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趙建的時候，他正準備結束週末休息提前回鄉鎮工作，“把該走訪的貧困戶走訪了”。最近一次鄉鎮換屆中，他從鎮黨政辦主任提拔為黨委副書記，成為該鎮唯一的80後領導幹部。他家在縣城，提拔後除了為出行方便、找家裡人籌錢買了輛車外，他不覺得自己有多麼特殊：“都奔四了，就是做書記，也沒啥奇怪的。”趙建是1984年出生的，他自稱是後進幹部，“上次換屆後，縣鄉一級80後官員已經很普遍了。”對於80後官員，趙建認為，“應該處於整個幹部隊伍承上啟下的位置，既是中間，也是中堅，兵頭將尾吧。”至於幾年前輿論的爭議，他反問，“時至今日，80後難道不應該或者不能夠擔當起中堅力量的角色？”其所在縣目前35-45歲的幹部是中堅力量。隨著越來越多的80後幹部成長起來，他們呈現出與之前不同的特點。
年齡優勢正逐漸不在
提起幾年前備受輿論爭議的80後官員，越級或突擊上位可能是他們最大的共同點。人們習慣於用“臺階論”來看待幹部升遷，即一個幹部要承擔一定的職務，就要經過不同層級的歷練，因而對於越級或突擊上位的80後官員具有很大的錯愕感。
“也正因如此，當時的80後官員是零星而扎眼的。”一名研究幹部隊伍多年的研究人員稱，到現在“至少處級的80後官員已經不少了，各地從之前的零星提拔到有計劃的補充”。雖然事隔不到幾年，但是現在80後官員已經呈現與之前80後官員一些不一樣的特點。比如升遷速度逐漸慢下來。在四五年前，提拔速度快是當時80後官員的一大特點。一項學術研究稱，以80後副縣級幹部自工作起到副縣級的提拔速度來看，平均為6年，有些甚至更短。
如山東官員張輝，從科員破格提拔為正科，僅用了1年，從副處到正處，又只用了1年，從正處到副廳也僅僅9個月。但是十年前的2008年，張輝擔任共青團山東省委副書記後，到目前已當了兩個縣區的書記，現任濟寧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一直在副廳級崗位鍛鍊。不止這些80後“明星官員”升遷慢下來，絕大多數80後處級幹部也多是一步一個腳印。
1982年出生的鄒寧就是如此，畢業後在街道工作了近4年，去了區司法局。2年不到，又回到鄉鎮做黨委委員、副鎮長。這樣在鄉鎮和區裡來回調整了2次，去年從鄉鎮鎮長提拔為副縣長。都說“年齡是個寶”。在四五年前，年齡是當時80後官員最大的優勢之一。“現在1985年前出生的80後官員，年齡優勢正逐漸不在。”1982年出生的何軍在正科級崗位上任職6年了，最近當地正在優化幹部隊伍，提出要任用一批年輕幹部，“但以1983年為界劃了一道槓，我剛好被排除在外。”他告訴筆者，在當地省直機關以及一些國企，80後幹部開始面臨著90後的競爭。“80後奔四的同時90後也在奔三，一些能力強的90後，已經成長起來了。”不過他也承認，1980年代85年之前出生的幹部在基層仍有較為明顯的年齡優勢。“尤其是在縣以及鄉鎮，這裡沉積了中國最大規模的幹部，年齡均偏大。80後雖已不是小字輩，但仍是這些地方年輕力壯的主力軍。”
既是指揮員，又是戰鬥員
筆者問趙建，“兵頭將尾曾是近十年前，媒體對70後官員特點的概括，現在用在80後官員身上，合適不？”
“以10年為一個階段，現在的80後官員與十年前的70後官員相比，在工作中都既是指揮員、又是戰鬥員。”趙建稱，“但部分80後官員成長與十年前的70後官員不能相提並論，處級幹部中，80後的比重並不大。”1984年出生的祝亮，去年從縣級部門副職提拔為當地編辦主任。年初黨政機關機構改革提出來之後，縣委書記忙著應對，當地早就提出來的另一項改革：事業單位改革，基本就全部落在他頭上了。“方案要求和黨政機關改革方案一起出，上面指導性的東西也缺乏，只有先到處去考察，看看其他地方都是怎麼搞的。”
週末，他要帶隊到東部沿海地區去考察。相對現在的繁忙，他估計後面方案的實施，可能也要他具體負責，“那將來會更忙。” 幾年前輿論質疑80後官員，質疑得最多的是他們的能力，有些甚至用上了“娃娃官員”這樣的稱呼。現在“娃娃官員”經過多則15年、少則五六年的工作歷練，已逐步成為各自領域的能手，“知道啥是舉重若輕，不管工作任務多還是少，都會認真幹完”。80後的張華最初就是典型的“三門幹部”，“剛到鎮上時，和老百姓打交道、做工作，不是膽怯，就是完全沒辦法溝通。”他先做學生，多跑、多看、多想、多問，虛心向鄉鎮領導、包村工作隊老同志、村乾和群眾學習，從抓基層黨建、村幹部管理到發動甘蔗生產、抓計生、新農合徵收、清潔鄉村等各項工作都參與過，慢慢成了當地公認的“處理問題高手”。
黨員幹部也是人，也生活在社會中，有各種生活壓力。相對10年前的70後官員來說，由於工資待遇等“後門關上後前門並未打開”，部分80後官員面對的生活壓力更大。“就我的瞭解，80後官員由於任職時間、職務級別等原因，除了個別特殊地域、特殊崗位之外，大部分每個月實際到手的收入很難突破6000元。”上述研究人員稱，如果沒有相對殷實的家境，在來自衣食住行等方面巨大的壓力面前，這點收入顯得有點單薄。36歲的李巍前幾年通過遴選，從縣裡調到省直機關。農村娃，上有老、下有小。“還好當初調過來，看沒有分房的機會，就貸款買了一套小房子，不然以現在不斷上漲的房價，我也只有看著。” 不過即便如此，他每個月要還近5000元的房貸，還完之後，每個月工資所剩無幾。為了儘量節約生活開支，他基本一天三頓都在機關食堂吃，“還好，我不是個金錢慾望過強的人。”
兵頭將尾遇到“35歲現象”
但並不是每一個80後官員，都能如李巍一樣。
“天津市西青公證處主任田健男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在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中信銀行南昌分行副行長、黨委委員姚蔚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在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僅今年4月份，就有多名80後官員落馬。恰是風華正茂、前景光明，卻陷入了嚴重違紀違法的泥淖，令人唏噓，又催人反思。前些年，在研究違紀違法人員的年齡段時，有人提出了一個“59歲現象”。近些年情況有了變化，“35歲現象”增多，違紀違法案件越來越呈現出年輕化的發展趨勢。
據北京、廣州等地紀委調查統計，31至45歲年輕幹部佔腐敗幹部比例均超過51%。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統計，2008年至2012年間，該院查獲“年輕幹部”為主體的職務犯罪案件，當事人幾乎均為任現職不久或提拔不滿5年。從已查處的年輕官員貪腐案看，他們多為高學歷、高智商人群，普遍思維活躍、敢想敢幹，是機關企事業單位的業務骨幹，但他們作案更貪婪、更大膽，貪汙、挪用公款動輒上百萬元，受賄中主動索賄的也不鮮見。
安徽長豐縣醫院辦公室原主任邵某就是其中的典型。1982年出生的他，在擔任縣醫院辦公室副主任、主任4年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使用虛假髮票、收據等進行報銷，騙取單位資金共800多萬元，平均每月貪汙公款近20萬元，其貪腐行為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
透過冷冰冰的數字和案例，不難看出，這些青年之所以從天之驕子迅速蛻變為腐敗蛀蟲，甚至在“起跑線”上被撂倒，其根源在於作風出了大問題。不過，相對移送司法的80後官員，輕微違紀的80後官員更多。某縣級紀檢幹部最近就遇到一件80後官員違紀的事。“這個80後剛從鄉鎮提拔到縣裡農業產業園區做副主任，高中同學就找到他，讓他幫忙聯繫園區內一家休閒農業公司，辦一次同學會。高中同學是事業單位幹部，已違規組織多次同學會，這次又找上他，雖然說也會給一定的費用，但他找到企業，企業也就是象徵性收點錢。”上述紀檢幹部稱，這名80後組織、參與和聯繫的同學會，辦了兩天，在當地引起了很多議論。最終，當地紀委依照相關規定對這兩名80後官員都進行了處理。
一邊是兵頭將尾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一邊是無法迴避的腐敗“35歲現象”，80後官員如何健康成長，值得探討。稍有不慎，就很容易走偏。比較典型的是共青團北京市石景山區委員會原書記楊俊峰。他32歲就成為正處級幹部，一度風光無限，成為“80後”公務員談論的熱點人物。然而，2012年至2013年，楊俊峰通過虛列培訓費、會議費以及將青聯委員捐款不入賬的方式，套取現金設立“小金庫”；在被約談的時候，表面上信誓旦旦，實則不以為然、心存僥倖。最終他被開除黨籍，撤銷共青團北京市石景山區委員會書記的職務，從正處降為科員。其實不管是80後官員，還是其他年齡段官員，有一條是共通的：每一次對紀律的漠視、對規矩的踐踏，都可能成為打開貪腐之門的“鑰匙”；自我約束的“風紀扣”每解開一顆，就意味著對各種誘惑的防備解除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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