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著名評書藝術家單田芳在中日友好醫院去世，享年84歲。
他的語言魅力打通了地域、文化、年齡的界限，他的聲音，是幾代人對江湖最早的記憶。他曾經講了那麼多的故事，然而今天卻再也沒有“下回分解”。一代評書大師，與我們這世間就此別過。
單田芳說了一輩子評書，據說全國每天曾有1.2億人，守在收音機和電視機前聽他說書。人們熟悉他那略帶沙啞的嗓音：“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這句話迴響了幾十年。我們的記者曾於2010年12月22日的午後，採訪了單田芳，請他講講自己的故事。
謹以此文追憶單田芳先生——
小時候覺得說書和要飯差不多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
我家是世家，從爺爺輩到父輩，都是搞曲藝的，從小我就受這個氛圍的薰陶。舊社會藝人沒有地位，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下九流”這話外面人說得不多，淨是咱們藝人自個兒這麼說，確實心酸。江湖藝人命薄，說書也好，唱戲也好，無非都是沒錢，糊不住口，得讓孩子打小學個本事，或者撒出去拜師，跟著戲班子到處跑，不用吃家裡的口糧。
我生在天津，外祖父王福義是最早闖關東的那批民間藝人，我母親唱大鼓，父親是弦師，小時候我就在後臺扒拉著看——那會兒藝人們演出都不賣票，說完一段書，拿個小笸籮，下去給人斂錢。一段書三分錢，“捧場了捧場了”，就這麼喊。人家愛給就給，不給錢也沒轍。當時我心裡感覺著，這跟要飯也沒啥區別啊，我可不願幹這個。
解放後我也大點兒了，想的是念書考學。1953年高中畢業，東北工學院和瀋陽醫學院都給我寄了錄取通知書。我想當醫生，穿個白大褂，戴個聽診器，往屋裡一坐，多紳士啊，起碼不受風吹日曬。
可是趕上得場病動手術，耽誤了小半年時間。再去學校裡上課，老師講什麼我都聽不懂。人家學校不等你，功課壓力特別大，我又心生厭煩，這就不想念書了，然後家裡就給我找個老婆，也是說書的。這樣家裡人就成了只有我一個不說書，老婆就說，咱倆要幹同一行，以後也好相互照應。當時我父親的朋友，後來成了我的師傅，叫李慶海，他跟我念叨，說你母親現在說書，一個月能有五百塊錢收入。這是什麼概念呢？當時雞蛋三分錢一個，豬肉一斤五毛四，大米一斤一毛八。一般工人一個月工資六七十塊錢，高級工程師才到一百多塊。家裡人就這麼你說來我說去的，都勸我，還是學評書吧。
單田芳年輕時的照片
頭一次上臺分到五塊四毛錢
我本來是有強烈的牴觸情緒，幹什麼髒活累活我也不幹這個。後來看見，解放了到底不一樣，不用拿笸籮斂錢，都改賣票了。說書的也成了文藝工作者，不像以前叫戲子。藝人受了尊重，梅蘭芳在舊社會得的博士，解放後大家還是叫他“梅博士”。可見不管什麼時代，你是光鮮體面還是窮困潦倒，歸根到底是看你有沒有真本事，有本事就受重視。
吃大苦受大罪遭冷落，這都是常事。都知道我老家天津是曲藝之鄉，天津人可厲害，愛起鬨。俗話說“京油子衛嘴子”，這話不虛，北京人還給點面子，天津人是你一登臺，下面就有人帶頭喊：“下去吧！”一堆人跟著喊，臺上的你這還怎麼說？
這種場面，我看別人演出時有不少，自己倒沒遇上過。20歲我登臺，也緊張，稀裡糊塗就說了倆小時，一看臺下反應還不錯，沒轟我，這就有了底。其實說了些什麼，我自己都沒印象。到家很高興，數數錢吧，說這一場下來，大夥兒分成，我分到五塊四毛錢。我心想這不錯，說書還真能掙錢，照這樣一個月下來怎麼也該有二百塊錢吧，足夠了。
到今年我從藝55週年，基本上一帆風順。所以我跟徒弟說，畢竟我從小跟父母在茶社裡摔打過來的，有時候臺下兩三個人聽，還得照說不誤，完了連溫飽都解決不了。這些經驗都是動力，因為我肚子裡有貨，沒名氣，好，我想法出名；聽眾不叫好，我想法讓他們叫好。沒這個精神，你出不來。
解放軍圍長春，撿回一條命
我在東北呆了幾十年，東北人本身粗獷，頭腦活躍，有句話講“江北的鬍子不開面兒”，知道什麼意思嗎？“鬍子”就是土匪，舊社會太多了，以搶劫為生。你路上遇見鬍子了，說是三爺介紹你來的，或者我是誰誰的門下，三老四少給個面兒，該讓路的讓路，該關照的關照。這都是在西南一帶，東北不行。東北的鬍子不給面子，管你是三爺還是四爺介紹來的，照樣截住打一頓。所以亂世求生，就是門學問。我那時候都是靠父母，父母領著走江湖，自己不能獨立。每個行當都有行話，也叫“切口”，學會切口那是行走江湖人的基本功。比如我姓單，跟同行就說我的姓是“風量彎兒”。對方說哦，那我姓“抄手彎兒”，我就知道他姓李。這樣我倆說話，外人聽不明白。旁邊要有外人怎麼辦呢？提個醒，說“念團”，就是這有外人，咱別說了。遠遠瞅見警察來了，“冷子來了”，好，收拾東西趕緊走，小心捱揍。
1948年很兇險，解放軍包圍長春，據說國民黨守軍有13萬人，連老百姓80多萬人困在城裡，沒水沒電，彈盡糧絕。我們家算比較富裕一點，先買下糧食，大缸小壇的都裝滿埋起來，當時估計這點糧食能維持幾個月不斷頓。可幾個月後呢？誰知道這仗要打多久？最後就是一家人冒險逃出城去，往解放區跑。我現在總結，都是“命不該死”。機遇也是一樣道理，人家說我怎麼動不動就宿命論出來了，我說我不迷信，可人得承認機遇這回事，機遇就是命運。跟我同輩同齡說書的十幾個人，就我是所謂的脫穎而出，別人都早早改行幹別的去了。反倒是我這本來不想說評書的，一直說到如今，你說不是命運？
解放前單田芳的師母李春琴（左 1）、師傅李慶海（左 2）、父親單永奎（右 2）、母親王香桂（右 1）
剛解放那會兒，我靠說書有了經濟收入，也有了社會地位，打心眼裡高興。走合作化道路，成立人民公社，我在遼寧鞍山定居下來，說書也算小有名氣，不覺得這行當低賤了。這輩子兩次新生，全國解放算頭一回。
要說第二次新生，得先說我這輩子吃過最大的苦，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說，這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前所未有的，不管什麼人都要在革命舞臺上表演。後來我才知道，這比打仗厲害多了。打仗時候倖存者還是挺多啊，飛機扔炸彈，哪兒就那麼巧就扔你頭上？可要論危險係數，這個“文化大革命”是無一倖免，誰都跑不了。
禍從口出
“文革”開始的時候，我剛三十出頭，按說年輕人難免有犯錯誤的時候，尤其我這說書的，往往禍從口出。但現在咱們要更正，我不認為我的言論有什麼錯誤，只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就成了反黨言論。
舉個例子，當年全民大鍊鋼鐵，說書的不說了，唱戲的不唱了，都得參加勞動。可咱又沒學過冶煉知識，怎麼煉啊？我說這就是起鬨，是浮誇。大隊院子裡堆個高爐，也就比房子高一點，哪兒弄鐵去？各家各戶蒐集捐獻，鍋碗瓢盆凡是鐵的都捐出來，扔到高爐里拉開風閘就煉。晝夜不停，不讓人回家，孩子放到託兒所都沒人管。就這麼煉個三天五天，爐門一開，都是鐵渣子，成品都煉成了廢品。好，單位領導一句話：我們這幾天大幹，又煉出幾百斤鋼鐵，給國家作出了貢獻，拿紅紙寫上數目，大夥兒敲鑼打鼓，到區裡、市裡報捷去。
各單位皆是如此，這算什麼現象？共產黨講究實事求是，這可好，整個兒顛倒了，胡說八道嘛。老百姓當然有意見，可誰要敢說這麼幹不對，準有人彙報上去，給你上綱上線，就有“進去”的危險。
這道理都是後來明白的。當時我年輕，愛發牢騷，平時就有人給記下了。1964年，文化部秉承毛主席指示，說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統治舞臺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從今往後工農兵要佔領舞臺，要說新唱新，破除“四舊”。四大名著都不能說了，只能說新書，最流行的是《林海雪原》、《鐵道游擊隊》、《苦菜花》這些。我們說書人學的都是傳統書，誰也沒說過新書，這東西太費勁了，很頭疼。書裡寫到的解放軍和幹部，他們就跟臺下坐著呢，這怎麼說？張口結舌，老百姓也聽不進去，覺得你說得沒意思。
要說這是上頭的政策，咱們開國家的工資，不聽也得聽，照辦就是了。可基層領導還要大家討論，討論的原則是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秋後算賬，許諾這些個，讓你暢所欲言。實質上這是勾你說真話。那時候我老伴還活著，回家就跟我說，到時候開會，別說啊，千萬別發言。我點頭答應。開了三天會，我一聲不吭，看旁邊很多人也都明白這道理，都不說話。領導就點名：小單，你說說看，現在讓說新書，這個政策怎麼樣？
不說不行啊，我就說起來，一說就控制不住了。我說主席老人家號召咱們說新唱新，這是對的，咱們不能淨誇讚封建時代的英雄豪傑，現代的英雄也得說啊，這點我非常贊同。領導說好，你繼續講。我說但這麼“一刀切”，我有意見。我認為沒有過去就沒有現在，中國上下五千年歷史積累下來，不是平地就冒出個新中國。就拿四大名著來說，中國老百姓家喻戶曉，我聽說國外都有翻版，幾十個國家都視為財富，咱們就不讓說了，這有點過分。
噼裡啪啦說完，壞了，後來給我定成“現行反革命”，全家遣送鞍山遠郊農村，勞動改造。
1982年單田芳在唐山演出現場
四年漂泊，感覺自己像特務
從小生長在城市，我是苗草不分，到農村什麼活兒都不會幹。而且我下放那地方，在東北地區是窮中之窮，幹一年掙不了三百塊錢。光口糧錢就得兩百四十塊，一年口糧三百六十斤，是毛糧，磨下來就二百多斤成品糧，哪夠吃？農村老百姓本地人還有個親戚能照應，咱是外來戶，戴著“帽子”下來的，人生地不熟，可想而知是什麼處境。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再回城裡，滿腹委屈無處申訴。為了餬口，家裡所有的東西變賣一空，堅持了四年，到後來就根本吃不上飯了。我心想這樣下去，非死在這兒不可。與其等死，不如鋌而走險。我就跑了。
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當時吃飯要糧票，住宿要介紹信，到處都有民兵，天羅地網，你能跑到哪裡去？可我愣是從農村跑出來了，就在外頭漂盪，哈爾濱、長春、瀋陽，好多地方。當時的心情，感覺自己就跟臺灣來的特務一樣，隨時防範人家抓捕。為了維持生活，我跟別人學了製作一種手工藝品，叫“水泡花”，拿個罐頭瓶泡著幾朵小花，叫我女兒到百貨商場門口去賣。人家一看，那花兒五顏六色的挺好看，就都來買。除掉工本，一瓶能掙幾分錢。積少成多，攢到幾塊了，就能買糧吃。苞米麵一斤三塊錢，那也得買，也得活著。
四年多在外邊漂流，做夢也沒想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聽說這消息的時候，我還在外邊漂著呢，是有朋友告訴我，你那些事兒可以解決了，有說理的地方了。我心想“平反昭雪”這詞，古書裡邊有，現如今不可能。朋友說不騙你，黨中央給做主了。
我這才敢回家去，找到有關單位。這是1978年3月，事情還是難辦，因為當年整我那些人還在，他們可不會承認錯誤，就互相推諉。我告到市裡，市裡有落實政策辦公室，派了專案組下來解決，不光我一個人的事兒，是好多人的問題。過了半年，最後查清楚，我確實冤枉，應該徹底平反。
於是我恢復名譽，恢復公職，遷回城市，還拿到了國家賠償我的十年工資——共計八千多塊錢。
1981年單田芳（左）在鞍山電臺錄音室錄音
那年，我44歲，重返舞臺。錄廣播電視節目，我出大名了！說書這行當，到改革開放以後，又是新局面。書還叫評書，說法不一樣了。我的理解，在茶社裡說書，面對觀眾，有隨意性，隨便動彈動彈，說點車軲轆話，說完一段抽根菸都沒關係。電臺不行，電臺對的是全國觀眾，要求簡潔明快。上電視說書更不一樣，要求更嚴格。
開始不適應，錄音的時候，面對麥克，空無一人，說成什麼樣也看不著觀眾反應，怎麼整呢？我想了一個辦法：錄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錄音員，還有倆監聽的，還有個主任，錄書的時候他們天天在外頭坐著，我透過玻璃看得清清楚楚。我一想，就拿他們當觀眾，他們也是人，我在裡邊說，看外邊他們的表情。我一抖包袱，他們張嘴一樂，我心想這包袱抖響了。要是看見他們在外頭嘮嗑或是打盹，那說明這段書說得鬆懈，沒把他們吸引住，我就得注意了。到後來就越說越熟，哪到哪怎麼說，一點不錯。如今，全國四百多家電臺，都有“單田芳書場”，每天超過一億聽眾。我要是不說書了，真不知道幹什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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