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一份由安永（Ernst & Young）與印度商業與產業協會（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公佈的報告指出，印度有高達93%的企管碩士（MBA）與80%的理工科畢業生是不夠資格被企業錄用的（Unemployable）；企業必須在僱用這些畢業生後另行規劃基礎訓練，即使他們已經花費至少2至4年取得高等教育文憑。
另一份由顧問公司Aspiring Minds公佈的調查表明印度有超過95%的理工畢業生不具備成為軟件工程師的資格：在接受調查的3萬6千名畢業生中，只有4.77%的學生寫的程序碼可以成功運作，高達2/3的人甚至寫不出合理的程序架構。
印度的高等教育系統，以規模而言，排名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與中國大陸。截至2017年3月，印度有833所大學（University）、42047所學院（College）與11992所獨立機構（Stand Alone）。大部份的學院是以“聯合大學”（Affiliating University）的形式依附在大學之下：根據印度人力資源發展部（Minister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公佈至2016年3月的資料顯示，印度的268所聯合大學囊括了總共39071所學院；其中有17所大學擁有超過500個學院，以Chhatrapati Sahuji Maharaj Kanpur University擁有1276所學院與150萬名學生居首。
印度高等教育有兩個貌似互相沖突的問題：機會太少、但學校太多。印度有超過1億4千萬介於18歲至23歲的年輕人口，只有不到1/4，或3460萬名年輕人，能在中學12年級後繼續接受高等教育。這造成了第二個問題：在看到有超過3/4的市場機會後，有太多無能、或無心的教育家、資本家加入了搶奪學生的戰爭。
舉例而言，當你乘著車橫越班加羅爾（Bengaluru）街頭時，在每一個街角、每一條路上，幾乎都能看到“某某學院”或“某某機構”（Institute）的招牌，搖搖欲墜地懸掛在某三層樓高的公寓陽臺上，或是指向某個空蕩賣場的一隅，不難想象這些學院或機構的基礎設備或教學質量會是如何。這個情況在二三線城市或鄉村地區更為嚴重，有許多家境貧寒的學生，指望透過高等教育來翻轉家族在社會與經濟上的弱勢，但他們所寄望的對象們，很有可能只想要他們透過各種方式貸款而來的盧比。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Bangalore
即使是印度政府可能也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學院與機構在各地“蓬勃發展”。前述的主管機關人力資源發展部為了掌握印度高等教育的情況，連續6年展開了全印度高等教育調查（All India Survey on Higher Education, AISHE），他們的做法是寄信給這些教育機構，以期“建立基本信息的數據庫”；當主管機關連全印度有多間大學都沒辦法定調的時候，也不需要期待有任何人能為這些機構的教學質量把關了。
根據AISHE 15-16年報告，共有高達4成的獨立機構並未對政府的調查作出回應。
傳統華人社會與傳統印度社會有許多相似之處，對教育文憑的執著是其中之一。2015年時比哈邦（Bihar）政府逮捕數百名集體在中學畢業考中作弊的家長，這些家長攀附在數層樓高的教室窗邊，為他們正在應考的孩子提供答案。
印度學生考試作弊 家長爬牆遞答案（資料圖）
這種學生、家長、教育機構三方同時在追求同一個目的的情況下，無怪乎印度會出現持有飛行員執照但不會開飛機的“飛行員”：據彭博社（Bloomberg）採訪，阿努潘‧佛馬（Anupam Verma）在2009年年底進入一間位於德里（Delhi）與孟買（Mumbai）之間的飛行學校接受商業客機飛行員訓練。
“訓練剛開始時，我被丟進副駕座開始35分鐘的‘體驗飛行’，”佛馬說：“我一落地，學校就頒發了360小時的飛行時數證照給我。”佛馬在之後的整個飛行訓練期的總飛行時數約3個小時，他後來通過法律訴訟討回了飛行學校的學費。
從理工、商業、藝術學位到醫護、飛行等專科學校，這些教育機構就算質量再不佳、立校立意再可疑，在教育機會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每年仍以老舊的設備、過時的教材、令人無法信服的師資產出數以百萬計與社會需求脫節的畢業生。因此，身為決定是否僱用這些員工的企業主管應該要清楚地認知到，在下判斷的時候，千萬不能只依據求職者手上的那紙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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