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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
——习近平
泪别梁家河
1969年年底，跟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队的知青王燕生当兵走了。其后，不断有知青离开。
返城的闸门打开了。1971年，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每年有千余名知青通过这些方式离开了延安。到1976年年末，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只剩下918人。
1973年，习近平试图叩开返城的大门，他希望上大学读书深造，毕竟读书是他最大的愿望。
这年，习近平和武晖一同去县里参加了考试，习近平选择的目标是清华大学。当时录取的方式是考试加推荐，家庭成分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习近平遭到了清华大学的拒绝——他是“黑帮子弟”。武晖的大学梦也破灭了，他只考上了延安师范学校。这个受北京知青影响，一心想走出梁家河去大城市看看外面世界的农村青年，一度非常灰心，好几个月才缓过劲儿来。
1974年，雷平生考取了延安大学，梁家河的北京知青就只剩下习近平一个人了。
1975年，清华大学分配给延安两个名额，全部给了延川。习近平再次有了报考的机会，他三个志愿全填写了清华大学。
“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他认定清华大学了。县里将习近平报了，上去，但是一触及敏感的政治审查，延安地区负责招生的人犹豫了，清华大学招生的人也犹豫了。
这时，习仲勋下放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出具的一份证明，冲开了那道看起来似乎难以跨越的“政审关”_“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
再没有争议了，习近平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开学的日子近了，可习近平依然在忙大队里的事。一天，石春阳来找习近平，习近平与他谈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人选问题。
“随娃，我要上大学走了，支书谁当?
“这个事难说，大家选谁是谁。”
“你可以当。”
“我不行，当不了。
“你咋当不了?我以前也没当过，现在不是当得挺好吗?”
“我怕我当不好。”
“你还没当，咋就知道当不好?
显然，石春阳是习近平心里的合适人选。
几天后，习近平召集党员开会。会议快结束时，他说:“我快走了，下一任支书谁来当，咱们得选。我推荐随娃当。”
接着是投票，每人发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大家都写的是
“随娃”。
石春阳说:“这个结果， 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我们村里人信任近平。他推荐了我，大家才选我。”
离开梁家河的前一天晚上,习近平召集社员开了个座谈会。石春阳至今还记得他说的话。
“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地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人社会，人团、人党、当村支书;我从这里出发，返城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习近平说:“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必须-碗水端平。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钱的事，你处理得不公，群众也不答应;十块钱的事，你处理得公道， 群众也不会有意见。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该咋办就咋办。
他把头转向石春阳，说:“随娃，梁家河以后要发展，你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你是年轻人，当支书以后，要多动脑子，多思考问题，还要多联系群众，这样工作才能做好，支书才能当好。如果处理问题不考虑群众的感受，支书也当不好。”
1975年10月7日是习近平离开梁家河的日子。前一天晚上，他和乡亲们拉话直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起得较晚。当他早晨推开门走出窑洞时，看到院子里、道路旁站满了人一-大人、孩子、老人，全村人都来了。大家手里拿着红枣、小米，默默地站着。他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当众流泪。
人群里也有人忍不住哭了起来。一位老婆婆拉着习近平的手说:“你在这儿受罪了。到了好地方，可别忘了我们呀……”
习近平流着泪说:“你们对我这么好， 我不走了，就在这儿扎根一辈子!”
“你快走，你上了清华大学，以后我们有条件去北京，就有人管饭了。”一位“小伙伴”向他吼叫。
这天，村子里的人都没有上山干活，他们排着长队为习近平送行，一直送到十多里外。梁玉明、石春阳、张卫庞、吕侯生等12个人步行40多里，和习近平一起来到延川县城。
晚上，大家住在吕侯生的三伯吕能胜在县百货公同的宿舍里。
10月8日，他们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纪念照，其中很多人都是第次照相。照相花了5元5角钱，大家凑齐了这笔费用，坚持不让习近平出。照片中，习近平坐在前排当中，脸庞瘦削，外衣的扣子丝不苟地扣着。
梁玉明一直把习近平送到了延安，送他搭上了南下的客车.....
习近平走了，带着对梁家河深深的牵挂。
多年以后，他对梁家河这片土地做了深情的回望一
在他看来，梁家河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因此他说:“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
在他看来，梁家河是-所学校，他在这里收获很多。他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在他看来，艰难困苦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他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这个对人的作用很大。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他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 我迷惘、彷徨; 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他说:“当年， 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
随娃：村干部要“一碗水端平”
“随娃”是石春阳的小名，为人实在，习近平很看重他。
习近平当选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就推荐石春阳当队长、支部委员。1975年春，习近平又推荐他当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两人一起搭班子，石春阳跟习近平学了不少东西，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当领导要“一碗水端平”。
1975年试办沼气取得成功后，梁家河事实上成了一个培训点。各个公社都来梁家河办学习班。现场演示、座谈等事务繁多，习近平便对石春阳说：“随娃，以后你给各公社来的人开会，我太忙，顾不过来。”
石春阳接下了这个任务，忙前忙后，既对沼气技术有了更深的了解，工作也变得有了条理。直到习近平说要让他接替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时，石春阳才恍然大悟，原来习近平是在有意锻炼他。
有一件事让石春阳永远难忘——
习近平刚当选大队党支部书记不久，大队接到一批救济粮，围绕怎么分，社员产生了很大争议。人人都说自己家困难，都想多分一点儿，互不相让。开会商量，说着说着就争吵起来了。
习近平知道大家的生活都不容易，就说：“都别嚷了。咱们现在就到各家各户去看，究竟谁有多少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谁该多分，谁该少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话音落地，习近平就带着大家到各户去看，查看每家有多少粮食，并当众记录在册。从夜里10点一直忙到凌晨5点，实实在在地弄清楚了各家存粮情况。
谁家粮食少，就给谁家多分。大家谁都没话说。
这件事深深地烙在了石春阳的记忆里。接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他一直琢磨这件事。
他说：“这种雷厉风行的做法，让谁也没有机会投机取巧。一碗水端平，首先是个做人问题。人有私心，一碗水怎么端也端不平，群众也不会信任你。一碗水端平，还要有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要让大家都能接受才行。”
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石春阳在大队党支部书记岗位上经历了三起三落，唯一没变的就是他“一碗水端平”的处事原则。他始终记着习近平离别时的嘱咐：“多动脑筋”“一碗水端平”。
20世纪80年代,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石春阳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思索着如何实现平稳过渡。
他召集村干部一起讨论制定实施办法。他和村干部把村里的老年人叫到一块儿,了解当初合作化的时候各家各户为村集体入了多少股,先把股份给各家各户退还回去。接下来,他又和村干部把村里的大牲口、马槽、步犁等大件生产资料进行估价,根据每一个劳力、人口的分值进行对应分配,多出或者缺少部分,互相找补。
开了多少次会,算了多少天账,石春阳已经记不得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看到大家没有反对意见,石春阳终于松了口气:“看来一碗水算是端平了。”
虽然包产到户了,可总有涉及大家的事需要党支部来解决。
有一次，村里要修一条生产道路,从山顶到山腰一路修下去,到了谁家的地里,伤一点儿庄稼,占一点儿地界,都没意见。可到了山根处,却被一户人家挡住了,要赔偿款。
石春阳想，这是村里为了大家上山劳动方便而修的生产道路,又不是搞修建、钻油井,哪有赔偿这一说法。但是不继续修路对于前面已经做出牺牲的村民是不公平的。于是，经他苦口婆心地劝说,这户人家终于放弃赔偿要求,路修通了。
事后村民们说:“你要是给他家赔偿,那我们也要赔偿,看你怎么办!”
石春阳说:“按政策办,该赔偿就赔偿,不该赔偿都不赔偿，一碗水端平,这是我的原则。”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延安实行退耕还林,梁家河是延川县第一批一次性退耕还林试点村。为了执行退耕还林政策,石春阳动了不少脑筋。
走访村民时,他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好好的地,不让种庄稼,要种苜蓿,胡闹哩!”
“农民不种地,吃什么?喝什么?寻的饿死呀!”
石春阳明白,村民这样质疑是对政策不了解,是党支部工作做得不细。于是,他一边向村民宣传政策,一边动员村民退耕种草,并在自己的地里率先种上了苜蓿。
验收的日子临近了,村里有一户人家地里还长着向日葵。如果这家验收通不过,整村就通不过。“不能让一家影响了大家。”石春阳天天站在这户人家地里,硬是督促这家人把向日葵砍了,种上了苜蓿。
那一年,全村退耕1532亩,一次性退完。
当退耕还林补助粮款发到各家各户的时候,大家这才相信,原来农民不种地,真的能吃上饭。
石春阳对“一碗水端平”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过。他发现在物资短缺的年代,“一碗水端平”注重的是公平,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一碗水端平”最重要的是碗里要先有“水”。怎么让碗里有“水”呢?石春阳结合县上的发展规划,提出在梁家河发展苹果产业的设想。
2015年2月13日,习近平回梁家河看望乡亲们,听说山上有苹果园,就上山去看。
“种果树的成本投入高不高?”习近平问。
“不算很高,比如一亩地的果树,不算人工成本,只是打药和施肥,一千多块钱的成本就够了。果树五年后开始挂果,每年能收入几千元。到了盛果期,每年收入可以达到两万元以上。种粮食就差远了。”
看着山上的果园,听着石春阳的介绍,习近平笑了:看来随娃学会带领村民搞产业了。
这个碗里的“水”越来越多。2014年后,来梁家河旅游的人多了,梁家河瞄准商机,开始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2015年5月1日,梁家河成立了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石春阳专门请人为公司制定了章程,建立起完善的管理体系,并聘请了经理和专职财务人员,让公司独立运营。
村民成了这家公司的员工,60%以上的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时代还在发展,“一碗水端平”的故事还在续写。发展没有句号,“一碗水端平”的故事也没有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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