炸的軍事壓力下宣佈的。因此是不能接受的。而此時,金日成則主張接受美方這一方案,以實現停戰。毛澤東、周恩來經兩日考慮,於7月15日發出由周恩來起草以毛澤東名義致金日成的電報,對此事進行了分析,表明了態度。同日,毛澤東將對這一問題的分析電告斯大林。16日,斯大林覆電,認為“你們在和平談判中所持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8月15日至9月22日,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出訪蘇聯,主要討論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問題,這期間也多次與斯大林討論朝鮮的形勢問題。9月初,金日成、樸憲永和彭德懷也前往莫斯科,中、朝、蘇三國領導人共同討論了朝鮮的形勢和停戰談判問題,並取得了一致的意見。

對斯大林反對的個別主張,毛澤東仍根據實際執行

這主要是毛澤東總結運動戰期間志願軍五次戰役的情況,於1951年5月26日致彭德懷電報提出的對美英軍打小殲滅戰的方針。5月27日,毛澤東將這個電報的內容通報給斯大林。斯大林在29日給毛澤東的回電中認為,這個方針是“冒險的”,很易被美英軍識破,“拿蔣介石軍隊作類比,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一旦美英軍向北推進,並建立一道道防線,你們突破防線就會付出巨大損失。他建議:“看來你們將要準備一次重大的戰役,其目的當然不是為了局部機動,而是為了給美英軍以沉重打擊。”毛澤東和中國人民志願軍並未接受斯大林的建議,而是根據戰爭實際情況,按打小殲滅戰方針對部隊進行了教育和部署。5月30日,彭德懷起草了致人民軍前線總指揮金雄的信,就是根據毛澤東關於打小殲滅戰的指示,提出了“三至六個月作戰方針”。在粉碎“聯合國軍”1951年夏秋季局部攻勢後,從10月底開始直至1953年7月朝鮮停戰,志願軍在作戰指導上就是貫徹的這個方針。

總之,在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後,中國和朝鮮方面如何進行戰爭指導,在毛澤東、斯大林、金日成三人之間,形式上斯大林是核心人物,而實質上毛澤東是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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