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萬曆年間（1573—1620）是江南地區茶文化經歷變革的重要時期。當時吳門地區的文人士紳階層不僅崇尚隱逸閒適的瀹飲風尚，且在擇茶、選水方面，近乎儀式化的講究與品鑑形成了一道風雅絕倫的茶文化景觀。汲惠山名泉，瀹洞山岕茶，成為晚明文人飲茶的高雅形象和生活品位的符碼。
吳 中 所 貴 洞 山 岕 茶
江南地區茶史悠久，可追溯至東漢。唐肅宗時，太湖周邊常州、宜興所產之陽羨茶和湖州長興、顧渚山所產之紫筍茶，皆因“茶聖”陸羽之舉薦，而成為朝廷貢茶。明中期岕茶崛起。宜興與長興交界的南部山區諸多地名中帶有“岕”字，意為介於兩山峰之間空曠之地，岕茶即滋生其間。晚明以降，梳理岕茶並撰之成著者有多人，如許次紓、熊明遇、周高起、馮可賓、周慶叔、冒闢疆，從《茶疏・岕中製法》（約1597）、《羅岕茶疏》（約1603）、《洞山岕茶系》（約1640）、《岕茶箋》（約1642）、《岕茶別論》（1610—1636）至《岕茶匯鈔》（約1683），岕茶專書達六部之多。同時期，文人筆記中述及岕茶者亦頗多。
茶農採摘的新鮮岕茶。攝影/王拓
明人岕茶專著中，對陽羨、長興兩地所產岕茶種植、品第的評鑑論述諸多。如周高起《洞山岕茶系》：“……沃山土之肥澤，故洞山為諸岕之最。”又形容“一品岕茶”為葉脈淡白而厚，湯色柔白如玉露，“二品岕茶”為“香幽色白味冷雋”。“入湯，色柔白如玉露，味甘，芳香藏味中，空漾深永，啜之愈出，致在有無之外。”冒襄（字闢疆）《岕茶匯抄》集馮可賓《岕茶箋》、許次紓《茶疏》和熊明遇《羅岕茶疏》所論之大成。其曰：“茶之為類不一，岕茶為最；岕之為類不一，廟後為最。”“茶以初出雨前者佳，惟羅岕立夏開園，吳中所貴，梗粗葉厚，有蕭箬之氣。還是夏前六七日，如雀舌者佳，最不易得。”餘懷《採茶記》則言：“羅岕，屬湖州長興縣，東西二百餘里，其名七十又二系。宜興四安而進，以墳頭為第一；自太湖合溪灘而進，以廟後為第一；而洞山所產則最多。更有高峒山直踞其巔，名‘紗帽頂’，種出群岕之上。”嘉慶《重刊宜興縣舊志》記載：“茗嶺山一曰閩嶺，在縣西南八十餘里，山脊與長興分界。舊多茶，較離墨（山）優勝，俗稱廟前、廟後者是也。”
丁雲鵬，《玉川煮茶圖》，局部，明，紙本設色，140.5×57.8釐米，故宮博物院藏
岕茶之制，盛於明萬曆年間，先為“吳中所貴”，因其茶色白、金石性、乳香、鮮活等特性躋身明清兩代茗中極品。由於其製作工藝過於複雜，茶人靠經驗焙茶須30小時通宵進行，過高的成本使其在清雍乾時漸漸失傳。
攜陽羨月 品惠山泉
汲泉烹茗，文人雅事。臨泉而坐，竹舀取水，瓦缶相盛，薪火煮水，試瀹新茶。泉水對於飲茗極為重要。明代茶人張源認為，山上之清泉水輕，山下之清泉水重，山石縫隙中泉清而甘，砂中之泉清而冽，土中之泉水淡而白。流於黃石者為佳，瀉出青石者無用。泉水負陰者勝於向陽，流動者謂之活水，勝於安靜。無錫惠山遍滿松、竹二林，松針滿地，上滿茯苓。惠山泉為“縫隙泉”，水質自古著名，泉水源於雨水，降至山麓，經松竹根系過濾，於東麓山腳白石塢處湧出，可謂林泉高致，景物清幽。
惠山泉始鑿於唐大曆十四年（780），其水味醇美，被陸羽譽為“天下第二泉”，迄今1200餘年。陸羽《茶經》雲：“夫茶烹於所產處，無不佳也，蓋水土之宜。離其處，水功其半。”意謂以茶產地之水烹本地茶，因水土相宜，相得益彰。陽羨、惠山地緣相親，惠山泉煮陽羨茶更是文人飲茗之雅事。晚唐詩人張又新據《茶經》與名士劉伯芻品水之論而著《煎茶水記》（約825），重新將適茶佳水品評為七等，無錫惠山泉居第二。唐以降，汲惠泉煮茶遂成歷代茶史之佳話。
文徵明，《惠山茶會圖》卷，局部，明（1518），紙本設色，21.9×67釐米，故宮博物院藏
被譽為“萬古良相”的唐武宗時寵相李德裕（787—850），尤嗜惠泉。其祖父是當時受陸羽品薦將陽羨茶作為貢茶的時任毗陵太守李棲筠。李德裕繼承茶飲之“家學”，亦傾慕惠泉。北宋詩人唐庚（1070—1120）《鬥茶記》（1112）中載：“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送不遠數千裡。”李德裕利用手中權勢，在毗陵至長安兩地間設置驛站，差人從惠山汲取泉水日夜兼程運至京都長安，時人稱之為“遞鋪”或“水遞”。時詩人皮日休詩諷雲：“丞相長思煮茗時，郡侯催發只憂遲。吳關去國三千里，莫笑楊妃愛荔枝。”宋代蘇軾卜居陽羨時，得茶後以惠泉烹之，並作《次韻完夫再贈之什，某已卜居毗陵與完夫有廬裡之約》詩云：“雪芽我為求陽羨，乳水君應餉惠山。”又作《惠山謁錢道人》詩云：“獨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可見“陽羨月”與惠泉之相適。
歷代王公貴族與文人雅士皆視惠山泉為珍品。明初朱元璋廢團改散，因而明代茶人對飲茶水源、節氣、水態都有更為細緻的講究。明代茶人普遍認為，烹茶須用甘泉，次之梅水。因梅雨如膏，萬物賴以滋養，其味獨甘，梅雨時節後其水便不堪飲用。熊明遇在《羅岕茶記》中對品茶之水置評鑑雲：“烹茶，水之功居大。無山泉則用天水，秋雨為上，梅雨次之。”明中後期，江南文人流行瀹飲，尚真茶之天然性味，惠泉烹茶成為當時吳門地區文化圈的共同趣味和風尚。明人茶書中對惠山泉嘉賞者尤多。如馮可賓《岕茶箋》品泉水雲：“錫山惠泉、武林虎跑泉上矣。顧渚金沙泉、德清半月泉、長興光竹潭皆可。”文徵明《煮茶》詩有：“絹封陽羨月，瓦缶惠山泉。”又《雪夜鄭太吉送惠山泉》雲：“有客遙分第二泉，分明身在惠山前。兩年不挹松風面，百里初回雪夜船。青箬小壺冰共裹，寒燈薪茗月同煎。”《是夜酌泉試宜興吳大本所寄茶》：“醉思雪乳不能眠，活火沙瓶夜自煎。白絹旋開陽羨月，竹符新調惠山泉。地爐殘雪貧陶榖，破屋清風病玉川。莫道年來塵滿腹，小窗寒夢已醒然。”文人間煮泉品茗的交遊唱和也讓惠泉愈來愈成為貴重之物。文氏《煎茶詩贈履約》中“穀雨江南佳節近，惠泉山下小船歸”之句，更點出了當時運送惠水的方式。
清 士 茗 飲 惠 泉 嘉 盟
太湖水網密佈，船運惠水為江南文人的惠泉消費提供了充分的條件。明嘉靖二十年（1541）文徵明長子文彭曾致信藏書家錢榖，邀其赴家中共賞沈周冊頁，並提議一同試惠山泉水所煎新茶。信札曰：“雨窗無事，思石翁冊葉（頁）一看。有興過我，試惠泉茶新茶，何如？彭再拜。叔寶老弟。辛丑三月十四日。”事實上，早在隆慶四年（1570），付梓刊行之實用性商書《一統路程圖記》即已表明惠山至蘇州水運交通之便利，雲惠麓放舟東下至蘇州閶門，全程一百零七里。
文彭，《文彭致錢榖信札》，明，26×17釐米，上海博物館藏
萬曆年間，生活在嘉興檇李一帶的晚明文人李日華也嗜好惠泉煮茶。嘉興距離惠麓遙約兩百里，問渡淞陵更須兩三日方至。據《李日華日記》自述，李氏欲於齋中常備惠水烹茶，然財力有限，遂發起“運泉約”活動來醵資運水。僱人運惠水以壇盛之，每壇水償舟力費銀三分。“壇精者每壇價三分，稍粗者二分，壇蓋或三釐，或四釐。自備不計。水至，走報各友，令人自抬。每月上旬斂銀，中旬運水，月運一次，以致清新。”費用均攤，一罈惠水至廉三分。即便如此，價仍不菲，尋常百姓家難以負擔。但李日華卻認為“凡吾清士”應“鹹赴嘉盟”。
張岱《陶庵夢憶》與董其昌《容臺集》皆載閔汶水茶事。安徽休寧人閔汶水，人稱“閔老子”，十數年在金陵桃葉渡邊設“花乳齋”茶肆鬻茶，風靡金陵。閔老子對茶飲極為講究，其取惠水，必淘井，靜夜候新泉初至時，旋汲泉水，以甕儲之，舟載抵金陵。閔氏為使泉水清而不濁，舟非風勿行，又以磊磊山石藉甕底，使擾之不濁。耗財不可貲計。張岱初訪閔氏，閔氏以假惠山泉水對其驗識，張岱以“莫紿餘，惠泉走千里，水勞而圭角不動，何也？”詰問之。閔氏稱奇，不敢復瞞，道出實情，以精鑑者待之，遂以知音定交。
精於茶事者，決非一日之功，是難得的真茶人。對於泉水和茗茶的賞鑑需要豐富的品鑑經驗。無論唐代宰相李德裕抑或晚明文人張岱、李日華等，皆是茶人中之佼佼者。
萬曆年間，亦有好事者慕惠泉之名而淺嘗之。如袁中郎宏道著《識張幼於惠泉詩後》一文，記述其出任吳縣知縣後，邀“公安派”友人丘長儒“東遊吳會，載惠山泉三十壇之團風”。丘氏先行往回，僕役攜泉嫌重，將泉水倒入江中，後以貴人尖（今桂雨尖）下山泉替代交差。丘氏不知，矜重甚。次日，邀城中諸好事者嘗惠泉水，好友受邀如期皆至。“團坐齋中，甚有喜色。出尊取瓷甌，盛少許，遞相議，然後飲之。嗅玩經時，始細嚼嚥下，喉中汩汩有聲。”明人對惠泉的崇尚以及品泉之細膩，可見一斑。眾友飲罷，“乃相視而嘆曰：美哉水也！非長孺高興，吾輩此生，何緣得飲此水？皆歎羨不置而去”。明人面對難得之惠泉的豔羨之情，溢於言表。半月後，諸僕因矛盾而相互揭發此事。袁中郎道：“諸好事之飲水者，聞之愧嘆而已。”
無錫惠山泉池水。攝影/王拓
無獨有偶，袁中郎之弟亦曾攜惠山泉、中冷泉泉水歸家，並以紅箋標記泉名。經月餘將泉水抵家，箋上字跡俱磨滅。中郎詰問：“孰為惠山？孰為中冷？”與弟嘗之，皆無法辨識，相顧大笑。袁氏所記，雖為明人茶事中的一樁諧史，哂笑之餘，引發今日嘆思。
茶雖平而道卻深。晚明惠山泉、陽羨茶與荊溪砂壺，可謂太湖西畔文人茶事之“三美”。晚明文人金陵問茶、惠山訪泉等活動體現出的情趣與微妙，是明代文人的一種生活寫照。晚明以降，文人雅集之風盛行，竹林山澗、寺院山房，焚香、彈琴、品茗成為文人階層日常風雅生活中之一隅，他們如真茶般彰顯出真性情，較之今人，絕非簡單的附庸風雅之為。
文·圖｜王拓（蘇州大學藝術學院博士後）、張薇（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博士研究生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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