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在歷史上出現過三個廣開風氣、大師群起的“諸子百家時代”。
第一個出現在先秦時期，老莊（老子、莊子）、孔孟、楊墨（楊朱，墨翟）、孫韓（孫子、韓非子）......卓然穎脫。
此後千年，漢儒乖僻、佛入中土、道教櫱生，中華文化日漸雜陳，
至宋明時期，程朱（程顥、程頤兄弟、朱熹）、陸王（陸九淵、王守仁）......
排漢儒之乖、融佛道之粹、興“理”、“心”之學，諸子百家再現風雲際會的盛況。
第三次為近代，晚清以來，中國遭列強凌侵，天下騷然、伏莽遍地，文化基脈遇空前挑戰，
然於險象環生之際、又一批中華學子，他們不僅學貫東西、各自立說，
而且憑其學養、本其良知、殫精積思、傳道受業，
在那個沉重的黑暗中，給民族以生機與希望，也給今天的我們以營養與獨照！
蔡元培先生（1868.11~1940.3.5）
紹興山陰人；
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
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
1920年至1930年，兼任中法大學校長，後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在蔡元培接掌北京大學之前，北大還是一個充滿官僚和貴族氣的“皇家大學”。
據說當年北京妓院集中的“八大胡同”最歡迎“兩院一堂”的顧客，其中，“一堂”指的就所謂“京師大學堂”的北大。
而蔡元培上任後，便以“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十六字辦校箴言開北大之新風。
一時間，校園內保守派、自由派、激進派巨星雲集，同席笑談，盛況空前。
有拖著長辮子，認為一夫多妻制就像“一個茶壺帶四個茶杯，用著很方便”的辜鴻銘；
有“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更不做旁的事”的梁漱溟；
也有創辦《新青年》的陳獨秀，新白話運動干將劉半農，從哥倫比亞大學歸國的哲學博士胡適；
以至魯迅、徐悲鴻、李大釗、錢玄同......
“儘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張之長處。”
而對待學生，蔡元培也是倍加關愛。
當年有一位叫馬兆北的學生，到北大報到時看見公告，說新生報到，定要交一份由現任在京做官人簽名蓋章的保證書，才能予以註冊。
他十分氣憤，直接給蔡元培寫了一封信道：
“我不遠千里而來，原是為了呼吸民主空氣，養成獨立自尊的精神。不料，學校卻強迫我到臭不可聞的官僚面前去磕頭求情，令我大失所望。”
並表示若一定要交保證書，就堅決退學。
可馬兆北萬萬沒想到蔡元培真會回信，而且是親筆：
“馬兆北先生......”
信的開頭就極其恭敬，蔡元培在信中不僅詳細解釋了學校有此規定的原因，並在最後寫道：
“如先生認為我個人可以作保的話，就請到校長辦公室找徐寶璜秘書長代為簽字蓋章。”
1919年，北大受到北洋政府空前的政治高壓，
而蔡元培先生的“正心”、“誠意”從來就不是沽名釣譽，
他發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說道：
“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
說罷，掛冠而去。
張伯苓先生（1876.4.5~1951.2.23）
生於天津；
1904年，將家館改建為私立中學，稱“敬業學堂”；
1907年，在天津城南部的開窪地，即“南開”建成新校舍，遂改稱“南開中學堂”；
1917年，創辦南開大學。
“先生，為什麼要我們練習演講？”
有一天，課堂上，一個學生問張伯苓。
那時的張伯苓，剛剛從海軍離職，回到天津執教家館。
他認為教育的目的在於“痛矯時弊，育才救國”。
“教”的雖是一個人，但“育”的是千萬人，所以他回答提問的學生說：
“須藉此練習備將來苦口婆心，正言勸世，以振起國民新精神，以重續國家新運命耳。”
學生們聽罷，明白了先生的苦心。
張伯苓希望南開能夠催塑具有“完全人格” ，能“改造舊中國，創造新中國”的新人才。
所以，當1919年，他相繼創辦南開大學、南開女中後，更加身體力行，為人師表。
有一次，他發現有個學生抽菸抽得手指都被燻黃了，便嚴肅地勸告學生：
“煙對身體有害，要戒掉。”
沒想到那同學倒打一耙，說：
“先生您自己吸菸就對身體沒害處嗎？”
張伯苓歉意地笑了，正因為他自己也吸菸，所以知道它的利害，希望年輕的學子不要養成這一惡習。
但那天反而被將了一軍，“也罷！”
於是，張伯苓召集全體師生，並讓助手把自己的呂宋菸全部取來，當眾燒燬，還折斷了自己心愛的菸袋杆，
他對學生們說：
“從此以後，我與諸同學共同戒菸！”
於是，終其一生再未碰煙。
當年，蔣介石十分器重張伯苓，“七七事變”後，南開大學遭日軍轟炸被夷為平地，蔣介石遂發一封電報給張伯苓，言：
“有中國就有南開！”
張伯苓雖然深受感動，但對國民政府“無官不貪，無吏不汙”的弊政看得明白，終未隨蔣介石去臺灣。
然而，解放後，他卻因曾擔任了三個月的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而飽受詬病。
不僅不得不把自己嘔心瀝血創辦的南開學系“捐”給國家，還被剝奪了校內一切職務。
1950年，南開中學校慶，校方竟提前派人對張伯苓的兒子交代：
“不要讓張伯苓來參加校慶。”
校慶那天清晨，雨霧菲菲，張伯苓穿上雨衣正要出門，兒子卻訕訕地對他說：
“下雨了，爸~~~您別去了，他們~~~也不歡迎您~~~”
張伯苓懂了，他緩緩脫下雨衣，眼神黯然得如同死灰。
幾個月後，張伯苓先生就不幸突發腦溢血去世了，
親人們收拾他的遺物時，發現他的錢包裡只有七元四角錢和兩張戲票。
確實，有中國就有南開，但南開卻沒了張伯苓。
梅貽琦先生（1889.12.29~1962.5.19）
天津人；
1904年入南開中學第一期學習；
1908年入保定高等學堂，“庚子賠款”留學美國，獲電機學碩士學位；
1916年擔任清華大學物理教授；
1931年至1948年任清華大學校長；
解放前赴臺灣，終至臺灣當局教育部部長。
有必要先講下歷史上著名的“庚子賠款留學”，
其始於國殤，卻是在國殤的爛泥裡生出的一朵意想不到的蓮花。
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太后遁逃西安，圓明園付之一炬，史稱“庚子之亂”。
次年，李鴻章與各國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同意向14國賠償4.5億兩白銀，分39年付清，這就是“庚子賠款”。
7年後，美國政府決定退回“庚子賠款”中多出美國實際損失的部分，擬用這筆錢幫助中國辦學，並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
「實是意欲控制中國未來頂級人才的長計。」
於是這筆錢的一部分被用於創辦了“清華學堂”，剩餘部分則先後資助了三批共一百多名赴美留學生。
其中不乏時代巨星，比如梅貽琦、胡適、竺可楨等。
梅貽琦當年考取了首批“庚子賠款留學生”第六名，畢業回國入清華教席，於1931年出任清華大學校長。
原西南聯大訓導長兼昆明師範學院院長查良釗（左一）
北京大學校長鬍適（左二）
原西南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兼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左三）
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合影（左四）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北大、清華與南開大學南遷，輾轉至昆明，合併為“西南聯合大學”。
那期間，聯大辦了一個附中，由於教學質量高，昆明各路“神仙”都想把子女送到這所學校讀書。
當時的雲南省主席龍雲也想把女兒龍國璧轉至該校。
結果，出乎他意料，自己的女兒居然沒有被錄取。
據說當時龍雲有些氣急敗壞，因為在聯大創立時，他沒少幫忙，而梅貽琦居然這麼薄情寡義，一點也不給他這個“雲南皇帝”面子。
於是，便打算派自己的秘書長去梅貽琦處理論，而那個秘書長卻躊躇不動，
龍雲就更火了，叱吒道：
“還愣著幹嗎？趕緊給我去問問那個姓梅的！”
秘書長只好囁嚅地說：
“我打聽過了，梅校長的女兒梅祖芬也未被錄取。”
聞聽此言，龍雲頓時愕然失語。
不過，龍雲並未死心，親自登門拜訪梅貽琦希望能夠通融。
但梅貽琦儘管對他禮敬有佳，但終未答應，最後安排校內老師為龍雲的女兒補課，以便明年再考。
對學生如此，對同事梅貽琦亦不通私情。
抗戰前，清華大學的總務處長是位頗有名望的“海龜”，辦事幹練，梅貽琦十分倚重他。
一日，這位總務長請求梅貽琦給他頒發個教授聘書，為的是給自己鍍金。
但梅貽琦掌管清華以來，一直堅持將一線的教員與行政人員嚴格劃分的治校理念，
這個舉手之勞的順水人情，他就是活生生得不給，以至該教務總長與他撕破臉皮，拂袖而去。
人要正道直行，說得容易，其實絕難做到。特別是有權的人，倘真能不以權謀私，那是“鐵漢”。
然而，
自古鐵漢，都難免“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厄運，梅貽琦豈能不知，
但他究竟還是“以身試法”了，用錢鍾書的那句話說就是：
“門外的繁華不是我的繁華。”
陶行知先生（1891.10.18~1946.7.25）
安徽歙縣人；
1909年考入南京匯文書院，後轉入金陵大學（今南京大學）；
畢業後赴美留學，獲伊利諾伊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後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教育；
1927年在南京北郊曉莊創辦鄉村師範學校“曉莊學校”。
陶行知先生是偉大的教育家，不僅體現在他提出的：
“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教育理論，更體現在他對學子循循善誘的教育法。
當年，他在重慶日軍大轟炸時期辦育才學校。
有一次，看見一個叫王友的孩子，用土塊砸同學，就趕忙上前制止，並讓他放學後到校長室來。
放學後，陶行知去外面辦事，回來晚些，看到王友正等在校長室門口。
他把王友引進校長室，從兜裡掏出一塊糖遞給他，和藹地說：
“因為你按時來了，我遲到了，所以這是我獎勵給你的。”
王友還沒弄明白，陶行知又掏出一塊糖放在他手裡，
“這也是獎勵你的，因為我不讓你砸同學，你馬上就住手了，說明你很尊重我。”
王友剛接過糖，陶行知就像變戲法似的又“變”出一塊糖來，
說他調查過了，王友之所以打同學，是因為那個同學不守遊戲規則，還欺負女生，
“這說明你有正義感和同情心，所以再獎勵你一塊。”
現在王友已經得到三塊糖了，他捧著糖當時就哭了：
“校長，我錯了，同學再不對我也不該打人。”
陶行知聽了好高興，又掏出一塊糖，說道：
“你正確地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再獎勵你一塊。”
然後，他拍拍兜，說：
“糖沒了，咱們的談話也結束了。”
陶行知先生不僅善於啟發學子們思考，更強調“教、學、做的合一”，
在他看來“行是知之始”，所以他早年先是把自己的名字從“陶文浚”改為“陶知行”，再改為“陶行知”，
因為他認為“有行的勇氣才有知的收穫”。
他在曉莊辦學時，沒有桌椅，同學們只能各自從家帶凳子來上課。
不久學校請來一位木匠，木匠手腳麻利，悶頭做凳子，一天能做好幾個。
陶行知見木匠師傅滿頭是汗，就給他端來一杯水，說道：
“師傅，我們請你來不是做凳子的呀~~~”
木匠有點蒙了：“那叫我來做什麼？”
“我是請你來做‘先生’的。”
“啥？我斗大的字不認得一個。”木匠更摸不著頭腦了。
陶行知親切地說：
“沒關係，你不認字我們教你。可我們不會做木匠，也得拜你為師。我第一個向你學。”
說著，便挽起袖子，拿起了一把鋸子......
第二天，全體老師和學生聚集起來和“木匠先生”學做凳子，有孩子嘟囔：
“我是來學認字的，不是來學做凳子的。”
陶行知笑笑，說：
“我給大家念首詩聽聽：
人生兩個寶，雙手和大腦。
用腦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腦，飯也吃不飽。手腦都會用，才是開天闢地的大好佬！”
孩子們都樂了，從此以後，學校的桌椅、甚至教學儀器都是學生和老師們一起動手製作。
談到教育的本質，陶行知先生有句名言：
“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 ”
今日讀來，這話仍有一抹泥土般樸拙的芬芳。
清代詩人黃景仁有詩云：
“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
今夜已非昨夜，然仰望歷史的星空，民國的一隅仍巨星輝映，光彩奪目。
那雖是一個天下大亂、國無寧日的時代，
但也是一個變革的時代，一個思想的時代，一個雅潔的時代。
那些巨星，閃爍著，穿透歷史的迷霧，洞明沉重的黑暗，給予我們日漸枯燥的生命以潤籍和甘露。
如有晚輩諸師，能讀懂先生的學養、風骨、膽識與氣節，
克己修身，學為人師，行為世範，
即使功底不及先生們沉厚，思想不及先生們宏曠，仍可不負時代賦予的使命，擔當學子一聲“老師”的重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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