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帝国：同治时期的政治、交流和圆明园（二）歷史頭條網

·贰

1873年11月17日，同治皇帝宣布局部修复此前在其父亲统治时期被破坏的圆明园。从表面上看，这位年轻帝王的目的是尊崇先人、孝敬太后。清朝皇帝一向被要求通过仪式向父母及先祖表达爱心。如同其他类型的文化行为一样，皇帝可以策略性地利用这些仪式。

乾隆皇帝或许是最善于利用人们对孝行的期待来突破繁文缛节的限制以达到个人目的，比如用为太后祈福的名义来为自己的南巡正名。作为统治者，乾隆不仅利用已有规则为自己谋利，还对满族特质和清朝统治的很多内容进行了创造和改善。通过重组民族和文化概念，对清代“皇权”进行了改革。

同治的御旨描述了这样一个时刻：当在紫禁城养心殿阅读前朝皇帝的遗著时，他突发心念，要通过实实在在的行为来报答两宫皇太后的辛劳，以此实现自己的孝心：

朕尝观养心殿书籍之中，有世宗宪皇帝《御制圆明园十景诗集》一部，因念及圆明园本为列祖列宗临幸驻跸听政之地。自御极以来，未奉两宫皇太后在园居住，于心实有未安……朕再四思维，唯有将安佑宫供奉列圣圣容之所及两宫皇太后所居之殿，并朕驻跸听政之处，择要兴修，其余游观之所概不修复。

同治提议重修圆明园下列场所：安佑宫、太后居所、皇帝居所和听政之所。由于尊崇先帝乃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安佑宫，这座用石头和大理石构建、位于园林西北角的雄伟建筑，是唯一一处被当场确定名称的场所。在早年，这座神殿是帝国表达孝心的中心，在位的帝王在这里向先祖灵牌和画像祭拜。他们还通过效法祖先，利用园林处理朝政，而不只是“游观”的方式来称颂先帝。同治利用这些仁德君主所用的言辞，把自己置于明君的行列。

鸿慈永祜图（唐岱、沈源乾隆九年绘）

当同治皇帝从他母亲和从前的摄政王那里寻求独立时，他试图把自己的行为和此前受人尊崇的君主相联系。然而，为了强调圆明园在礼仪和施政方面的功能，同治也做了些自己的调整。

雍正和乾隆作为园林的建造者，并没有把圆明园定义为像北京紫禁城和承德避暑山庄那样具有官方正式地位。安佑宫仅仅是私人祭祀场所，并非帝国公共典礼的组成部分。尽管他们在圆明园处理日常事务、接见使臣，但园林仍只是皇帝及其亲眷们私人生活的象征。园林内部和毗邻地片被皇帝当作礼物赐给皇子们，后者将其建成属于自己的小型园林。正如醇亲王在19世纪80年代为这座不复存在的退隐之所而写的挽歌所表达的：即使被毁，园林仍保留着个人和皇族的联系。这样，通过用文辞把园林重建规划成帝国的一项重要活动，同治皇帝实际上试图把圆明园定义为君主从事礼仪和政务活动的场所。

然而，文辞所描绘的那种宫殿建设与帝国权威之间的关联，却在外部压力下垮塌了。当同治皇帝被要求澄清自己的目的时，向太后尽孝很显然比重建祭祖神庙更为重要。在回应御史沈淮的劝谏时，皇帝称重建是表达孝道的特别方式：

惟两宫皇太后保佑朕躬，亲裁大政十有余年，劬劳倍著，而尚无休憩游息之所以承慈欢，朕心实为竦仄。

同治的旨意暗示，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不惜一切代价让太后享受尊荣。初掌权力，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项工程会耗资巨大，也没有注意到空虚的国库。同治设想假如工程能在慈禧太后生日庆典（万寿大典）时完成，经费会很容易筹得。要知道，此前为庆祝同治登基与大婚都耗资巨大，多达数百万银两。但是，为了效仿著名的节俭皇帝雍正，同治在谕旨中做了让步：“略加修葺，不得过于华靡……以昭节省。”

年轻的皇帝，以及那些赞成或反对其计划的官员们，都接受孝行是重建圆明园正当性的基础。几乎每份奏折在表达更多的批评前，都会摘录同治对太后的孝心。当时的观察者和后来的学者都把同治皇帝对孝行的强调，视为慈禧太后不断逼迫的结果。但情况比这一解释更为复杂。作为摄政集团的一员，慈禧早已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然而此时她极力想获取摄政权力。她对工程的成功表现出明显的兴趣，但是她的参与并不表明她在这一时期能支配皇帝。乾隆皇帝的操控为同治提供了一个利用尽孝来实现政治目的的先例。同治或许希望慈禧太后能一直热衷圆明园的重建，减少对国家事务的关注。通过将太后

移至园林，从而掌控皇权。

同治也是在遵循帝国的先例，让皇太后隐退在独立的居所。以孝道著称的乾隆皇帝，就将其母亲安置在绮春园，一个与圆明园相邻的较小园林。道光皇帝（1820－1850年在位）为其母亲也重修了绮春园。和同治皇帝不同，慈禧太后记得这座园林最为辉煌的时期，很看重把这个垂青之所当作隐退居所的举措。

通过局部重建圆明园，同治在自己的统治和先祖的盛世时代之间建立起某种象征性的联系。这也是为恢复清王朝往日辉煌而进行的持续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同治而言，重建恰巧可以耗费太后的精力，使得他和太后之间形成距离。

工程夭折后，御史和朝中辅臣们不断敦促皇上掌控权位，暗示这是朝廷争夺的关键。这样，关于圆明园的争论从皇帝身上转移走，而朝廷中其他角色却卷入其中。内务府作为重建工程的前任管理者，协助同治从管理重任中脱身而出。

待续

精彩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