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關於政策的調整和轉向
梅嶺：您說目前由於種種政治及利益方面的原因，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不可能在目前便得到改變。但您的自述中曾提到：在曾經困難的時刻，您提醒自己：“‘你存在的理由就是要表明世界上還有不同的聲音’。若非如此，我可能早就告別人口學了。”是怎樣的研究歷程導致了您態度的轉變？
梁中堂：就研究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這一問題來說，我的態度至今沒有改變。從現階段來說，除了馬克思敘述的一些與歷史唯物主義相關的極少數的、基本的、原則性的思想以外，人們認識人口的本質性的和規律性的、足以支撐一門獨特學科的人口學還不存在。所以，現在的人口和計劃生育是一個缺少魅力、沒有豐富思想內涵的領域。作為一個人，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我還是渴望和嚮往那些博大精深、內容豐富的學科。但是，直到目前我仍然無法脫身，就在於我一直堅守著一塊無人守候的陣地。在以前，這塊陣地設置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囿於狹隘的眼見，認為同樣是控制人口，允許民眾生育二胎，可以達到“一胎化”相同的效果。經過近10多年放眼歷史和法學、政治學等更寬闊的領域學習與思考，特別是把我們國家放到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裡，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都是隨著工業現代化的進展出現人口生育率下降，無論發達國家或者發展中國家，都有比我們國家生育率低和下降速度快的例子，但是，除了我們國家以外，其他所有國家的一個共同點是承認生育是基本人權，把人口變化當作一種自然過程，政府沒有設置強制性的生育政策。既然別的國家可以這樣做，我們為什麼不能？現在國內的大多數人口學家都雲集到放開二胎生育上面，卻不敢說一句自由生育的話。國內的人口學家要麼缺少一種先進的理念，要麼不敢把真理直白地講出來。所以，我暫時還不能離開我不願意留守的這塊土地。
梅嶺：近年來，對於計劃生育政策轉向的討論越演越烈，而國家似乎有些放鬆態度，如易富賢先生所說：“2008年6月當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我的文章時，易富賢已經不再是敏感人物了”，他目前依然堅持停止計劃生育政策，對此，您有什麼看法？
梁中堂：需要糾正的是，目前國內可以公開的計劃生育政策的討論不屬於轉向，而僅僅屬於調整和稍稍放寬。即使如此，以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為代表的政府有關部門也沒有絲毫放鬆的態度。只是社會大環境寬鬆了，不同的聲音可以在有些場合和有的時候聽到了。從根本上說，這種變化是3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的巨大發展帶來的必然結果。經濟社會的發展不僅或多或少地改變社會肌體，而且也會推動人們的價值觀念和價值體系發生變化。30年來，政府只是在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打開了一個細小的縫隙，給了民眾有限的選擇機會，人們的智慧就迸發出巨大的能量，我國經濟社會取得了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大發展。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伴隨這一巨大進步的是我國人口由9億多增長到13億多的人口迅速增長過程。人口迅速增加了，人民卻更加富裕了。只要願意思考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理解到，影響社會進步和人民福祉的是制度，而不是人、人口。
至於您提到的易富賢先生，那是一位非常傑出、非常優秀的公民。他不是從事人口專業的研究人員。他的職業是作妊娠婦女的血液流變研究的。但是，他有一顆火熱的心。多年來，憑藉對中華民族前途的憂慮，對國家的赤誠，頑強地在那裡搏鬥。他不僅富有激情，而且有極高的悟性，以及現代的意識和先進的理念。有一個易富賢的存在，足以讓國內所有的所謂人口學家臉紅。
梅嶺：今年7月份在上海社科院曾召開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智庫首屆論壇》，對這被譽為“人口政策轉風”的會議，您怎麼看？
梁中堂：你所說的那個論壇，似乎不是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召開的。聽說，好像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開過一次這樣的會議。我的推測，這與政府政策轉向沒有任何關係。您應該知道，這一類的機構有政府分配的充足的資源，召開個什麼會議，是件很簡單的事情。特別是那些維護現行政策的會議，更是如此了。
梅嶺：今年深圳、順德大部制改革，將計生委併入衛生系統而引發全國計生系統的一陣騷亂，對此，您怎麼看？深圳等地的大部制改革可不可以看作是計劃生育改革中的一步？
梁中堂：計劃生育作為我國政府推動的一項事業，本來就是由衛生部門擔負的。70年代初期開始，國務院和各級政府設立領導小組，都是有關領導兼職屬於虛設機構。領導組下設一個極為精煉的辦事機構，都是放在衛生部門，佔用衛生廳（局）的機關編制，由衛生廳（局）代管。至於具體的節育工作，仍由衛生部門承擔。正是在一種特定的歷史和環境下，這個臨時性的機構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機遇，尋求自己的發展，僅用了幾年的工夫便躋身於國家權力機關的行列。既然在各級政府中設立了一個權力機關，這個機關和機關中的人就要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利益，就要做事情。在從上到下的這一個機構的推動下，人為地掀起一股長達30年的逆歷史潮流的運動，給一個和諧的國家和民族製造了大量的社會摩擦。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有不少比較務實的地方幹部都曾經在機構改革中有把計劃生育部門合併到衛生管理機關內部的舉措，只是因為當時的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負責人在中央有一定的影響力，經過上層的運作，都被制止了。這次改革試驗中，廣東以及上海等地方的做法，是又一次順應歷史發展的做法。
您最後問：“現在，除了發出不同的聲音，學術界，新聞界就不能再做些什麼了嗎？”我以為最為重要的，並不是為了發出不同的聲音而發出聲音。有幸從事與研究的人相當於社會的大腦，新聞媒體則是感覺器官。學者和新聞工作者都要有良知，要研究和發現客觀世界中的各種真實的關係，特別是與人民群眾利益相關的重大社會問題，敢於把事實的真相告訴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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