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雜誌日前發佈了2018年全球最偉大50位領袖名單，騰訊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作為唯一的中國商界領袖入選，位居第十九名。
所謂“全球最偉大50位領袖”榜單其實是一個綜合榜單，評選的人物涵蓋政界、商界、藝術界、體育界、學術界。為什麼要評這個榜單？《財富》說，因為這是一個缺乏領袖的時代，評選全球領袖是為了讓人們知道有這些傑出人物存在，並激勵他們成為追隨者，讓世界變得更好。那麼領袖的標準是什麼？《財富》說，沒有硬指標，只有一個抽象標準：“改變世界，並鼓勵他人做同樣的事情”。
這就比較玄了。雖然定義本身沒錯，但如果缺乏固定的標準或者顯性的參照，就會顯得大而化之，從而變得有點雞肋——相比較來說，《時代》週刊2004年開始評選的《全球最有影響力100人》榜單就更有針對性，畢竟影響力這個抽象指標是可以分拆為一個個具體標準的。事實上，《時代》週刊的榜單比《財富》的榜單總體影響力確實更大。
過去5年裡，《財富》50人榜單中，中國每年平均有兩三個上榜，商界比例較高。分別是，2014年的馬雲、張瑞敏，2015年的雷軍、劉強東，2016年的馬化騰，2017年的馬雲、張瑞敏，以及2018年的馬化騰。除了雷軍、劉強東各出現一次之外，馬雲、張瑞敏、馬化騰三人各有兩次。
《財富》對張瑞敏的鐘愛讓人有點看不懂，張瑞敏當然是毫無疑問的中國老一代商界領袖，但過去五年海爾的業績並不突出，而張瑞敏本人在業內和坊間的實際影響力最近幾年恐怕還比不上格力的董大姐。至於馬雲、馬化騰，似乎有點輪流坐莊、雨露均霑的意思，而且有馬雲的年份就沒有馬化騰，有馬化騰的年份就沒有馬雲，有點兒刻意為之。
此外，《財富》在評選時給出的理由也經常有些無厘頭。比如今年的馬化騰，他的獲獎詞是：“馬化騰是中國首富，淨身價400億美元。騰訊的市值接近五千億美元。騰訊微信的用戶數量最近突破了10億，就像是一條條的絲線，編織出數字化中國的藍圖。微信對今天中國人的交流至關重要，因此許多人認為它對智能手機的重要性將會超過操作系統，使騰訊可以佔據強大的商業和技術優勢，儘管騰訊本身並不生產手機。”“馬化騰的影響力已經開始從中國逐漸延伸到全世界。騰訊一直在加大對外投資，在Snapchat的所有者Snap 、特斯拉和多家初創公司投資了數十億美元。而在痴迷智能手機的國內市場，微信支付正在與阿里巴巴爭奪支付領域的支配地位。”
以上兩段理由，沒有什麼新鮮論據。微信的影響力、騰訊的市值也不是這一兩年的事情，那為啥去年不頒給馬化騰？實際上，騰訊這兩年有點像庫克時代的蘋果，盤子的確越做越大，但技術和產品上並沒有產生讓人印象深刻的東西，主要是在吃遊戲紅利和社交霸主的老本。但實際上，中國社交媒體和內容平臺最近兩年的引領者、革命者其實是今日頭條、抖音或者快手。《王者榮耀》或許算是成功，但在改變世界的維度上，恐怕不包括遊戲，更無法與SpaceX這種探索人類高邊疆的先驅式舉動相提並論。2017年的騰訊在主營業務上甚至是有點焦慮的。
《財富》頒給騰訊更像是頒給體量最大的那個，而不是最有創造性、革命性的那個，不太符合“改變世界”的標準。此外，頒獎詞也沒有圍繞“鼓勵他人做同樣的事情”進行論述。馬化騰如何鼓勵了更多人，頒獎詞應該有所體現才對，不然，能讓他在今年上榜單的唯一新鮮理由可能只是因為他去年當上中國首富而已，談不上“激勵更多人跟隨他去改變世界”。
按理說，《財富》是世界頂級商業雜誌，不至於如此虛浮。我同時查看了《財富》榜單中最近五年的美國企業家，無論是人物還是評語，感覺總體比較客觀，但他們對中國卻似乎缺少了解的耐心，對中國語境下的商界領袖理解也比較淺。
什麼樣的人是公認的商界領袖？在西方語境下，像比爾蓋茨、喬布斯、馬斯克這樣的創造者、探索者叫做領袖，但在中國語境下，領袖的含義要相對多義一些，既要有西方式的企業家精神，通常還要有某些中國式的特點。
比如說，柳傳志是中國第一代企業家公認的“大哥”，固然跟他在聯想的成就有關，但達到類似聯想成就的也不少，為什麼偏偏是柳傳志？恐怕更多是因為他能夠團結剛剛從矇昧時代走出的中國企業家群體，將企業家凝聚成一股力量，想方設法拓展中國企業家的發展空間。再比如，王石是中國90年代至20世紀初公認的所謂企業教父，除了跟萬科的成就有關，跟他倡導並身體力行現代商業價值觀以及在諸多社會公共事件的行為表現有很大關係。
簡單說，第一代中國商界領袖，如柳傳志、王石，他們的地位不是自己封的，跟他們擁有多少財富也沒有多少關係（實際上柳傳志王石個人都沒有太多財富）。他們是改革開放初期的弄潮兒，敢於大破大立，破是突破舊體制束縛，立是構建中國最早的現代化、國際化企業管理制度，推動中國市場化改革。在這種大破大立中，逐漸建立起來威望和人望，成為所謂“領袖”。
中國企業家群體目前公認的執牛耳者按出現時間大致分為三批，第一是 84派，包括柳傳志、張瑞敏、王石、任正非等第一代企業家，所謂84是指這批人是受1984年鄧小平第一次南巡影響而出現的；第二是92派，包括陳東昇、潘石屹、馮侖、王功權，所謂92是指這群人是1992年鄧小平第二次南巡之後集中湧現的；第三批是99派，是指1999年前後受信息革命浪潮影響在中國創業的互聯網科技企業家，包括馬雲、馬化騰、李彥宏、張朝陽。很多人認為現在已經出現了第四批，即是包括王興、劉強東、程維在內的新一代。不管怎樣，按時間順序，後面批次的企業家相比前面是更幸運的，因為中國的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創業的環境越來越好，社會的觀念也越來越接近現代商業文明，他們可以相對心無旁駑地實現西方式的企業家精神——專注於創新和探索。
但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今天的中國仍然是轉型中國，改革仍然在進行中，中國經濟仍然處在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中國科技和中國製造仍然會時不時遭遇一些尷尬——過去一週的中興危機給了中國人大大的教訓。我們當然沒法苛求今天的企業家跟早期企業家一樣帶有濃重的家國情懷，但是今天的中國企業家，悶聲發大財的多，社會擔當的少，敢於表達對行業的看法都不多，何況敢於對行業批評甚至在更宏大的經濟社會議題發聲，能身體力行參與公共事務的人，就更少了。
在這個意義上，《財富》的這個榜單評選頗有點自以為是，或者過於西方視角。他們對中國語境下的商界領袖缺乏瞭解和挖掘的興趣。比如，華為的任正非似乎一直被有意忽略，這跟西方對華為的疑慮恐怕不無關係。如果張瑞敏能上五年上榜兩次，任正非是沒有道理不上的。
小馬哥的二次當選也顯得敷衍。如果按照創造力、探索精神的西方標準，過去一年裡，騰訊並沒有拿出新的讓人印象深刻的東西。如果按照社會擔當的中國標準，小馬哥則素來以低調著稱，在公共事務和社會議題上缺乏表現，除了主持一些飯局之外，他對柳傳志、王石式的社會活動缺乏興趣。
中國當下其實不缺乏財富大佬，缺的是兼具創造力和擔當意識的商界領袖。中國企業家群體中或許也不乏這樣的人，但在媒體視野中缺乏呈現，媒體的眼光似乎更集中於財富崇拜，對深入的挖掘觀察缺乏興趣。《財富》這種級別的雜誌，也犯類似毛病，有點說不過去。
閱讀更多 土老師財經觀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