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間，優者自存，劣者自敗。”
嚴復（1853年12月10日～1921年10月27日）是清末最有影響的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
他是第一個開眼看世界者，翻譯《天演論》等大量西文書籍，打開了國人的眼界。
他是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也致力於中小學教科書的編譯與編審。
他始終心憂民族命運，為二十世紀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而努力。
他被康有為稱為“中國西學第一人”(康有為語)，且“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澤東語)
民國時期，我們出了很多的國學大師，他們在傳播中華文化火種這個意義上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隻有一個嚴復，提出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教育救國”，編寫教科書
嚴復13歲時家道中落，可他憑藉出眾的頭腦，以第一名成績被公派到英國學習。但在英國留學時，嚴復的專業成績並不突出，他反而廣泛吸收了大量西方先進思想。歸國後，他又參加了四次科舉，卻數次名落孫山。
因此，他後來將教育國民放在政治變革的首位，說：“是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
他在復旦公學出任校長期間，每每親自批閱學生的翻譯作品，並聘請美國武官來學校教體操，一時傳為佳話。有個趣事說，嚴復碰到在作文中宣揚平等博愛思想的考生，當場掏腰包給10塊銀元，事後還說，可惜女兒年紀小，不然真可以嫁給這個考生。不論事情真假，他愛學生之才的心情是真的了。
清政府想要編纂一本教科書作為中小學指定讀物，便聘請了嚴復為譯書局總辦。嚴復對教科書編寫主旨、內容、審查……各種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貢獻，他認為學部在教科書審查過程中應該起到“舉其綱”“定其簡”的作用，但不主張編寫統一教科書。
嚴復還提出，在遵循教育宗旨的前提下，對教科書的審定和選用應該持寬鬆態度:“立格不必過嚴，取類亦毋甚隘，但使無大紕繆，而勿與教育宗旨乖戾，有害學童道德腦力者，皆許銷售，聽憑用者自擇，且為之力護版權”。
在他提出“開民智、鼓民力、新民德”後，他始終將希望寄於教育，由教育潛移默化地影響中國人。
“介紹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雖然鴉片戰爭加快了西學東漸的進程，但是外國譯介到中國來的書籍還是以自然科學為主（洋務運動倡導），嚴復正是改變這一局面的人。他受到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的推動，開始大量翻譯西方哲學、社會科學書籍，傳播西方各種已經流行起來的學術理論，涉及到哲學、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社會學、邏輯學、倫理學等諸多方面。
從1895年至1909年，嚴復先後翻譯了八部西方名著，都是當今重要的社科文化書籍：
赫胥黎的《天演論》（1898年出版），嚴復最著名的翻譯作品，首次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生物進化觀點介紹到了國內。吳汝綸在此書序中稱讚：“自吾國之譯西書，未有能及嚴子者也”胡適在《四十自述》中生動敘述自己作為學生的感受:“《天演論》出版社之後，不出幾年，便風行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後，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他不但撰寫了《生物競爭，適者生存論》的論文，並且將自己的名字也改為“適之”。
魯迅在《朝花夕拾·瑣記》中也記載在南京做學生時，“星期日跑到城南去買了來，白紙石印的一厚本……一有閒空，就照例吃侉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
天演論手稿
亞當·斯密的《原富》（1901——1902年出版），現在又叫《國富論》，總結了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經驗，是西方古典經濟學最經典的一本書。
斯賓塞的《群學肄言》（1903年出版），又譯《社會學研究法》，有力地把社會學介紹進入中國。
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1903年出版），又譯《論自由》，反映了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理論，強調個性的自由發展是人類幸福的首要因素
甄克思的《社會通詮》（1904年出版），把人類社會分為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即從“蠻夷社會”到“宗法社會”，再到“國家社會”，相當於後來通常說的原始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三種社會形態。
孟德斯鳩的《法意》（1904——1909年出版），又譯《論法的精神》，提出了“三權分立”的政治原則。
約翰·穆勒的《穆勒名學》（1905年出版）
耶芳斯的《名學淺說》（1909年出版）
嚴復手稿
在譯書時，嚴復特地選取西方學術文化中具有很高科學價值的書籍，希望它們能同時對中國社會有所裨益。它們的翻譯出版給中國知識界帶來了一陣新的浪潮，也第一次讓時人看到，原來世上還有那麼多精彩的思維寶庫，閃爍著思想的光輝。
正如胡適所說：“嚴復是介紹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梁啟超對於清末西學輸入頗有微詞，但也很看重嚴復翻譯的書：“時獨有侯官嚴復，先後譯赫胥黎《天演論》，斯密亞丹《原富》，穆勒約翰《名學》、《群己權界論》，孟德斯鳩《法意》，斯賓塞《群學肄言》等數種，皆名著也。雖半屬舊籍，去時勢頗遠，然西洋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發生關係者，復其首也。”
嚴復不僅獨立翻譯了大量有學術價值的西學名著（從譯本的選擇到文字的翻譯，全部出自他一人之手），開闊了國人的思想視野，而且提出了從事翻譯的學術原則和標準，即“信、達、雅”翻譯原則。
“信”是指忠實於譯本原意，“達”是指譯文通順，“雅”是指譯文力求典雅。這三條標準時時還被提起，作為翻譯的基本思想。
自嚴復起， 中國人開始主動向外國思想文化學習，這份功勞，除了嚴復誰能擔得？
墓碑上刻四個字： “惟適之安”
在經歷了變法維新失敗、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等一系列事件後，嚴復從政治活動中撤離，晚景總顯得有些落寞，他將自己的一腔志氣放到了注點《莊子》上。1920年他回到家鄉侯官，說“還鄉後，坐臥一小樓，看雲聽雨之外，有興時，稍稍臨池遣日……槁木死灰，唯不死而已，長此視息人間，亦何用乎？”
他自我寬慰道，“以此卻是心志恬然，委心任化。”
1921年10月27日，嚴復在福州去世。臨終遺言：“須知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他的墓碑上，刻著四個大字——“惟適之安”。“唯適之安”出自韓愈《送李願歸盤谷序》，意思是隻要感到舒適就安於如此。
這四字正是嚴復的畢生智慧：惟適之安，做到自己舒適的地步就好了。
縱觀嚴復的一生，破除舊的封建文化，建立近代新文化的典範，雖然其思想也有其侷限性、保守性，但稱之為“中國近代新文化的奠基者”是毫不過分的。
嚴復的遺書
嚴復病逝之前，還給家人留下了一封遺書，數年後我們回頭看，還是能從中得到五條人生的經驗。
第一條，須知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
嚴復的一生就是不斷挑戰封建舊法的一生，為了社會進步不斷變革。
第二條，須知人要樂生，以身體健康為第一要義。
身體健康永遠是最重要的，嚴復深知鴉片的苦害，晚年卻仍無法戒掉，也淪為了人生的一個汙點。想來他也是很後悔的。
第三條，須勤於所業，知光陰時日機會之不復更來。
青年時代是最好的學習時光，嚴復學習、翻譯的高強度工作都是爭分奪秒地完成，讓後人十分佩服。
第四條，須勤思，而加條理。須學問，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圓滿。
世事不易圓滿，也即嚴復告訴我們的四字智慧：“惟適之安”，做到舒適的地步便好，不必刻意苛求完美。
第五條，事遇群己對待之時，須念己輕群重，更切毋造孽。
個人與群體孰重孰輕？在嚴復心裡，一定是群體大於個人，個人要為整個國家、社會奉獻的。這強烈的家國情懷，才是嚴復能成為“近世中國第一人的緣由”。
今日重讀嚴復的遺囑，若能深悟這五點，既可以修身齊家，也適用治國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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