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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奪取反腐敗鬥爭壓倒性勝利”，並要“強化不敢腐的震懾，扎牢不能腐的籠子，增強不想腐的自覺”。其中，完全實現不敢腐是關鍵的第一步。
過去五年多，在反腐敗工作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績是“初步實現”了“不敢腐的目標”。十八屆中央紀委七次全會還有“腐敗蔓延勢頭得到有效遏制”的評價，即“腐敗增量得到明顯遏制”。 對照理想的狀態，實現不敢腐，我們還存在或多或少的差距。
懲治腐敗的紀法和行動應該更嚴
黨的十八大之後，全國人大通過《刑法修正案（九）》，對我國反腐敗刑法理唸作出重大調整，隨後“兩高”據此通過了司法解釋，對反腐敗刑法條款進行了修改。黨紀條例也進行了重大的修改。但是，我國反腐敗法律和紀律還存在一些改進空間。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腐敗定義仍然主要侷限於公共權力，而不是擴展到委託權力。侷限於公權力，就可能使得大量的非公權力的腐敗得不到應有的懲處。
在對腐敗犯罪的懲處上重自由刑而輕財產刑。這導致對腐敗犯罪分子的懲罰難以達到“得不償失”的程度。越是數額巨大的腐敗，這種偏差往往越嚴重。
在對賄賂犯罪的懲戒上，重受賄而輕行賄。這是一個老問題。實際執法中這種偏差有可能進一步放大。正因為如此，十九大報告中強調要“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正確的原則當然是“受賄行賄同罪”。在該原則下，在具體個案上，再根據受賄和行賄的具體性質及情節來決定實際的懲戒力度。實際上，有一些行賄，其性質和情節比受賄嚴重，應當懲戒得更重而不是更輕甚至免除。
增強反腐敗機構專業性
反腐敗機構及體制方面。黨的十八大之後，無論是黨內監督還是國家監察，都經歷了重大的改革。在黨內監督上，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從黨的紀檢“雙重領導”體制入手，通過實行“兩個為主”和“同時報告”，加大了省和省以下紀委在紀檢系統內向上垂直的比重。相比而言，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力度更大。新組建的國家監察委員會直接向本級人大負責。然而，如果對照卓越反腐敗機構“獨立、權威、廉潔、專業”的四大特徵，還存在差距。相對來說，在“獨立”和“權威”方面，差距小一些，而在“廉潔”和“專業”方面，仍可能具有不少差距。
加強懲治腐敗工作的透明公開
總體來看，懲治腐敗活動信息的公開透明程度與威懾效果成正比。黨的十八大以來，懲治腐敗工作的透明公開程度有了很大的改進。以新的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為表率，各級紀檢監察機構的網站都有很大變化，在腐敗案件查辦信息發佈及時性上，典型案件的曝光力度上，都有較大改進。以腐敗案件立案為例，之前的常態是坊間傳言了很久，紀檢監察機關才予以證實。黨的十八大之後，對於大部分案件，紀檢監察機關在立案第一時間就在其官網上發佈。大量典型案件的曝光發揮了較好的震懾效果。
當然，這方面還有較大的改進空間。一是，沒有完全做到應該公開的全部公開。二是，在公開的案件上，信息還不完全，尤其是一些公眾關注的腐敗案件，不完全程度還比較大。性質和情節極其惡劣的腐敗分子有“綁架”黨和政府的可能，但如果真因顧慮黨和政府的形象受損而選擇隱瞞他們的惡劣行為，就等於是組織為個人“背鍋”，弊端和後果極為嚴重，制約了“不敢腐”效果。此外，由於廣大幹部和群眾得不到完全的信息，也會對黨和政府的反腐敗工作產生誤解。
結合以上三方面的分析，在實現“不敢腐”的目標上，差距最大的主要集中在兩方面，即反腐敗機構和體制，以及去存量上。這兩個方面應該是制約實現不敢腐的短板。串行關係和“木桶原理”的邏輯是一樣的，即木桶能裝多少水由最短的木板決定。因此，未來改進的重點，就是要從克服短板上著力。
如何實現“不敢腐”
儘快將反腐敗機構改革到位。總的思路就是可以對照獨立、權威、廉潔、專業這四大特徵，繼續深化反腐敗體制機制改革。要確保紀委和監委的高度廉潔，建立嚴密的監督制約紀委和監委的外部和內部監督制度設計。如今，對紀委而言，建立具體、可靠、常態化、實時化的外部監督是當務之急。就監委而言，人大應當承擔起外部監督的主體責任，拿出具體的、專門的監督辦法。就加強對紀委的監督而言，應綜合運用黨內監督、黨代會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等措施。
“專業”指的是紀委和監委幹部隊伍要成為一支專業化、職業化、正規化的隊伍。這要求為紀檢幹部開闢出專業化發展的通道，而且能讓他們中的大多數進入專業技術通道。此外，還需要在專業人員的專業權限和薪酬待遇等方面，建立配套的制度。
以有效策略去除腐敗存量。黨的十八大前，我國一直沒有有效遏制住腐敗蔓延的勢頭，腐敗存量不容忽視。要積極使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讓最終鋃鐺入獄的只是極少數。此外，我們1989年就用過的“兩高通告” 或“從寬處理”策略，以及2017年4月，四川樂山市紀委頒佈的《關於對限期主動交代違紀問題人員予以從寬處理的通告》 ，也是可供借鑑的案例。儘管有些策略在設計上有瑕疵，但在系統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完全可以設計出更優的策略來 。
此外，還需加強和改善廉政教育。對懲處腐敗實施透明公開，直接目的是釋放、放大震懾效應。從廉政教育視角來看，除了透明公開，更積極的做法是用好查處的腐敗案件，實施更加積極的廉政教育。近些年來各級黨政機關開展的警示教育就是很好的做法，讓各級領導幹部在提升敬畏、審慎用權方面產生積極的效果。
I 排版：袁嘉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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