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
严复（1853年12月10日～1921年10月27日）是清末最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
他是第一个开眼看世界者，翻译《天演论》等大量西文书籍，打开了国人的眼界。
他是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也致力于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译与编审。
他始终心忧民族命运，为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而努力。
他被康有为称为“中国西学第一人”(康有为语)，且“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语)
民国时期，我们出了很多的国学大师，他们在传播中华文化火种这个意义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只有一个严复，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教育救国”，编写教科书
严复13岁时家道中落，可他凭借出众的头脑，以第一名成绩被公派到英国学习。但在英国留学时，严复的专业成绩并不突出，他反而广泛吸收了大量西方先进思想。归国后，他又参加了四次科举，却数次名落孙山。
因此，他后来将教育国民放在政治变革的首位，说：“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他在复旦公学出任校长期间，每每亲自批阅学生的翻译作品，并聘请美国武官来学校教体操，一时传为佳话。有个趣事说，严复碰到在作文中宣扬平等博爱思想的考生，当场掏腰包给10块银元，事后还说，可惜女儿年纪小，不然真可以嫁给这个考生。不论事情真假，他爱学生之才的心情是真的了。
清政府想要编纂一本教科书作为中小学指定读物，便聘请了严复为译书局总办。严复对教科书编写主旨、内容、审查……各种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认为学部在教科书审查过程中应该起到“举其纲”“定其简”的作用，但不主张编写统一教科书。
严复还提出，在遵循教育宗旨的前提下，对教科书的审定和选用应该持宽松态度:“立格不必过严，取类亦毋甚隘，但使无大纰缪，而勿与教育宗旨乖戾，有害学童道德脑力者，皆许销售，听凭用者自择，且为之力护版权”。
在他提出“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后，他始终将希望寄于教育，由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人。
“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虽然鸦片战争加快了西学东渐的进程，但是外国译介到中国来的书籍还是以自然科学为主（洋务运动倡导），严复正是改变这一局面的人。他受到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推动，开始大量翻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书籍，传播西方各种已经流行起来的学术理论，涉及到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伦理学等诸多方面。
从1895年至1909年，严复先后翻译了八部西方名著，都是当今重要的社科文化书籍：
赫胥黎的《天演论》（1898年出版），严复最著名的翻译作品，首次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生物进化观点介绍到了国内。吴汝纶在此书序中称赞：“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胡适在《四十自述》中生动叙述自己作为学生的感受:“《天演论》出版社之后，不出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他不但撰写了《生物竞争，适者生存论》的论文，并且将自己的名字也改为“适之”。
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中也记载在南京做学生时，“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天演论手稿
亚当·斯密的《原富》（1901——1902年出版），现在又叫《国富论》，总结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是西方古典经济学最经典的一本书。
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903年出版），又译《社会学研究法》，有力地把社会学介绍进入中国。
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1903年出版），又译《论自由》，反映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理论，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是人类幸福的首要因素
甄克思的《社会通诠》（1904年出版），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从“蛮夷社会”到“宗法社会”，再到“国家社会”，相当于后来通常说的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三种社会形态。
孟德斯鸠的《法意》（1904——1909年出版），又译《论法的精神》，提出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
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1905年出版）
耶芳斯的《名学浅说》（1909年出版）
严复手稿
在译书时，严复特地选取西方学术文化中具有很高科学价值的书籍，希望它们能同时对中国社会有所裨益。它们的翻译出版给中国知识界带来了一阵新的浪潮，也第一次让时人看到，原来世上还有那么多精彩的思维宝库，闪烁着思想的光辉。
正如胡适所说：“严复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梁启超对于清末西学输入颇有微词，但也很看重严复翻译的书：“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
严复不仅独立翻译了大量有学术价值的西学名著（从译本的选择到文字的翻译，全部出自他一人之手），开阔了国人的思想视野，而且提出了从事翻译的学术原则和标准，即“信、达、雅”翻译原则。
“信”是指忠实于译本原意，“达”是指译文通顺，“雅”是指译文力求典雅。这三条标准时时还被提起，作为翻译的基本思想。
自严复起， 中国人开始主动向外国思想文化学习，这份功劳，除了严复谁能担得？
墓碑上刻四个字： “惟适之安”
在经历了变法维新失败、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等一系列事件后，严复从政治活动中撤离，晚景总显得有些落寞，他将自己的一腔志气放到了注点《庄子》上。1920年他回到家乡侯官，说“还乡后，坐卧一小楼，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槁木死灰，唯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
他自我宽慰道，“以此却是心志恬然，委心任化。”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福州去世。临终遗言：“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他的墓碑上，刻着四个大字——“惟适之安”。“唯适之安”出自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意思是只要感到舒适就安于如此。
这四字正是严复的毕生智慧：惟适之安，做到自己舒适的地步就好了。
纵观严复的一生，破除旧的封建文化，建立近代新文化的典范，虽然其思想也有其局限性、保守性，但称之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奠基者”是毫不过分的。
严复的遗书
严复病逝之前，还给家人留下了一封遗书，数年后我们回头看，还是能从中得到五条人生的经验。
第一条，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严复的一生就是不断挑战封建旧法的一生，为了社会进步不断变革。
第二条，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
身体健康永远是最重要的，严复深知鸦片的苦害，晚年却仍无法戒掉，也沦为了人生的一个污点。想来他也是很后悔的。
第三条，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之不复更来。
青年时代是最好的学习时光，严复学习、翻译的高强度工作都是争分夺秒地完成，让后人十分佩服。
第四条，须勤思，而加条理。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世事不易圆满，也即严复告诉我们的四字智慧：“惟适之安”，做到舒适的地步便好，不必刻意苛求完美。
第五条，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
个人与群体孰重孰轻？在严复心里，一定是群体大于个人，个人要为整个国家、社会奉献的。这强烈的家国情怀，才是严复能成为“近世中国第一人的缘由”。
今日重读严复的遗嘱，若能深悟这五点，既可以修身齐家，也适用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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