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貽辰
《 中國青年報 》（ 2015年12月09日 12 版）
崖邊的老人和孩子
幹完農活的老人們邊休息邊照看孩子
崖邊獨居的老人
村裡一戶人家上鎖的大門
□昔日年關將至時，崖邊有男孩兒的家庭都在忙著宴請一個人——厲強。這個中年男人的兒子在部隊當軍官。每天一到飯點兒，就有人把他請去吃酒席。人們就一個目的，讓自家的孩子當上士官，留在城市。
□村裡的人勸生病的錢永福找個大夫，他卻說：“錢我有，但人家（兒子）沒這意思，我不能自己叫。”他最終選擇了絕食。
□閻光榮付不起結婚的彩禮錢，氣沖沖的丈母孃一家強行帶走了已懷孕的女兒。閻光榮無奈寫下欠條，小兩口才得以團聚。
電視臺記者閻海軍拍過很多村莊，那些坐落在西北大地的村落幾乎長著同一副面孔：乾旱、荒涼、沉寂。
這其中也包括他的家鄉崖邊村。當他把鏡頭對準這個隴中高原深處的小村莊時，畫面仍是相似的——不少人家大門緊閉，落鎖的門把手積了厚厚一層灰，唯有土坯房的牆根處，能發現幾個抽旱菸的佝僂老人。
出生於1982年的他最初並未覺得有何不妥，直到鏡頭轉向了那些直不起腰的身影。昔日熱鬧的十字路口只剩一個孤零零獨坐的老人，老太爺哀嘆:“現在村裡太寂靜，走半天沒個人影兒。”
那是2008年4月，一個稀鬆平常的日子，可糧食增產的崖邊村卻嗅不到歡快的氣息，有時候一天只有幾聲驢叫劃破安靜的空氣。
老人略顯“誇張”的話卻讓閻海軍忍不住思索，城市化僅僅是帶走了農村的年輕人嗎？農民和村莊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更多像崖邊一樣的村莊，究竟有沒有跟上城市化這股浪潮？
鏡頭掃向每一扇門的背後。閻海軍用7年時間將此記錄下來，並整理出版了《崖邊報告》。
在這個離開農村最後紮根城市的年輕人看來，崖邊發生了“裂變”：短短二三十年間，城市化讓崖邊快速進步，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在發展背後，人們往往忽略了村莊價值觀的變化。崖邊在邁入現代的同時，也陷入了自我身份的焦慮中，“熟人社會”面臨瓦解的命運，“而千百萬個崖邊也正是‘新鄉土中國’的憂傷和惆悵”。
一個人，說走就走了。一戶人，說散也就散了
是父親閻明的一個電話，促成了閻海軍7年前的那次清明返鄉之行。老人年紀大了，把清明祭祖看作頭等大事兒。在父親的堅持下，已好久沒回老家的閻海軍決定回去看看。
走到村裡的十字路口時，這個穿呢絨外套的男人被一個瘦弱的老婦人叫住了。老人的兒子和閻海軍曾是要好的玩伴兒。如今快70歲的老人沒了老伴兒，一人獨住。
跟著去了老人的家，閻海軍卻止不住地驚訝：土坯房裡，主屋的木桌結了蛛網，兒子婚房大衣櫃上貼的喜字已變得殘缺，被罩上也落滿了灰。門外的院落裡，雞糞、柴草滿地皆是。
老人說不清兒子如今到底在哪兒，又在幹些什麼。幾年前，在外打工的兒子接走了媳婦，後來又帶走了孫子。
象徵性地吃了幾口老人招待他的食物——乾硬如瓦片的饃饃，閻海軍走了。整個村子“死一般沉寂”，他的另一個兒時玩伴厲斌的家顯然情況更糟些，家裡坯牆有些脫落，透過門縫望進去，院落裡荒草叢生。
一打聽才知道，厲斌自初中畢業後便外出打工。幾年前，厲斌的父親去世，他回村處理完父親的喪事，便把大門一鎖，再沒有回來。“一個人，說走就走了。一戶人，說散也就散了。”他長嘆一口氣，城市化浪潮襲來，村裡最明顯的變化便是青壯年勞動力的缺失。
村主任印證了閻海軍的判斷，“家家有人外出，少的一兩人，多的三四人，全村81戶中有15戶常年上鎖，多年不回家。”
祭祀的時間到了。閻海軍和10多個親戚一起搬上東西，來到先人的墳前，但添新土、磕頭、敬酒……這些流程的順序和規範，包括他在內的許多小輩，都記不清了。年輕人都是臨時從外地趕回來的。“這些講究也到了該省略的時候，不簡化不行了。”閻海軍的大哥說。
大人們忙著燒紙磕頭，長在城裡的小輩卻覺得稀奇，有的站在一邊兒看得入神，還有的吃驚地大叫起來。
上一輩的閻海軍突然有些惆悵。在他眼裡，操著一口普通話的孩子，與黃土沉沉的崖邊格格不入。事實上，自己的女兒快上幼兒園了，哪怕是清明這樣的節日，也甚少來到崖邊，孩子一直被寄養在城市裡的外公外婆家。
這在過去，幾乎都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閻海軍幼年參加的祭祀儀式，家族裡浩浩蕩蕩會去幾十號人。小輩中的男丁要提著燈籠走在隊伍最前方，祖先牌位被當家主事的人抱著，一群人到村口燒紙、放炮，隆重而嚴肅。
“崖邊雖然地貧民窮，但崇文尚禮的精神猶存，傳統文化底蘊深厚。”他說。
一家人的聚會時不時還會提及曾經的歲月。那是一個熱鬧又充滿人氣的崖邊，一到年關歲尾，皮影戲、三絃、樣板戲……應有盡有。做木匠的二叔和爺爺常一起彈奏三絃，冬天崖邊雪大，父子倆燒起火，被蛇皮包裹的三絃發出滋滋的聲響。“我走過的地方喲……”搭配三絃悠長的聲調，山歌唱起來了。
不過二三十年的工夫，閻海軍再難尋到這些熱鬧的記憶。缺少了人氣的崖邊在夏天還未到來之時更顯“孤寂”，會彈三絃的人沒了，年關廟會簡化到只剩上香。他認為，傳統文化也受到了城市化趨勢下人口流動的影響，因為無法傳承延續，面臨消失的命運。
崖邊越來越安靜了。他的鏡頭掃過空曠的村莊，從冬天到夏天還是難見人影，更無人聲，唯有成群的烏鴉飛過時留下的聲響。
僅剩微弱的傳統還在延續。崖邊一帶喜好在屋子中堂的牆上掛畫，在後堂的牆上掛書法。就連不識字的二叔，都曾點名找侄子要過書法家魏嶽嵩的作品。有條件的人還會把大門修成古典式的建築，用砌好的瓦片鋪就屋簷，一派江南官居的樣式。
只是已經沒人說得清這麼做的緣由了。
一到飯點兒，就有人把厲強請去吃酒席。人們就一個目的，讓自家的孩子當上士官，留在城市
從縣裡出發，駕車一個多小時，繞過溝壑縱橫的山灣，就能找到夾在山間的崖邊村。幾十年來，崖邊人靠這條地圖上曼妙婉轉的S線，把農用三輪車、微耕機、電視機、冰箱帶進了村子，也讓老老少少用上了電和自來水。
盤旋幾十公里的柏油路也帶來了生活的另一面。最便宜的微耕機都要四五千元，再加上每個月的電費、食鹽、菜蔬、看病以及孩子的學費，讓崖邊的家庭“很難存下錢”。
2010年甘肅大旱，閻明家裡收成小麥、谷、豆子等2600斤，儘管有先進農具幫忙，但老兩口還是“一整年都在上肥、耕種、收割”，最後把糧食賣掉，只夠倆人日常吃飯的開銷，經濟收入幾乎為零。
選擇只剩下一個——進城。
閻海軍的大哥本在家務農，為了補貼家用，前些年他一直“半工半耕”，農閒時便去城裡做些體力活兒，一年到頭也不休息。他的同齡人則大多湧向了包頭、蘭州、上海，甚至新疆，選擇在工地或礦井落腳。“不去不行啊，家裡沒錢，娃娃讀個書老人生個病咋整？”一個崖邊中年男人說。
作家的侄子閻旭東沒有太多生活壓力，這個90後青年“主動選擇擁抱城市”。他和他的90後小夥伴如今都留在城市，“有的人都掙四五千了，混得不錯”。
儘管有時幾年才能和朋友團聚一次，他奔向城市的念頭卻從未減弱過。小時候，閻旭東就從電視上看到了一個明亮且五顏六色的城市。在鄰市讀中專時，他又想通了一件事：比起崖邊，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
小夥子很快娶了媳婦生了娃，又從工廠跳槽到了交通部門。把家已安在城市的他對人生還有許多設想，比如掙錢還房貸、給媳婦買漂亮衣裳、讓孩子上最好的學校，樁樁件件，卻沒有什麼與崖邊有關。
但這是全家人的心願。“上學不行的就去當兵，當兵沒混出名堂的就去打工，總之要留在城裡，我父母也支持這樣的想法，留在崖邊太苦了，誰不想讓子女過得好呢？”閻旭東說。
於是，年關將至時，崖邊人的機會便露了頭。曾經一段時間，崖邊有10多歲男孩兒的家庭都在忙著宴請一個人——厲強。他在部隊當軍官的兒子不僅把家安在了城裡，還常接父親過去同住。回崖邊過年的厲強往往在自家待不了多久，一到飯點兒，就有人把他請去吃酒席。人們就一個目的，讓自家的孩子當上士官，留在城市。
殺雞宰羊，十幾盤菜餚代表了崖邊宴請的最高標準。飯後，主人家還要贈送豬腿和食用油。有人說，“每年正月，厲強來崖邊是來‘領牲’的。”
“他們是在說厲強把自己奉若神靈，吃拿卡要，接受崖邊請託者的敬奉。”閻海軍對此理解又無奈，“還不都是被逼的。”
其實，厲強的孩子在西北服役，村裡其他孩子則在全國各地當兵。“怎麼可能真幫上忙？”閻海軍直搖頭，崖邊的人們似乎已經被城市化衝昏了頭腦，盲目地尋找一切可能的機會讓孩子走出崖邊，過上“好生活”。
他最害怕的事情已經發生，崖邊人變了。
更多的崖邊人，從結婚開始和錢較上了勁兒
閻海軍在城市的生活很簡單，下班後他保留了兒時的習慣，要麼獨自閱讀，要麼陪家人聊天。他總覺得自己和城裡的朋友有些“合不來”，他們喜歡的一些生活方式，自己總有點兒接受不了。
這個農民的兒子想在崖邊找到共鳴，回家時若碰上婚喪嫁娶這些“崖邊人最具儀式感的生活”，他都會盡量參與。過去的崖邊，無論是出生、迎娶還是死亡，都會全村出動，“村莊就在這樣的生離死別、迎來送往中繁衍生息、不斷壯大，從明末清初建村時的幾戶人發展到瞭如今的80多戶人家”。
但努力想要融入的他發現，自己插不上話了。在近年寥寥無幾的崖邊婚事裡，彩禮已代替婚嫁雙方成了村民最津津樂道的話題。如今崖邊的彩禮標準在3萬到5萬元，這是個偏低的數字，周邊城市的一些農村甚至明碼標價“大專8萬元、本科10萬元”。
崖邊人閻光榮在他32歲那年終於結了婚。新娘韓豔花是鄰村的姑娘，兩人在外打工時自由戀愛，很快走到了一起。但韓豔花是“偷跑”出來的，閻光榮家裡窮，她知道丈夫付不起彩禮錢，於是結婚的大事也沒跟家裡知會一聲。
氣沖沖的韓豔花父母拉了一幫子人趕到崖邊，強行帶走了韓豔花。他們放話，“4萬元彩禮，一分錢不能少”。老兩口的兩個兒子都沒結婚，指望著用韓豔花的彩禮錢來討媳婦。
誰知那時韓豔花已經懷孕。此後幾個月，韓家人多次翻山越嶺到崖邊討要彩禮，閻光榮又是躲又是跑。後來，孩子快生了，沒轍了的韓家人逼著閻光榮寫下欠條，這才讓小兩口團聚。
鬧劇仍未結束。因為遲遲還不上彩禮錢，韓家的兩個兒子跑到閻光榮家大吵一架，慌亂中，小兒子的頭被打破，血流了一地。
“結婚成了崖邊人嚴重的負擔。原本表達禮數的彩禮，在市場經濟的薰陶下，又讓一些農村婚姻的買賣性質不受制約地浮出了水面。”閻海軍說。崖邊人的婚禮也連帶著變得越來越“浮誇”，昔日的嗩吶、大鼓、騎著毛驢的新娘早已被車隊、跟拍攝像以及掌勺的飯館大廚所取代。
自己也無法免俗，他娶了長在城裡的媳婦，婚禮也選擇在城裡的大酒樓舉行，操辦的流程正是“車隊、攝像和掌勺大廚”。
有老人回憶，上世紀70年代，彩禮往往還是一對木頭箱子一床被子加糧食，隨後30年，彩禮從1000多元蹭蹭地漲到了三五萬元，女方通過媒人漫天要價的事情也屢見不鮮。村裡一戶人家為娶媳婦，欠下10萬元，至今仍在還債。
閻海軍對此很是憂傷，畸形的彩禮制度正反映了在城市化衝擊下，崖邊婚姻的現狀：婚姻不是戀愛水到渠成的結果，反倒成了明碼標價的商品，為了錢和私慾，什麼都可以染指。
崖邊的光棍多起來了。他做過統計，2013年，村裡25歲以上的光棍達19人，而整個村子的人口，不過一兩百人。
於是，有崖邊人為了結婚，不惜送上自己的親妹妹，和對方交換一個老婆。結果，對方送來的女人不願意和這個光棍過，只待了一晚便回去了。被全村人恥笑的男人灰溜溜地出去打工，從此很少回來。
還有28歲的“老光棍”沒錢找老婆，就和姨媽的女兒同居，最後表妹還懷了孕。姨媽見女兒肚子大了，來找侄子談判彩禮錢。在外打工的侄子湊不出錢，親人間大打出手，姨媽把女兒的大腿緊緊抱住，卻被侄子一腳狠狠踢開。
更多的崖邊人，從結婚開始和錢較上了勁兒。欠下外債的家庭開始了輪迴，生兒育女，再為子女的上學、工作、婚事費力攢錢，變得市儈和斤斤計較。
不孝順父母的人越來越多，連輿論也失去了力量
和婚姻一樣，村莊另一項最重要的事情也在發生改變。
一個崖邊的老人生了重病，他的兒子沒給父親尋醫問藥，反而急急忙忙開始籌劃後事，又是準備壽衣，又是準備棺材。一天，有村民去探望老人，總算帶給了他一個好消息：“我來你家路上聽說你兒子去請大夫了。”
躺在炕上的老人“一下子精神了”，可等了許久也不見醫生。老人叫來孫子詢問情況，孩子說：“醫生已經走了，那是我爸叫來的獸醫，是給驢看病的。”
閻海軍不知道那位老人聽後的心情，因為老人沒幾天便病死在了炕上。
“這就是農村老人的現狀，不僅是崖邊，很多人對父母的‘犬馬之養’都無法兌現，何談‘敬愛之心’。”閻海軍分析，隨著城市化的發展，以父子關係為主軸的平衡代際關係被打破，家庭關係的主軸由父子關係向夫妻關係轉化，族權、夫權主導的社會結構發生裂變，老人的威嚴不再被推崇。
他對崖邊人的變化無可奈何。經濟發展了，人們凡事都朝利益看，一天比一天衰弱的老人便成了受歧視的對象，老人在家中無法創造價值，成了“多餘的人”。
一個名叫錢永福的老人晚年在二兒子家養老。最早，他還能給兒子做家務或是放羊，可自打生病以來，他能幹的活兒越來越少，兒子和兒媳便常常辱罵老人，不給飯吃。
村裡的人去看錢永福，勸他找個大夫，老人卻說：“錢我有，但人家（兒子）沒這意思，我不能自己叫。”
生命的最後時刻，錢永福不願再面對兒子，選擇了絕食。他跟村裡來看他的朋友說，自己已經10天沒吃飯了，“這次一定要給人家（兒子）死了”。說完這話，淚花從渾濁的雙眼裡溢出。
幾天後，錢永福死了。
曾經，不孝的子女在崖邊會遭受極大的輿論譴責。可現在，“不孝順父母的人越來越多，連輿論也失去了力量”。錢永福死後，他的兒子在葬禮上大哭，村民依舊捧場，卻無人出面指責。
“崖邊甚至是全中國每個農村的老人，只要還出氣，都不會放棄勞作。他們有一個無形的壓力，不勞動就會被當成廢人，就不好意思再吃兒女的飯。”閻海軍說起老人有些哽咽，他的父親前些年因為幹農活兒時不小心削掉了一節手指，母親也曾不小心從梯田摔落。“怎麼會不擔心呢？可我也無能為力，我不能丟下自己的工作，又沒有足夠的能力把父母接到城市，更何況老人根本無法適應城市。”他說。
閻海軍能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祈禱父母不要出事”。好幾次回家，他都趕上清明，隴中高原的樹還未抽芽，夾在山間的崖邊村和黃土地融為一體，風一過，塵土飛揚，瘦削的樹枝搖搖欲墜。
那身影像極了崖邊的老人。他們和子孫兒女背道而馳，卻依然以瘦弱的身軀堅守在這片貧瘠的土地。
人們一遇到事情便喜歡訴諸暴力，淳樸的民風搖搖欲墜
看到老人絕食而死的悲劇後，閻海軍心裡很清楚，在千千萬萬個崖邊，甚至，這種人心的危機還蔓延到了村莊的各個角落。
一名村幹部告訴他，自己最發愁的莫過於發低保。確定低保名單的日子，他過不安生。“給了老子兒子嫉妒，給了哥哥弟弟嫉妒，給了誰都會有人不滿，不滿的人還會四處告狀、投訴”。
十幾年前，鄉里曾派幹部來為崖邊加寬農路。農路自外村蜿蜒而來，一路靠佔用農田才得以推進。當工程推進到村口時，碰上了兩口作廢的水窖。那是屬於村裡一對兄弟的，兩人聽到推土機聲響，衝到村口死活不讓填水窖。
兩兄弟和村幹部吵得面紅耳赤，卻始終無法達成共識，推土機只能佔用路右面一個村民的土地。第二年，項目繼續推進。這回，不但兩兄弟態度堅決，上次無償讓出土地的村民也表態“堅決不再退讓”。
僵持之下，推土機原路返回，那條路斷斷續續修到了2013年。
“雖然農路佔了村裡人10多畝的地，但這畢竟事關全村人的利益。”閻海軍說，“現在人人都‘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講自身利益最大化，集體的作用已微乎其微。”
閻海軍眼裡的崖邊人，也沾上了城市的市井氣息，卻不再尊崇禮法，可以為一件雞毛蒜皮的小事大打出手，甚至發生流血衝突。
這不再是閻海軍兒時的那個崖邊了。那個鄰里間常常互留好東西、誰家有事兒全村人都會出動幫忙、“人與人之間親密坦誠”的崖邊，沒了。
在他的眼中，短短几十年時間，城市化給崖邊帶來了數不清的進步，這個自明朝誕生的村子終於一步一步地向著現代化邁進。可與此同時，人心受到物質文化的衝擊，禮儀、友愛、道德都被金錢碾壓。
閻海軍心裡清楚，這是當今中國，許多農村都面臨的現狀，但這些村莊都在快速地受到城市化衝擊，根本來不及思考更多。“無論是主動擁抱抑或被動地融入，農村早已和城市化浪潮密不可分，矛盾交織中，每天上演著血淚和悲情交集的故事”。
比如自己，雖然戶口落在城市，可他覺得自己不屬於那裡，但回到農村，又被隔閡，也找不到曾經的記憶。在一個失眠的深夜，他寫下一首詩：
李老漢死了/張老漢死了/王老漢死了/……/慢慢地/村莊也老了
大哥從二十幾開始抬棺材/現在四十幾了還得抬/他抬的不是死了的人/是村莊裡還活著的共同體
父親老了/母親老了/他們總在操心以後的事/他們說/他們死了絕對有人埋
大哥也快老了/埋了半輩子老漢的他/總在擔心自己死了沒人埋
我們都走了/我們親手砸碎了共同體/我們死了/誰來埋葬
（本版照片均由閻海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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