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8日《北京晚報》刊登文章，澄清北京新高考仍然是以分數決定考生去向，主觀評判標準只針對極少數學生。這可能是這幾年高考改革中最耐人尋味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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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在浙江、上海等地試行後，考生、家長、學校、社會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輿論揣測教育部的改革方向是降低高考難度，疑似“減負”。
除了統考的語文、數學、英語兼顧文理外，剩下的“6選3模式”（物理、化學、生物、政治、歷史、地理6門科目中任選3門）可以完全不顧文理分科，選擇自己最得心應手的科目參加考試，而且這3門還是地方（省、自治區、直轄市）出題。
北京新高考照單全收，還強調英語可以考兩次，取分數高的一次計入總分。
相比以往的高考，教育部主導的新高考似乎賦予學生更多選擇權。但根據浙、滬學生的體驗，考試頻次提高，負擔沒有減輕，反而有加重的傾向。
既然不是“減負”，新高考改革又是為了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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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高考模式將在北京實施，意味著全國高考將進入“新常態”，也就是說，新一輪的高考改革形式將塵埃落定。
“北京模式”非同小可，而其中引發爭議的“綜合素質評價”讓我們看到政策出臺前後的博弈、妥協和欲言又止。
綜合素質評價包含五個方面的內容：思想品德、學業成就、身心健康、藝術素養和社會實踐。
北京市教委在解讀上述主觀評估標準時一再闢謠，強調不是普遍適用。目的是，探索從“選分”到“選人”的一個小規模的試點項目。
這種“試點”已經顯得越來越微弱了。
2014年開始，以奧數、文藝、體育為代表的高考加分項逐步取消；
2015年5月發生的江蘇、湖北“減招事件”中，教育主管部門再次強調招生指標向西部落後地區傾斜……
這些標誌性事件的背後，教育公平已經成為統領高考改革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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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北京市教委拋出的“綜合素質評價”多半是給國內大學高招辦看的，看似殘存的“自主招生”的政策尺度。
在民國時期，大學“自主招生”曾有過先例。
那時沒有全國統一高考，大學各自出題，學生只能到處參加不同學校的考試。被錄取的人數非常有限，加上學費昂貴，大學基本上是貴族學校，一般的社會階層只能望洋興嘆。
新中國成立後，直到2003年，教育部才批准全國90所高等院校“自主招生”。即便如此，大學得到的“自主權”非常有限，還是要服從高考成績的指揮棒。
2014年《教育部關於進一步完善和規範高校自主招生試點工作的意見》出臺後，“自主權”進一步收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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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新高考的基調已經確定，教育公平仍然是重中之重，同時也呼應2020年全面消除貧困的國家整體戰略。
教育部並沒有放開高校招生自主權，國內大學仍然不能自行出題考核。
主觀評估標準只不過是“例行公事”，形式上與“自主招生”相銜接。
以“北京模式”為代表的新高考其實沒有脫離2014年出臺的一系列以教育公平為導向的“回調”政策。
國際教育知名專家，尚德在線教育海外合作高級總監，資深自媒體人，著有《留學的邏輯》《到英國去》《歐洲情調之旅》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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