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拍秒退、截屏存證、索償不成、舉報投訴……職業索償人的諸多違背社會誠信、突破法律底線的行為正在引起政府和社會的關注。9月10日，在中國工商報社舉辦的“職業索償行為研討會”上，來自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市場監管執法人員、法律專家和企業代表普遍認為，職業索償對於打擊製售假冒偽劣商品、加強維權執法監管、推進消費維權社會共治難以發揮正面作用，反而對正常的營商環境構成較大威脅，應當依法予以規制。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執法稽查局副巡視員馬雪冰指出，“這一現象已經到了立題建規的時候。”
炮製超10萬個投訴
近年來，職業索償人的惡意投訴敲詐行為，頻頻在各地上演。他們不針對假冒偽劣問題，而是尋找宣傳瑕疵、甚至編造問題，以維權為名、舉著社會正義的大旗，行敲詐勒索之實，造成行政資源空轉、複議訴訟成倍增加的惡果，導致營商環境惡化、商家不堪其擾。
據某平臺所在地主管部門統計，數百個惡意投訴敲詐團伙僅在2017年就製造了超過10萬個投訴舉報，炮製了成千上萬個行政複議與訴訟。惡意敲詐投訴團伙用足投訴舉報、行政複議、行政訴訟、紀檢監察、申請政府信息公開等“政策套餐”，公共資源被少數團伙恣意揮霍。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消保科科長蘇傳海在發佈會上透露，今年從1月至9月，在海淀分局所有收到的8萬件投訴舉報中，共有1萬件高度疑似職業索償的投訴舉報。
蘇傳海介紹說，在投訴人較為集中的6266件投訴中，共涉及投訴人1490名，投訴最多的吳某某共投訴206件；共涉及企業1936戶，其中被投訴最多的一家企業，被騷擾了107次。
“這是一家賣耳塞的公司，被投訴的原因，是其商品描述中使用了‘超強抗噪音’的表述，被投訴使用極限詞違法。”蘇傳海說，在上述6266件投訴中，只有5件是關於產品包裝的三無問題，其餘全是針對商品宣傳問題，90%以上都是針對極限詞用語。
多地警方重拳打擊
產品包裝瑕疵和宣傳用語不規範這兩個問題，儼然成為當下職業索償人惡意投訴敲詐最喜歡利用的工具。而這樣的不法行為，正在成為警方重點打擊的目標。
今年3月，深圳市場稽査局與市公安局羅湖分局聯合執法，一舉搗毀以李某等6人為主的“職業索償人”黑惡團伙。該團伙主要集中在產品標識、說明等微小瑕疵方面，以打假之名對商家進行敲詐勒索。目前，李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敲詐勒索罪，已被檢察機關提起公訴。
今年7月，在阿里安全的技術協助下，浙江嘉興市公安局南湖分局打掉了一個專門在網上利用極限詞惡意投訴對商家進行敲詐勒索的犯罪團伙。犯罪嫌疑人吳某等三人利用商家怕麻煩的心理，在網購商品頁面上找茬、利用PS偽造的工商投訴材料威脅商家涉嫌“違法”、以撤訴為條件向商家索要錢財。
該團伙今年以來累計投訴9000餘次、涉及商家近9000家，目前已經查明的涉案金額超過6萬元，警方仍在進一步核實相關涉案情況。據警方透露，本案系全國首次對網上利用極限詞惡意投訴進行敲詐勒索的犯罪嫌疑人進行批捕。
限制適用懲罰性賠償
在馬雪冰看來，針對職業索償問題進行一次系統性的梳理和討論，十分有必要，這一現象已經到了立題建規的時候。
“我們需要在總結職業索償行為特性和問題的基礎上，形成一套應對職業索償問題的標準和程序，建立更加完善的規則和模式，這對於執法部門、企業等各方都有益處，能讓問題的解決更趨於合理化。”馬雪冰說。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網監司消費環境建設處處長李希盛認為，惡意投訴敲詐問題，歸根到底是公共治理視角下的利益平衡和價值取向問題，應當通過完善懲罰性賠償制度來探索這一問題的合理化應對。
“懲罰性賠償的適用範圍應當有所調整，對於產品包裝和宣傳用語中存在瑕疵的惡意投訴，應當限制甚至排除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李希盛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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