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了他人的社会评价，行为人是要承担侵犯名誉权责任的。在余秀华诉我侵权案中，钟祥市法院一审对我也是这样裁定的。那么，为什么我反而说为“降低了余秀华的社会评价”而自豪呢？
（一）
这是因为，余秀华不同于其他人，她是2014年底和2015年初，经《诗刊》社和多家媒体合力狂炒，一夜曝红，魔幻地成了著名的“公众人物”。这是众所周知的一起公共事件。
如果说我写文章导致“降低了余秀华的社会评价”，这里首先要确定，余秀华的社会评价被降低之前的社会评价是什么？“参照标准”正确与否，决定法律裁决正确与否。
余秀华的社会评价被我“降低”之前的社会评价只能是两个“参照系”：
一、余秀华一夜曝红之前具有的社会评价。这主要从两个方位去认定：一是她实际生活的钟祥市横店村，二是她的主要网络活动所在地-----中国诗歌流派网。
这两个方位都无法说明余秀华当时已拥有了良好或很高的社会评价。相反，她母亲生前说过，由于脾气坏，余秀华在村子里基本没有朋友。创作方面，她连钟祥县作协会员都不是。在流派网骂人和吵架不断，甚至被禁言。而且在网上公开写出“我要和王法生个儿子”、“狗日的王法”，引发众人生厌。
二、余秀华被炒作成“公众人物”之后的社会评价。这时的社会评价又分两大派：
一派多以公众媒体为主的“挺余”派。对余秀华的社会评价的确很高。比如：
1、余秀华是中国的艾米莉 . 狄金森（美国世界著名女诗人）。
2、余秀华横空出世，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方式推广普及了当代诗歌，人们重新认识或者说发现了当代诗歌，当代诗歌终于开始被当代接受了。（李少君代表《诗刊》的评价）。
3、有一位著名评论家评价余秀华的那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称之为诗界“女权解放”的“第三个里程碑”。
当然，余秀华曝红后受到媒体们蜂拥般采访，出版社“跪求”出版她诗集。很快当上了钟祥市作协副主席。以及登上《人民日报》、央视，并被拍成纪录片，传到海外。这些确实象征了“社会评价”很高。
但是，位于民间的自媒体的“倒余”声音也是汹湧澎湃。比如网络上的许多文章一致反对炒作余秀华，并针对余秀华的人品、作品发表了不少尖锐的批评。如《2015中国诗歌第一大丑闻》、《余秀华淫秽的诗欺文学究竟导向了什么》、《从余秀华现象看民族劣根》，《女诗人余秀华：火的不正常，出名是暂时的》，还有媒体2016年3月29日发布了“全国10大垃圾诗人排行榜”，余秀华列居榜首。也有著名诗人评论余秀华的诗歌，写的并不好，出名后更不见写出好诗歌。还有针对余秀华享有“公众人物”荣誉，却公开宣扬不爱国言论进行严肃批判。用不文明的方式辱骂余秀华者更是大有人在、文在。我批炒作余秀华的文章只是其一，并非唯一。
如果说以余秀华被炒红后的社会评价为准，去评判余秀华的社会评价是否因我的文章而导致降低的话，也应正视余秀华火起来之后，对她的社会评价实际存在两种水火不相容的声音。作为法院，是重证据的执法者，不偏向任何一方。从“社会评价”的涵义讲，不能把官方媒体声音才算“社会评价”，而把不掌握国家媒体权的广大群众声音从“社会评价”中剔除出去。尤其在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中国新时代，党和国家无处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法律部门无视群众的强烈声音，是说不过去的。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我的文章“降低了余秀华的社会评价”，我先不谈是否“降低了余秀华的社会评价”，首先要求法律公正界定，被“降低”前的余秀华的社会评价是什么样的？
（二）
即使一审法院不公正地对余秀华炒红之后，无视广大群众对她的评价，只把官方媒体对她的虚夸之言视为“社会评价”的话，我以为，果真“降低了余秀华的社会评价”，不仅是诗歌幸事，也是我们国家、社会“娱乐至死”的一次落幕，让社会主义价值观回归人心的象征。如果我的文章真能像一审法院所判，真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以我的“败诉”换取诗坛安静，换取社会文明，即使再“败诉”几次也荣光，也自豪！
针对一个不是“自然红”，而是不正常成为“公众人物”的余秀华，她曝红后的“名誉”本质上就不属于她，我并非去侵犯她被炒红前的名誉，而是“侵犯”她被炒红后不属于她的“名誉”，这种“侵犯”可以用一个比方去理解，去说明：一个跳高运动员，他实际成绩只能越过1米5的高度，但服用兴奋剂之后，他越过了2米5的高度。我对这位运动员，没有去侵犯他越过1米5高度时的名誉，而是“侵犯”了他越过2米5之后赢得的社会评价，因为，服用兴奋剂得来的成绩是虚假的，随之而得到的社会评价也是虚假的。余秀华一夜曝红，世上没有一夜成名的英雄。要有，那只有摸彩票撞了大奖，要么是服了“兴奋剂”。炒作余秀华不是给她服“兴奋剂”是什么？对这种虚假的名誉，“侵犯”有理，且有功！
法律不仅讲举证，还应讲证据本质。这里再举一个我“侵犯”余秀华名誉，降低她的社会评价的实例：炒作者把余秀华和前夫感情不和而离婚，这样一起在中国天天都有发生的普通离婚私事，拍成电影，添盐加醋，在海内外放映。每放一处，余秀华都去与观众见面，当然会赢来更多名誉和更高的社会评价。对这种负能量的娱乐炒作，我确实进行了拦截，给国家电影局和中宣部反映情况，并在网络诗选平台发文章公开反对。这个无聊的电影终于被停映。我承认，对余秀华个人名誉权有所“侵犯”，对她的“社会评价”也有损失，有降低。但这样的“侵犯”，本质上不对余秀华本人。
2015年2月3日，炒作余秀华如火如荼之时，山东商报记者采访余秀华，一段对话如下：
记者：您对自我的评价是说我只是一个农妇，土气粗俗的农妇，就因为诗歌把我引到神圣的人民大学，人生到此仿佛所有不幸、磨难都得到了回报，您认同这段对自我的评价吗？现在你怎么评价自己？
余秀华：现在的评价依然如此，我觉得这好像我得到的一切远远超过了我本身应该得到的很多东西，很多都是出乎意料的，我本身就是一个粗俗的农妇，真的，诗歌给了我很多，我非常感谢诗歌。
你看，余秀华自身评价就是这样，什么“中国的艾米莉 . 狄金森”，什么她是“第三个里程碑”，什么余秀华出现之前，中国当代诗歌一直不被当代接受。全是炒作利益派生出的可笑的“社会评价”。这些服了“兴奋剂”的“社会评价”，能用来作为法律依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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