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紂成功後，根據“滅國不絕祀”的原則，把紂王的兒子祿父封在殷商故地，祿父就是武庚。武王又安排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駐守在武庚的三個方向，叫做三監。
武王不久後病死了，史書記載由於周公獨攬朝政，開創禮樂制度引起了管叔，蔡叔等人的不滿，所以武庚就勾結三監和東南方商人曾經的屬國開始叛亂。後來在周公的主導下，叛亂被平定了。
這件事表面上看就是好像很簡單，從三監的角度，周公旦獨攬朝政有著代替成王的能力和表象，他們懷疑周公不忠。
而作為武庚的角度就更好理解了，他要復國嘛，這個立場就很純粹。但是整個三監之亂就這麼簡單嗎？其實這是兩種世界觀的衝突！
其實三監之亂存在一個歷史性變革的問題，這個變革在歷史上極為重要。關於商周之變是我國能和秦滅六國，隋唐開創科舉，清末辛亥革命並稱的大事件。因為它們都徹底改變了社會的面貌！重塑了國人的世界觀。
我們知道商周時期中國處於奴隸制社會，那大家知道那時候的普世價值是什麼嗎？也就是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角度。其實人們的共同認知是來源於現實存在，這個沒錯，但是人們卻有可能主觀的改造群眾的共同認知。
其實商代人與周代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我們解析一下。其實商人所存在的環境相對是惡劣的，因為他們除了自己誰都不能信任。他們沒有被分封到地方的同姓貴族，也沒有天下共主的名義。他們只是依靠武力和先進的生產方式，對地方諸侯進行武力上的壓迫。
為什麼這麼說呢？首先就是商人對待諸侯的態度，他們之間的關係不是平等的我們都認同對吧，但是這種關係與周人是不一樣的，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周王和地方諸侯是家長和家庭成員的關係。而商人對待諸侯的態度則是非我族群，其心必異。這種區別就很明顯了。商人會把所有商人以外的諸侯叫做夷狄，周人在他們眼裡也只是羌人的一支罷了。
商人會在面對諸侯威脅的時候不斷的武力征服，通過戰爭獲得更多的奴隸和地盤，他們是不把敵人當做對等的人來看待的，而周人的諸侯無論怎麼爭奪，上面都有一個周王在，不管這個周王又沒有絕對的實力。所以這種關係的區別就很明顯了。
在商代人的眼裡，天命是降於商人這個族群的，他們就是受到上天眷顧的文明人，而其他人都不是人！而到了周代，天命是降於周天子的，在周人眼裡只有周天子不是人，他是神，而剩下的都是周天子的臣民。這就是當時兩個朝代的普世價值。
當然我們更熟悉周人的這一套，因為他們成功了嘛，他們把這種世界觀傳遞了近三千年，確立了中國最高統治者的絕對權威，這種權威甚至超脫出宗教的範疇。而商人對世界的看法反倒是清朝以後又重新興起了，人們又開始對種族的劃分更加敏感了。
那麼商周兩代的人對天下看法的不同跟三監之亂有什麼關係呢？首先管叔、蔡叔、霍叔的想法，他們的思路還停留在商人的世界，他們認為天命應該是降於周人，而不是周天子，因為他們也是周人，他們想讓周朝成為第二個商朝。
這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嗎？當然有！如果天命降於周人，也就是說所有的周人都是天下的主人，按照這種邏輯，他們就應該像商人一樣有一個集體的超脫地位，而宗法制的推行讓他們這些地方諸侯重新變成地方政權，這讓他們有一種自己成為商代諸侯的錯覺。周人代商的全部意義在他們身上都不存在了。這就是意識形態的差別了。
按照這種邏輯，他們其實是認為周公在進行分家活動，從此你過你的，我過我的，如果你不聽話還不行！如果是這樣，那他們推翻商人的意義又在哪裡呢？直接接受商人統治不是一樣？所以他們寧可一搏，幫助盤庚或許能成為更大的諸侯，甚至真的做到天命降於周人，所有周人是一家。也不會像現在做一個小小的監視者。
而武庚的邏輯還是很明確，那就是天命降於商人，他想讓商人重回到當初的地位，只要通過武力打敗所有對手就能做到，他的祖先就是這麼做的，武庚這麼想也無可厚非。
武王伐紂勝利以後實行了分封制度，而從這個時候開始，周人選擇天命降於周天子就無法避免，因為周人必須要樹立起家長的權威，可是這樣就不能顧全整個周人的需求了，而周公制禮作樂維護住了周天子的地位，那麼民族主義的崩盤就在所難免了。
在這以後的中國會以文明國家的姿態出現，而不是民族國家，文明國家會展現出無與倫比的包容性，能夠輕易吸納任何其他民族的優點而不是因為種族不同一味地採取對抗行為。兼容幷蓄也讓中華民族成為真正打不死，也打不爛的一群人。而中華另人驚歎的同化其他民族的能力也來源於此。
商人和周人就像是現在的民族主義和普世主義的區別，三監之亂就是普世主義最終打敗了民族主義，以古鑑今，我們的未來會不會也是這樣呢？其實民族主義未必有前途，而普世主義也不見得有多好，未來充滿未知，還是交給歷史來驗證吧！
這是《歷史的鏡子能照出什麼》第29篇連載文章，想看我們的生活怎樣從歷史一步步變成今天看到的模樣，敬請關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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