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有水井處,皆聽單田芳。
東坡先生有詩云: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淒涼。”
單田芳先生定然相信這是說他的。
1978年11月16日,在平反昭雪大會上,他顫抖地接過《平反書》,上書:
“‘單田芳案’屬於假案,現恢復公職、恢復名譽、迴歸曲藝團工作,補發十年工資。”
落款:“鞍山市委落實政策辦公室”,蓋章。
“啪、啪啪......”此刻,滴滴渾濁的淚珠已砸在血色的印章上,
先生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當著幾百人的面放聲大哭。
天地悠悠,人生奄忽,往事不堪回首,卻歷歷在目......
7歲那年,單田芳隨說評書的母親王香桂,彈三絃的父親單永魁,從黑龍江齊齊哈爾市搬遷至吉林省吉林市,
父母繼續在茶社說書,養活一家老小,怕單田芳在家淘氣,便把他帶在身邊,負責給說書的母親扇扇子。
單田芳只記得一場書兩個多小時下來,自己會累得手臂痠麻,而書卻一句也聽不進去。
到了上學的年齡,父母安排他在當地插班上學。
而第一天上學的經歷,單田芳則終生難忘。
那天清晨,他梳洗打扮一新,穿著漂亮的校服蹦蹦跳跳直奔學校而去。
而在路上,卻迎面碰到兩個日本學生,他們攔住單田芳,也不言語,只是上下打量。
突然,其中一人朝著他的肩膀就是一拳,單田芳一趔趄,還沒等站穩,另一人便衝上來,又在他的腿上狠狠踹了一腳。
單田芳又怕又痛,坐在地上淚流滿面,而兩個小鬼子卻得意地揚長而去。
單田芳回憶說:
“那是我第一次嚐到做亡國奴的滋味,至今想起來我還在恨那些東洋鬼子。”
由於是行走江湖的賣藝人,單家一直過著居無定所的日子,不斷在東北的大小城市間遷徙,
剛剛解放時,他家正落腳在瀋陽。
雖然當時飽經戰亂摧殘的東北仍百廢待興,但人心安定,每人臉上都像鼓著兩個紅蘋果。
單田芳母親的書也說得越來越有名氣,幾乎場場爆滿,一家人的生活蒸蒸日上。
然而,恰如老子所言:
“福兮,禍之所倚;禍兮,福之所伏。”
有一天,向來和睦的父母卻爆發了激烈的爭吵。
原來,由於說書過於勞累,隨著年齡的增長,有些體力不支的母親開始偷吸鴉片提神。
而鴉片這東西,終究會造就人鬼難辨的行屍走肉,父親豈能容忍。
爭吵後,母親奪門而出,跑到天津一個說相聲的朋友家暫住。
儘管後來父親找到並接回了母親,卻欠下了天津那個相聲演員的人情債。
誰能想到呢,為了還這個債,單家卻付出了難以承受的代價。
不久,相聲演員請求單田芳的父親幫自己一個叫王子明的朋友在瀋陽找份工作。
父親欣然應允,幫王子明在北市場支起了一個賣醬菜的攤兒。
至此,家庭風波告一段落,一切似乎也歸於平靜,
然而,單家人還不知道,滾滾烏雲正向他們襲來,然後雷電交加經年不散。
人生也許就像行駛的列車,不知何時,命運之神輕輕一撥道岔,便西東異途,兩世茫茫了。
母親、父親、二舅、三舅、姥爺先後被抓走的那年,單田芳只有16歲,
家裡最後只剩下他、奶奶和四個妹妹。
他還記得,父親留給他的最後一句話是說:
“我去接你媽,你先把飯熱上,我們一會兒就回來。”
哪知,這“一會兒”竟是整整六年!
原來,那個王子明用的是假名,真名叫佟榮功,曾是國民黨的少校處長,
解放後潛伏下來,是名副其實的特務,而單家當然不知其底細,本是好心還人情、幫朋友,結果涉嫌“窩藏反革命罪”。
當然,那年代沒有“涉嫌”這個詞兒,整個過程像極了喬治·奧威爾的驚天之作《1984》。
四個月後雖然母親和姥爺被釋放,但父親最終被判六年有期徒刑,兩個舅舅也被判了刑。
有道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
高考前,單田芳的母親突然和服刑的父親離婚了,帶著兩個小妹妹去了齊齊哈爾,
每月給他、大妹、二妹和奶奶寄60元生活費,這錢也僅可勉強維持他們的生活。
本來溫馨和睦的大家庭,轉眼間家破業毀,人去樓空,好不淒涼。
儘管遭遇瞭如此多的家庭不幸與變故,單田芳還是咬著牙備考,考取了東北工業大學。
可偏偏天不遂人願,大一剛開學,他就犯了嚴重的痔瘡,不得不手術治療。
單田芳在床上躺了兩個多月,但仍然疼得連腰也直不起來,課業不知落下了多少。
然念念無常間,總有熨帖到心的東西。
一天,他父親的把兄弟李慶海先生來看他,見他家家徒四壁,冷落凋零,不由鼻頭酸澀,嘆道:
“傳忠啊!你還記得嗎?我說過,如果你願意學書,我願收你為徒,把我身上的本事都傳給你。”
說實話,雖從小在書場耳濡目染,甚至能對很多書倒背如流,但單田芳並不喜歡說書。
而眼前的生活窘境卻容不得他猶豫,大學畢業還要五年,畢業後做個工程師工資也十分微薄,怎能養起全家老小。
病癒後,單田芳步入李慶海先生家,撲通一聲跪下,給先生磕了幾個響頭,再抬頭,已是涕淚縱橫:
“師父在上,受弟子一拜。”
李慶海又驚又喜,一拍大腿,激動地說:
“你小子準是個說書的料,只要肯用功,前途不可限量。”
因為屬“田”字輩兒,從此他改“單傳忠”為“單田芳”,一代評書泰斗橫空出世。
1955年,單田芳正式落戶到鞍山市曲藝團,在那裡又深得評書大師趙玉峰和楊田榮的真傳,
評書技藝漸入佳境,不久就在鞍山市說得小有名氣了。
到了1962年,雖然他已成了曲藝團的臺柱子,但論資排輩下來,工資卻僅有區區84元,一家老小的生活仍然緊緊巴巴。
這時,他與妻子王全桂商量後,決定出走內蒙古,兩口子跑到海拉爾走穴,
這下,雖然錢掙得多了,但也得罪了鞍山曲藝團的一眾領導。
隨著大女兒漸漸到了上學的年紀,考慮到戶口問題,單田芳夫婦最終還是決定回到鞍山市曲藝團。
可這一回,竟落入了萬丈深淵,險些要了他的命。
1966年,那個讓中國人的人性盡顯無遺的“文化大革命”上演了。
單田芳隱隱覺得,遲早災禍要落在自己頭上。
果不出所料,有一天團裡召開大會,他剛一進會場,就看到主席臺上醒目的大標語:
“揪出反革命黑幫頭子單田芳!”
還沒等他反應過來,就被曾經相處融洽的師兄師妹們押到臺上,然後是揭發他的罪證,
比如,針對“大鍊鋼鐵運動”,有人揭發他曾說“要都懂得怎麼鍊鋼鐵早就成鍊鋼工人了,還說什麼書?”
有人還揭發他對組織上“禁說傳統書,只說新書”的質疑,“連四大名著都不讓說了,簡直是荒唐至極。”
諸如此類,“罪大惡極”!
單田芳心說,這些話確實沒栽贓,都是他說過的,但這和反革命有啥關係呢?
這些疑問始終沒解開,但對他的“批”,卻一步步加重到“鬥”。
有一天,用他自己的話說:
“也不知是哪位英雄,飛起一腳,踢到我臉上。”
頓時鼻子和嘴裡血流如注,他覺得牙膛裡麻麻的,用手一摸,原來兩顆門牙被踢掉了,貼在牙膛上,還掛著點肉絲。
“嘿!才33歲,就成沒牙佬了......”
從此牙痛一直困擾著單田芳,一顆顆地掉,直到他五十多歲時徹底換上了一副假牙套,
當後來的人們在電視上看到單田芳先生一口潔白整齊的“牙齒”,哪知這背後的血淚呢?
不僅如此,他的一隻耳朵也被人用皮帶的銅頭砸中,導致失聰,經常流膿,經久不愈,直到十幾年後,才慢慢治好。
如果說,身體的傷痛會隨著捱打頻率的增加而產生某些抗體的話,
那麼,人性的猙獰與殘忍卻深深困擾著單田芳。
有一次,綁他的繩子實在太緊了,掛在他脖子上的“反革命單田芳”的牌子又著實沉重,墜著鐵絲往肉裡割。
單田芳實在受不了了,低聲對身邊的小師妹哀求到:
“你能不能請師弟給我松下......”
沒想到,小師妹卻扯起嗓子大喊:“單田芳剛說了,繩子捆得太緊,讓給他鬆鬆。”
“好呀!”師弟癲狂地大笑起來,走到單田芳身後,叫囂道:“來!讓我給你鬆鬆!”
“啊呀!”單田芳一聲慘叫,感覺自己的胳膊要碎了,幾乎昏厥過去。
從此以後,他暗暗發誓:
“今後再不做這麼沒骨氣的事,打死也不會再哀求他們。”
1987年,單田芳因病去醫院拍片,醫生說:
“你的頸椎和脊椎有兩處劈裂性骨折。”
1970年,單田芳一家四口(他、妻子、一雙兒女)被下放到農村的杜大蓮泡大隊勞動。
“帽子”還是那個莫名其妙的“反革命”,儘管沒讓他簽字,更沒有在大會上宣佈。
在杜大雖然勞動艱辛,但至少不用挨批鬥,單田芳很知足。
然而,到了1974年,大隊的幹部換了,新幹部又開始整單田芳。
所謂“全村的屎尿都你包了”。
清晨,他就像故宮內務府的太監,挨家挨戶去接各家昨夜的屎尿,集到堆糞池裡,
唯一的區別是內務府有一群人幹,杜大大隊只有他一個人幹。
當然,村口的公廁也歸他打掃,不僅要把糞坑掏乾淨,還要刷乾淨,
就這麼說吧,你若問單田芳先生,人糞是啥味兒的,他會毫不猶豫得回答你:
“鹹味兒的。”
那個時候,單田芳已開始利用空餘時間寫申訴材料了,然而妻子歷盡艱辛幫他遞上去的材料,卻被原封不動的轉回到大隊幹部們手裡。
於是,幹部們大怒,說他是“右傾翻案風”中的典型,第二天要在十個鄉連續遊街批鬥他。
單田芳心知肚明,這次批鬥對他來說簡直是九死一生。
每個人都有忍耐的極限,單田芳的極限很深,但還是到了。
他橫下一條心,淚別妻子兒女,從此亡命天涯,而這一跑又是整整四年。
怕被抓到,他不敢投親,先跑到瀋陽的一位老先生家,此人曾受過他父親的恩惠。
在那裡,他和老人學會了製作水泡花(一種蠟紙做的花,和用蠟做的金魚,放在水杯裡的裝飾品)的手藝,
後來靠這門手藝遊走於白山黑水之間,被人欺負了,不敢報警,看到警察和民兵就往牆角躲,
好似一條瘦狗,弓著腰,夾著尾巴,血紅的眼睛無望地瞅著這個詭譎的世界。
但他心裡始終有一個信念,就是“自己無論如何不能死,一定要看看那些迫害他的人到底是什麼下場”。
時間終於走到了1978年,“四人幫”被打倒,一切撥亂反正。
當單田芳先生捧著那一紙《平反書》,曾經的恐懼與期待、迷惘與追求、絕望與掙扎一齊湧上心頭,
請讓那痛徹心扉的號啕大哭撥開先生心頭的重重陰霾,透出溫煦而明媚的春光吧!
在後來的30年裡,單田芳先生播講了包括《隋唐演義》、《三俠五義》、《大明英烈》、《白眉大俠》、《說岳後傳》、《童林傳》、《努爾哈赤》等幾十部評書,
無數70後、80後、甚至90後都是聽著先生的書長大,深蒙先生教誨。
早年說先生的書好,覺得是因為技巧的爐火純青,對人物把握的絲絲入扣。
後來漸漸明白,如果先生沒有在人生的道路上櫛風沐雨的奔波過,沒有經歷常人難以承受的坎坷磨難,
怎能與千百年前的古人議論風發,交杯歡飲,以至通感其境遇,闡發其胸襟呢?
2018年9月11日,單田芳先生因心臟衰竭與世長辭,終年84歲。
只想用作家餘華的那句話贈予先生:
“死亡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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