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賽陽
愛家鄉小鎮，有很多原因。但是愛家鄉其實不需要理由。因為 “圍城效應”，反而使我們容易對身邊美好的事物置若罔聞，對義烏小鎮的魅力視而不見。一輩子在外鄉尋覓風景，卻錯開了把歷史文化搭配得如此巧妙的佛堂古鎮。
小鎮地處義烏江東西交匯處，歷來是連接浙中的通衢重鎮。二十世紀初，佛堂古鎮白牆青瓦，莊重典雅，百餘幢古建築以其精湛的石雕，磚雕，木雕和精美的壁畫，體現了 “建築、繪畫、雕刻”三位一體的藝術構思和審美情趣。小鎮是“商埠文化”與“佛教文化”的複合體，是“北文化”和“南文化”的匯合點。優越的地理位置、雄厚的物質基礎讓古鎮文化昌盛，人才輩出，書香不絕。這裡的文采風流，這裡的一顰一笑、一詩一賦都是妙手偶得的千古文章。也因此，以其博大的胸懷時時處處接納來自三省通衢的藝術和文化。
歷史上，傅大士、王彥超、徐僑、宋濂與佛堂都有淵源，佛堂英才薈萃，史不絕書。義南的佛堂古鎮，是我許多文友的家，他們白天在縣城上班，晚上，返回佛堂。就是這些在人們看來懦弱迂腐的書生，在斯文謙恭的外表下，有著一股皓首窮經的凜然傲骨。他們享受著清澈江水，如詩如畫的小鎮風光。而一股文脈卻潺潺流來，經過他們挖掘，越來越有生命力。
傳統文化，民間藝術盛行街坊
隨著義烏一代一代文化人的忙碌，古鎮文脈被延續保護下來，相傳留存，繼承發揚，以教化百姓，惠及四鄰。經過漫長的薰陶浸潤，逐漸成為一種“勤耕好學、剛正勇為、兼容幷包”市民精神、地域靈魂。
佛堂建鎮以後，“迎龍燈” “抬閣蹺” “獅子搶球” “打鞦韆”等民間娛樂在佛堂率先流行。
“迎龍燈”，每逢春節元宵，重大節日或“求雨祭神”進行的一種大型活動。
“抬閣蹺”每臺由二、三名五至十歲的小孩扮成帝皇將相、才子佳人，一般均出自戲文，分各種姿勢高高地綁在臺子的上空，如同凌空飛立。一支隊伍有二十幾臺，每臺由四位壯漢抬著，一字拉開，非常漂亮，。
“獅子搶球”，佛堂的獅子搶球與眾不同，它是類似於大型的“木偶戲”。有一獅房，裡面藏著一隻大獅子，四隻小獅子，獅房上方一根木頭伸出，丈餘開外處掛著一隻繡球，獅房由眾人擁抬行進。在“先鋒”的號角指揮下，獅房後面的技師拉動“走線”，眾獅子頓時“活”起來，搖頭擺尾，翻動眼球，抖理金毛，躍躍欲試。突然，大獅子呼啦一下竄出巢穴，直奔繡球，四隻小獅子也相繼竄出為大獅助威，五隻獅子上竄下跳，直至把繡球搶住。完成一個回合的表現，再行前進。
“打鞦韆”，在一種特製的彩車、綵船上，裝有幾米直徑的“鞦韆輪”，表演的兒童打扮得花枝招展，在“鞦韆輪”上轉動。每組輪子的前後各有一“小丑”，表演各種滑稽相，引人發笑。大人們身著鞦韆隊專用服裝，推著車、船前進。“鑼鼓班”則大顯身手，吹奏出地方的各種曲牌，以為助興。
民間娛樂的繁榮催生了婺劇
小鎮的民間娛樂如鑼鼓班、太子班、吹打班以及戲班尤其是道情的繁榮，把古鎮的娛樂文化傳播到金華、蘭溪、東陽、永康。
鑼鼓班由佛堂當地戲迷、票友組成，大多以農民為主，後發展為城鎮的婺劇愛好者參加演唱。人員一般約9-13人。多以唱徽戲為主。因樂隊一般有10件響器（樂器）：先鋒、梨花、吉子、笛子、徽胡、月琴、大鑼、小鑼、大鈸、小鈸。因此，又稱十響班，也有叫什錦班和坐唱班。“花頭臺”和“踏八仙”是每個鑼鼓班必會的，一般還要學會幾個正本和摺子戲。
太子班是鑼鼓班的升級，在鑼鼓班坐唱的基礎上，發展為穿上行頭登臺演出，成為季節性的農村劇團。因其創辦者和成員多半為富家子弟，平時遊散空閒，喜好戲曲，有的甚至變賣家產置辦行頭，故稱太子班。1942年，田心王萃錦、王萃森兄弟向石塔吳慶福戲班買來行頭，合併福成會和霖倫會二個鑼鼓班為王錦森堂太子班。1944年後改為新興社太子班，聘請徽班名角花旦張學文，二花鮑濟富指導，能演六十多本大戲與一百多個摺子戲。當地群眾稱新興社為義烏第一臺。
金華徽戲戲班。民國二十三年（1934）朱灌聰和王躍榮創辦。朱灌聰諳音律，擅書法，酷愛戲曲，決心創辦一流戲班，乃購置全新服裝道具，聘請一流藝伶組班，取名“新新第一臺”。名伶有花旦張學文，作旦胡順流、翁文龍，武小旦王樟起，小生小牛、嚴雙棋，老生金李堂、林華春、老外沈明春，小花麻裡聽，阿堯，大花張汝金、小根，二花鮑濟富、陳順慶（渾名單包）。常演劇目《九龍閣》、《回龍閣》、《二度梅》、《碧玉簪》、《碧桃花》、《龍鳳配》等。
小鎮的演藝文化是市民文化的縮影，也是許多人心中還未走遠的文化記憶，戲院,茶社，雜耍，小吃，在現代娛樂文化發展中，這些淡去的民間娛樂仍以其獨特的文化魅力吸引今人。成為在舞臺上鮮活地呈現小鎮風情的文化勝景。而“義烏道情”，經過兩位“德藝雙馨”的老鄉葉英盛、賈有福的再創造。成為本地一絕的非物質遺產，多次應邀赴京展演。
印刷技術的成熟是對古鎮文化的集成
在人類文化傳播中，漢語言文字是昂首飄揚著的旗幟。屬於歷史的生命可以死去，屬於歷史的語言文字卻能永生，因為，我們祖先發明瞭印刷術。漢字是我們民族文化的魂魄，是我們永遠跳動的文脈。無論橫排或豎排，無論繁體或簡體，像粒粒寶石或顆顆星星閃射著永恆的璀璨之光。佛堂古鎮幸運地承擔了傳播古烏傷地域文化的重任。
義烏刻字印書始於北宋，當時用竹子作造紙原料，義烏產水竹，《唐六典》記載“杭、婺、衢、越等州產上細黃白狀紙。”，義烏盛產紙張，多能工巧匠，且離徽州不遠，徽墨、徽硯、徽筆、徽紙供應充足。產棗木或梨木，適合書籍雕版所用。擁有發展印刷業的物質基礎，義烏刻書被稱婺本。宋代，雕版印書業十分昌盛，義烏官府刻書，私家、坊間也刻書成風，圖書成為有專業印刷、運輸、銷售的商品。
《南宋刻書地域考》雲：“婺州東陽、義烏為刻書地之一”。 悠久的歷史，創造了燦爛的文化，翰墨書香，詩詞金石，締造了佛堂濃郁的文化氛圍。佛堂古鎮，以石印、木活字印刷的古老工藝，見證了義烏為“越右通都”。為金華八邑之肇基的歷史、文化地位。
灌聰圖書館，朱灌聰從小天資聰穎，學習成績優異，寫得一手好字，吹拉彈唱樣樣皆能。16歲考中清末秀才，民國初年任佛堂商會會長、鎮長、義烏參議會長等職。生前常寫日記，用毛筆小楷記得非常工整，所記日常生活很詳細。朱灌聰的父親開有一家大商號“朱瑞興南貨店”，從他祖父手裡一直開下來，十分有名。灌聰耳濡目染，從小就具備了經商才能。加上受二弟朱昌謀（燕京大學畢業，曾留學日本）和三弟朱昌略（金華七中畢業）先進思想啟發，創辦起義烏首家圖書館—佛堂灌聰圖書館。經售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出版的教科書和其它圖書，兼營文具、教學儀器。印刷部精印五彩石印，承印報章雜誌、書籍、講義、傳單、廣告、禮帖、名片等件，曾石印（嘉慶）《義烏縣誌》。現義烏民間收藏的《義烏縣誌》，絕大部分為1930年義烏灌聰圖書館翻印的石印嘉慶本。
朱灌聰是一個地道的才子資本家。他不可能用冷峻的理性來掌控他的社會良知，經受不住賭博、美女戲子、大煙的誘惑。一個神態傲慢的殷富文士，一個在小樓上酒足飯飽展卷臥讀的才子，終於被排斥於義烏文化名人之外。
木活字印刷 ， 佛堂鎮光明村王益均（1926年生），在21世紀初還完整保存著六分、三分，四分、二分大小規格宋體單身木活字共85000餘個，為排印宗譜所用。六分字身大小相等於鉛字1號字，三分等於3號字，四分等於2號字，二分等於4號字。其木活字字身高為12毫米。印刷時根據稿件揀出字排列嵌入固定的硬木製木框內（後改為鐵框），上墨、覆紙、刷印。該木活字刻制於清嘉慶三年（1798），傳到王益均手裡已歷經第五代人。歷來為金華周邊縣鄉鎮及諸暨、紹興、杭州、桐廬、富陽等印刷家庭宗譜。該印製坊沒有固定地址，哪裡需印製宗譜就設到那裡，一般都在該宗族的祠堂內印製。
佛堂文化的傳承，反映了一種超越時空，超越家族，超越個人愛好的意志力，文藝人才深居陋巷，做小工，疲於奔命，但他們終於傳承了義烏文化，並使道情、婺劇發揚光大。文化名人數不勝數：光道情就有葉英美、葉英盛、賈有福。
佛堂的文化人大多出身草根階層，沒有顯赫的地位，沒有一紙文憑，他們一身布衣。他們中有人做官失敗，有人愛情受挫，便潛心學術，終身不娶，終身不仕，守著小攤，守著一畝三分田，一輩子在單位裡做臨時工，艱難度日。可是他們隔幾年出一本書，隔幾月就有新作品問世。讓許多科班出身的文化人汗顏。什麼詩書禮易，什麼諸子百家，沒有對中國文化的深入思考，沒有自我折磨和摧殘人性似的潛心著述，你就會變成空想家，那還不如趁早去掌握人學，去拍馬屁求官算了。
佛堂的文化人在社會政治領域，在義烏學術界沒有奢侈的追求。但他們積澱了深厚的文化基礎，必定會使有心人以他們為參照，登上大學問家、大作家的殿堂。至今小鎮上仍有一些文化人靠自己的人品才學而受到義烏思想文化界深深的推崇，使小鎮文脈自然延續。每當想起，令人肅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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