濱州全面推行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
每次深入學習解放思想，都有力助推濱州在改革中前進。
濱州日報 記者 王光磊
改革春風吹進城裡，國企改革啃下了最難啃的硬骨頭
在改革開放的春風裡，農村“大包乾”早已累累碩果滿枝頭了，城市裡的國企改革卻“醒來晚、起身慢、步子小”，顫顫巍巍地才啟程。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濱州還是全國重點貧困地區，一直以農業為主體，國家很少在這裡擺佈大項目，到1978年，全區工業總產值為4.85億元，利稅0.58億元。“工業落後”這頂帽子壓得濱州人民長期喘不過氣來。
曾長期分管工業的地區老領導趙延孝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1983年我剛到行署工作時，我國改革開放不久，還處在計劃經濟年代，政府部門對企業生產計劃統一下達，原材料統一調撥，產品統一購銷，財政統一收支，人事統一管理，這‘五統一’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變，嚴重束縛了企業的手腳，影響到企業的發展，因此，加快企業改制步伐，搞活企業，讓企業擁有自主經營權，是當務之急。”
回顧濱州工業經濟發展史，1979年至1991年這段時期是濱州工業快速起步階段。當時的惠民地委、地區行署為迅速貫徹落實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確定了改革單一抓農業的做法，走農工副綜合發展的路子，連續推出一系列促進工業發展的有力措施。
據原濱州地區體改委主任周福樓介紹，惠民地區的企業承包自1985年開始推行試點。“包字進城”，將農村“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乾”做法，改為“交上國家的，留下企業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移植到企業。
1988年4月15至17日，全區企業承包工作會議召開，地委明確要求，全面推行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認真貫徹“配套、完善、深化、發展”方針。會後，全區企業承包工作進入了比較規範的階段。1988年，全區97%以上的企業進行了第一輪承包，從而形成國有和集體企業第一輪承包高潮。
據瞭解，全區國有和集體企業先後經歷了經濟責任制、廠長負責制、放權讓利等一系列管理體制上的改革。而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推行，為全區工業企業釋放出巨大的發展活力。隨著這一制度的普及實施，全區個體私營工業企業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成為公有制經濟強有力的補充。
原以為承包是一劑靈丹妙藥，能從機制上激發企業活力。可意想不到的是，當啟動第二輪次承包時，出現了承包改革的“倒春寒”。
1990年，全區企業第一輪次的承包到期。“在當時被調查的5個縣市和地直企業中，經營者對第二輪承包願意繼續幹的佔40％，態度猶豫、搖擺不定的佔40%，申明不再幹的佔20％。即使願意續包或搖擺不定的，心裡也各自揣著‘小九九’，覺得承包基數不划算的，也會拉開架勢跟你討價還價。”周福樓感嘆道。
在當時，企業承包制還是個新事物，在推行過程中難免會遇到阻力，承包制也不例外。吃慣了“大鍋飯”的人們對“廠長經理工資高出職工三倍以上”的分配方式牴觸情緒很大。當時一些支柱企業，一年僅向財政上繳十萬元稅金，剩餘全部留在企業自主支配。不少地直幹部們說這是“富了和尚，窮了廟”。
此時，時任惠民地區行署常務副專員、全區企業承包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的趙延孝坐不住了，他與時任惠民地區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全區企業承包工作協調小組第一副組長周福樓組織開展了長達半年的調研，召開了幾十次座談會，聽取企業和有關部門的意見建議。
通過初步調查、分析和梳理，他們發現，人們對第一輪承包主要有五個“不滿意”：
一是對“一死”包“百活”不滿意。經營者反映，承包除基數是“死”的以外，其餘都是活的，這在實踐中行不通，讓許多企業難以承受。
二是對“包盈不包虧”不滿意。雖然承包企業都實行了風險抵押，但風險金大都留在企業裡作為流動資金使用，由企業自行管理和支配，盈利了變相分紅，虧本了不作補償，“風險金”變成了“保險金”。
三是對“以包代管”不滿意。企業主管部門反映，承包後，企業崗位、技術培訓冷冷清清，企業行為缺乏有效約束，出了問題得不到及時糾正。
四是對分配不合理不滿意。承包後，行業之間企業留利高低不均，企業之間職工收入差距懸殊，經營者之間收入差距偏大，對經營者簡單地以職工收入作為獎勵倍數，“獎”得不合理；籠統地實行超基數分成，“分”得不合理；單純地以增長幅度定報酬，“定”得不合理。
五是對“鞭打快牛”不滿意。人們普遍反映，承包基數不合理，包得多、幹得多的“快牛”挨重鞭，流大汗；而包得少、幹得少的“慢牛”則給“奶”吃、哄著幹，這不但挫傷了“快牛”的生產積極性，也助長了“慢牛”的惰性，直接影響生產指標的完成。
通過客觀分析，發現第二輪次承包還面臨四大難題：一是大環境波動頻繁，不利因素多，承包基數難確定；二是涉及面廣，相關政策不配套，承包內容難適應；三是經營者收入問題敏感，利益分配關係難處理；四是經營者心態複雜，承包任務難落實。
針對調查中發現的問題和難點，政府和主管部門按照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決定》關於“興利除弊”的要求，提出了搞好第二輪承包的對策。每一條對策事前都與有關部門進行充分醞釀和協商，達成比較一致意見後，最終形成了萬餘字的長篇調查報告。隨後，全區企業承包工作協調小組以此為藍本，向行署上交了搞好新一輪企業承包工作的報告，其中對策和建議基本被行署採納。
地委、行署隨即召開了全區企業第二輪承包工作動員大會，對全區上一輪次承包湧現出的30位“馬勝利”式優秀經營者進行了表彰。
在接下來的工作中，承包經營責任制得以普遍推行。1990年底，全區第一輪承包到期的510多家企業實現了向第二輪承包的平穩過渡，為全區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提供了制度保證。1993年之後，全區工業進入了一個平穩發展的歷史新階段，各工業企業逐漸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
不得不說，承包制給企業騰出了很大的發展空間，使濱州的工業企業從層次到發展質量都提升到了新高度,並湧現了一批像張忠正、張士平、楊本貞、張可信等當時在全國都有影響力的新型企業家。而濱州活塞廠、魯北化工廠、濱州印染廠等企業承包後的突出業績，也令當初對承包持懷疑態度的人刮目相看。
推進每一次改革時，都會高舉起解放思想這面大旗
王陽明曾言：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在他看來，“破山中賊”的勝人之事是容易的，而“破心中賊”的自勝之事則是困難無比的。
放言改革，其實最難的是革到自己頭上，革新自己的思想觀念。
作為濱州改革開放40年的親歷者，周福樓總結認為：解放思想大討論，搞了一回又一回，搞了一輪又一輪，與舊思想鬥，與舊觀念鬥，與舊習慣鬥，其過程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甚至在闖關時刻頗為驚心動魄。
在改革開放初期，有位同志問周福樓，我們地區的經濟為什麼欠發達？他的回答一直見血：“思想欠發達。”東南沿海地區之所以改革開放起步早、步幅大、步速快，就是人家的思想解放得早、框框少、觀念新。相比之下，我們一直在“計劃”圈子裡打轉轉，在姓“資”姓“社”問題上爭論不休，放不開膽子大步向前。
在他看來，在濱州，所謂解放思想主要就是斬斷了三個“羈絆”。
第一個，就是要斬斷了“姓資姓社”、“姓公姓私”的羈絆，衝破“一大二公”的思維束縛。
第二個，就是斬斷了“等靠要”、“慵懶散”的羈絆，衝破了供給制、分配製、票證制等的無形束縛。
第三個，就是斬斷了“小進即滿”、“小富即安”的羈絆，衝破了小農經濟、小農思維定式的束縛。
這三個羈絆既是頑症又像幽靈，容易復發，攪和在一起，不肯輕易退出歷史舞臺，一旦遇到合適的時機披上新的外衣又會出來。
長期以來，很多人頭腦中有“三靠”慣性：吃飯靠統銷，花錢靠救濟，發展靠貸款，而且以“老實”自居，“不哭不叫，不吵不鬧，不給不要，給也不要”。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就是因為持有這種狀態，所以我們錯失了許多發展良機，被人家越拉越遠，落後的帽子總是甩不掉。“吃大虧了！”周福樓說。
回顧濱州40多年的改革歷程，會發現一條“鐵律”：每一個現實改革受困、發展停滯難行的階段，我們都會祭起解放思想這面大旗，用改革的手段化解前行道路中的風雨險阻。
這40年間，濱州改革開放思想大討論的號角從來沒有停息過，歷屆主政者都把解放思想大討論作為披荊斬棘、攻克前進道路上堡壘的撒手鐧、開山斧，推進各項改革的先手棋，為濱州的大發展、大跨越輸送新思維、源動力。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從1978年下半年起，濱州（統稱）先後專門組織發起了十餘次解放思想討論活動，其中比較重要的如下：
1、1978年10月30日，中共惠民地委宣傳部發出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通知，在全區黨政機關、文化教育系統開展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大討論。
2、1998年8月6日，地委書記王宗廉致信《濱州日報》，倡議在全區開展“學理論興濱隆中對”活動，發動各界有識之士為加快濱州經濟和社會事業發展獻計獻策。
3、2000年11月29日，地委擴大會議召開，專題研究《濱州地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草案）》。會上，市委書記王宗廉首次正式提出了“追趕戰略”的概念。
4、2003年5月3日，市委印發《關於在全市廣泛開展“解放思想見行動，更新觀念促發展”大討論的通知》，決定從5月開始在全市廣大黨員幹部中開展“解放思想見行動，更新觀念促發展”大討論活動，並召開了4次電視會議。
5、2004年7月1日，全市“解放思想見行動，破‘空’排‘難’快發展”大討論會議召開，決定利用7、8、9三個月時間，在全市開展解放思想大討論活動。
6、2007年3月12日，全市“轉變作風清廉實幹，創新觀念科學發展”解放思想大討論活動動員大會在濱州國際會展中心舉行，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孫德漢講話。
7、2008年7月15日，全市新一輪解放思想大討論活動動員大會召開。市委決定用兩個月的時間集中開展一次以“進一步解放思想，改進作風，創新實幹，科學發展”為主題的解放思想大討論活動。
8、2010年3月9日，全市召開以“黃河三角洲大開發,我們怎麼幹”為主要內容的新一輪解放思想大討論動員大會。
9、2012年3月7日，全市召開“兩區開發創先爭優，追趕超越加快轉型”解放思想大討論活動動員會議。
2018年初，在山東省全面展開新舊動能轉換重大工程動員大會上，省委書記劉家義一句“山東落後了”，警醒了全省人民。7月22日，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張光峰，市委副書記、市長宇向東分別帶隊，啟程赴福建、浙江、江蘇三省考察學習，要帶領全市人民在思想深處來一場深刻的自我革命，掀起濱州新一輪解放思想的大幕。
秉持40年來不曾停歇的改革思維，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
改革是權力和利益的再調整，涉及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各個領域、各個行業、各個角落，是一項抻抻耳朵腮動彈、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龐大、複雜而系統的工程。
改革一直在路上，即使是從事發展改革工作的發改部門也一直在改革。今天的濱州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其前身，是成立於1956年的惠民專員公署計劃委員會。從1956到2018年的60多年間，發改部門經歷了三個階段、三種體制、三種經濟狀態，既是舊體制的承接者，又是新體制的迎接者、開拓者。成立60多年來，發改部門進行了多次調整和6次機構改革、11次機構更名。
不論機構名稱、規格如何變動，但其所肩負的歷史使命是一樣的。每次調整與改革，發展改革部門的職能更加貼近、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承擔起新的歷史重任。實際上，它頭上頂著的只有“試、冒、闖、創”四個大字，演繹了一出出揭開歷史新畫卷的大戲。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的歷史新座標、新方位下，我們的改革已經從“摸著石頭過河”階段，進入到“深水區”。
當前，我市正處於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實施新舊動能轉換重大工程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時期。我們正在推進的“放管服”改革，是秉持40年來不曾停歇的改革思維，回應時代挑戰的關鍵舉措，是一場刀刃向內的政府自身革命，是推動政府職能深刻轉變、激發市場活力的戰略舉措。
截至目前，九屆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已經連續召開17次會議，為全市全面深化改革謀劃頂層政策設計。2018年2月，為深入貫徹落實中央、省關於深化改革推進發展的決策部署，進一步打造一流營商環境，市政府在設立市政務服務管理辦公室的同時，掛牌設立了市級營商環境監督局。這在全省尚屬首家。
2018年7月19日召開的九屆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17次會議上，通過了《濱州市優化營商環境辦法（試行）》，以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化“一次辦好”改革，打造便民化、市場化、法治化的全省一流營商環境建設示範區，助力新舊動能轉換重大工程。
此外，專題研究了我市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有關工作,確定了我市國資國企下一步改革的重點任務和主要路徑。推動國有資本向對新舊動能轉換具有重要支撐和重要保障作用的重要基礎設施、民生公益和公共服務領域集中，向五大千億級產業集群、五大新興產業集中，向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優勢行業、優勢產業和優勢企業集中。
“放管服”改革直接關係我市的投資環境，也直接影響群眾的切身利益。未來五年，應對風險挑戰、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打造競爭新優勢、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盼，必須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新發展理念，進一步解放思想，尊重經濟規律，持續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市場資源的直接配置和市場活動的直接干預，提高政府服務效能，打造國際一流、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更大激發市場活力、增強內生動力、釋放內需潛力。
40年風雨兼程，40年春華秋實，改革依然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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