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者的最大敵人就是他們過往的成功。成功是一種負擔，使你背上了包袱，害怕失敗，使你患得患失，喪失了進取的膽略；成功使你養成了思維定勢，原來取得了成功，以為繼續這樣還會成功，以至思想僵化，不善於捕捉時代潮流的信息，不善於求變；成功還會使你懶惰，使你喪失鬥志，使你變得越來越平庸。
創業誠然是一件大事，它是屬於陽剛的，必得經過辛苦奮鬥才能得到。但其實一個人只要有堅強的毅力，全力以赴，必然可以達到預期的成果。至於守成，那就不同了，它的重要性是屬於陰柔的。明瞭守成道理的人，時時刻刻戰戰兢兢，經常處在“憂患慎重”之中。這種憂患慎重要小心翼翼，很有耐性地持續下去。雖然一時不會看到顯著的成果，但是卻萬萬不可粗心大意、稍有鬆懈。
成功困難，但要保持成功更困難。“勿忘初志”，這不僅是對成功者而言的，也是對我們每一個曾有著美好夢想的人而言的。要取得成功，難的不是一時的努力，而是如何將這種努力持之以恆。
我開始為自己感到悲哀。我真的墮落了，內心的靈氣已被世俗的生活所淘空，輕捷的靈魂被汙濁之氣所籠罩已再也不能輕捷地飄起。現在好像神經已麻木，不知道愛好什麼，不知道有什麼歡娛，好像對一切都無所謂。上帝啊，這與死又有什麼區別呢？司馬遷說：“哀莫大於心死。”心沒有死，但靈魂卻已像一潭死水，蕩不起半點微瀾。
我要怎樣才能振作，才能不再安於現狀，才能重新尋找到奮進的精神呢？
人是不能沒有一些野性的，沒有了野性，也就沒有了不羈和奔放，也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和創造力，也就是失去了生命的力量，那麼，生命又算什麼呢？想著那些僅為三餐而搏命的拉客仔，內心真是感到慚愧。他們的生存本能是強大過我啊，他們的野性是強大過我啊。我明白了，我所缺乏的就是野性！
什麼是偉大的靈魂？什麼是偉大的精神？簡而言之，從最基本來看，不就是生存意志，不就是要拓展生命力嗎？活著就要發展，就要創造，就要像電影“異形”中的怪物，要將自己延伸向全世界！這是人的本能，這是人的生命意志。利益和享樂只是生命的奴隸，是生命力的戰利品。
一個民族不僅要崇尚文明，在這同時，也不能消亡了野性
野性就是侵略、就是擴張的本能；野性就是不安於現狀，不循規蹈矩，奮力張揚自己的個性；野性就是喜歡夢想，就是奮發向上的雄心。這並不僅僅是我缺乏的，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中國人所缺乏的。
一位著名的美藉華人教育家，參觀了中國的模範幼兒園。參觀完後，他說真想哭。一群活潑可愛的孩子，上課時，個個把手背在後面，像被捆起來一樣，一動不動地認真聽教師講課。純真爛漫的孩子被當成機器一樣訓練，這不是扼殺人性嗎？這樣教育出來的孩子，自然循規蹈矩，像小綿羊一樣，但我們又怎麼能寄望這樣的孩子長大後能有所作為、有創造力呢？現代社會是一個充滿競爭的社會，需要有野性，需要充滿向上的精神，需要有強盛生命力的人。而我們大家在這種教育下成長，我們的野性已被磨滅殆盡，難道不需要一種新的精神來召喚嗎？野性，不馴服，不同俗於社會，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也是我們向上走的力量源泉。
我們的思想僵化，人性被深深地束縛了。於是大家都一個樣，小學畢業進中學，中學畢業努力上大學，大學畢業後找工作，然後結婚、生子，養育子女，最終衰老，循規蹈矩一輩子，又有多少自己的意願呢？或者也曾有過，但最終在現實的壓力下，也只成了一段美好的夢想。
我們是一個文明古國，我們的傳統就是反野性的。儒、佛、道三教，是高深的文化，是高層次的文明，但負面影響也很大。儒教教人要“中庸”，佛教勸喻我們“前世造孽，今世苦修行”，道教乾脆告訴我們“無為”。中國人的血液裡就流淌著安分守己的因子。於是缺乏個性，沒有獨立意識，不喜歡異想天開，簡單地說沒有野性，就成了我們的民族性格。這也正是我們缺乏創造力，不容易取得成就的原因。看看電視中經常播出的記者採訪吧！我們國人對問題的回答一定是大家都能預料到的，總是一本正經地複述報紙、電視上反覆強調的那些千篇一律的大話、套話，難道我們沒有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對生活的要求嗎？我們不是機器，我們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呵！
再看唐詩宋詞，中華民族的奇葩。意境優美，清新雋永，是文壇絕唱。但當我接觸了拜倫、雪萊的詩歌后，我感覺唐詩宋詞，就像中華民族的傳統一樣缺少了人性的張揚。雖然有李白的“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還”，但這是寫景的奔放；蘇軾有“左牽黃，右擎蒼，千騎卷平崗”，這是借寫狩獵來表達詩人內心的狂放。中國文人的張狂僅僅是一種文學式的，缺乏一些對人的生命力的張狂。我們看一下雪萊的《西風頌》，“哦，狂暴的西風，秋之生命的呼吸！你無形，但枯死的落葉被你橫掃……”這完全是借物來表達人的氣概，是人精神上的張狂和野性，是人要毀滅要創造的大魄力。
最近去了一趟蘇杭，人們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話真是不錯。蘇州園林精巧雅緻，秀麗無比，那一山，一石，一水，亭臺樓榭，迴廊曲徑，佈局精巧，無不顯現出獨到的匠心，更何況園中有園，在方寸之間，充分運用了欲揚先抑的藝術手段，讓你時時感受到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一位老畫家告訴我，欣賞蘇州園林，要有很高的層次，它集中國的哲學、美學、詩歌、繪畫、工藝之大成，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結晶。我的確為蘇州園林所傾倒，流連忘返；但同時我在想，一個民族的精英以此作為文化精神的歸宿，這樣的民族又怎能不衰弱呢？在蘇州博物館我知道了清朝120多位狀元，蘇州就出了20多位，蘇州是中國有名的狀元城；但蘇州卻沒有產生大的政治家。古人的志向是什麼呢？
比如杭州西湖，乍看就是一團小水潭，但當你靜下心來，細細品味時，你就能感覺它真是無處不入詩，無處不入畫。西湖就像龍井茶，要細細地品味，特別要領悟古人強調的意由物發，意在物外的妙處。很多人遊了杭州西湖後，都說不好玩，原因在於你只是走馬觀花地溜了一圈。西湖並不像九寨溝、像大海，一看就會勃發一種盎然的情懷，它需要細細地品，慢慢地感受，才能達到意在物外的境界。我在感慨西湖的秀麗時，再一次領略到江南文化的韻味。而江南文化正是中國文人所極力尊崇的，是中華文化的精髓，這樣一種詩情畫意的純文人文化，對於修身養性，提高人的品味是有益的，但她怎能造就有野性，能煥發出無窮創造力的民族呢？近代史上，漢民族數次被野蠻偏僻的少數民族所征服，還有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日本侵略軍南京大屠殺，這些不都是明證嗎？
我沒有否定我們民族傳統文化的意思，唐詩宋詞、蘇州園林都是世界藝術中的精魄。我只是認為中華民族雖有五千多年燦爛的文明史，但數千年的封建統治，使我們缺少了個性的張揚，野性的張揚。我反而感覺全世界各民族都知道為自己民族的偉人、聖人驕傲、自豪，惟有我們是這麼的大方，對我們歷史上的偉人、聖人，進行無情的抨擊。比如享譽世界的孔子、老子等，我們不是取其精華，而是動不動就全盤否定，這種否定是否定我們民族的血脈，是否定我們的根。試想想，哪個做子女的不是為自己的父母驕傲呢？只有瘋子才會一味貶損自己的祖輩。
這樣的習俗延續到今天，就成了對名人的攻擊。中國人喜歡說：槍打出頭鳥。現在的槍打出頭鳥，就是大家蜂擁而上地對某個名人或有一定成就的人爭相攻擊。比如對汪國真、對餘秋雨。我喜歡汪國真的詩，但也許是受人的攻擊，這顆星已暗淡了。實際上別人有什麼缺點，是否受歡迎，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大眾自有他的愛好、傾向，攻擊者只能代表自己的看法，不必要讓全人類都與你一樣。而且如果是學術和思想上見解不同，發表看法無可厚非，但多數人卻僅是通過攻擊名人來凸現自己。這正是一種無能。自己沒有本事做出成績，只有通過攻擊名人譁眾取寵來表現自己，這不就是中國人所深受其害而又深惡痛絕的踩著別人往上爬嗎？這種卑鄙小人的存在與肆虐正是國恥。王朔將名人比喻為公共汽車，將這類人形容為乘公共汽車的人，說名人是公共汽車就要讓人乘。這不正說明一批無能的人在借名人炫耀自己嗎？在香港的商品經濟社會，一個人只要稍有特長、成就，就要極盡包裝之能事，使他更有號召力，吸引大眾，從而獲得商業利益。而我們大陸那批因循文革殘孽的人正是剿殺社會創造力、進步力量的劊子手。中華民族的“小荷才露尖尖頭，早有蜻蜓豎上頭”的偉大情懷，已因這類人等，受到玷汙。
一個民族需要營造一種大眾尊敬、羨慕有成就的人的氛圍，鼓勵人們以成功人士為榜樣，這樣的民族才有上進心，才能激發大眾的創造力。野性是不羈和奔放，是不同俗，是有自己的觀念、思想，但更重要的是有創造力，是要憑真本事，用實力取得成就；那種譁眾取寵，自己無能卻又裝出對別人不屑一顧，只是躺在那裡靠攻擊別人來突出自己的人，不是有野性，正相反，只是一條在成功人士微恙的傷口裡的寄生蟲。
一個民族不僅要崇尚文明，在這同時，也不能消亡了野性；我們民族的悲劇還少嗎？
文化大革命中，在強大的輿論導向與宣傳下，全中國人民幾乎都被煽動得在幹著瘋狂的傻事，不讀書、不生產去鬧革命，批倒批臭積澱數千年已融入我們民族血脈的優秀傳統文化，甚至人類進入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還在充滿狂熱地呼喊“萬歲”，這是前一世紀人們呼叫皇帝的，現在想來真是笑話，但在這種笑話中，卻總有一些心酸，因為這是我們中國人恥辱的笑話。一小群跳樑小醜就能左右我們全中國人的命運，這真是悲哀！
尼采說：不主宰自己，就要被別人主宰。不做自己的主人，就要成為奴隸，成為別人的、社會的奴隸。而要做自己的主人，就要有野性，有不馴訓的個性。沒有意志的人就會聽命於有意志的人。我們不應該只是命令自己，用別人為維護他們的利益所訂的道德觀、價值觀來束縛自己，而應該喚醒自己的生命意志，激發生命本能中最強力的進取精神，做一個有個性，有理性的人。
中國人太老實、太善良、太安分守己、太樂天知命。我們只是努力適應環境，卻從來不考慮個人的自由意志。比如中國人選擇職業，往往就像找老婆，只能從一而終，很難中途變換。由於我們所選定的專業帶有極大的盲目性，於是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專業與愛好一致，但我們大多數人仍然安於現狀，這就使得我們缺乏想象力和創造力。
我們只是環境的奴隸，卻不知道在環境中努力張揚自己，於是我們容易被人利用，被人左右。我們應該有些野性，有些獨立意識。不要總按照別人所定的模式：“應該這樣，因為你必須這樣！”而應該按自己的生命意志、理性思維大聲地呼喊：“我可以這樣，因為我想要這樣！”我們不要“既然已如此”，那是被動的，好像是外物強加在我們頭上的，而要我們自己的意志說：“我想要的就是這樣，以後還要這樣！”活出真的自己來。
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喜歡看香港電視系列片《尋找他鄉的故事》，因為它總能煥發我的野性，給我力量。我想製片人的本意是拍一些在海外飄泊的成功的華人的故事，但我看到的大多卻是華人的辛酸史。當一位80多歲僑居阿姆斯特丹幾十年的老海員，在記者面前不斷地喃喃唸叨著：“真悽慘啊！”我的心都在痛。他說當時華人就像麻瘋病人，當地人見了就要避開。華人的地位怎會淪落到此的？我們被人瞧不起，遭人歧視，這不能怨人，首先我們華人世界沒有成就啊！我們也曾有過唐朝的輝煌，有過四大發明，但在近代我們落伍了，不僅在科技上沒有為世界做出巨大貢獻，而且國家落後，人民貧窮。直到現在還有大批的年輕人，離鄉背井，冒著生命危險，吃數不盡的苦頭，只是為了離開自己的國家，甘願去別人的國家做黑市居民，做下等公民。這是恥辱，這是中華民族的恥辱。
華人並不低人一等。我們的民族崇尚文明，也尊重知識，但為什麼仍然落後、仍然貧窮？因為我們的民族缺乏野性，缺乏想象力，缺乏一些瘋狂。從目前來看，歷史悠久的國家在現代世界的競爭中都落伍了。四大文明古國中，又有哪一個屬於發達國家呢？我個人認為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悠久的歷史，發達的文明，制約了野性。
多鼓勵個性，多鼓勵一些內心的張狂吧！人人都想做英雄，都有內心奔放的民族，才是有活力，有創造力的民族，我們為什麼要壓抑、打擊、摧毀這種心態呢？中華民族血液中脈動的主流不應該是淑女貞婦風範，而應該是登山勇士的野性。
野性、侵略性是現代競爭社會的生存手段，要成為一個強者，要被人尊重，就要有成就。榮譽是結果而不是出身造就的。
不敢於破除舊的東西，不敢於有自己的個性、自己的觀念、自己的思想，又怎麼可能有突破性的成功呢？
我實在不是一個能長期專注於某一件事的人，做了一件事後，總想去尋求新的刺激，感受新的衝動。從來不喜歡按照別人的模式和社會所定的模式做人，只是按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我崇拜英雄，喜歡幻想，熱愛大自然，特別鍾情大海。我能獨自靜靜地坐在大海邊一整天，遙看著蒼茫的大海，聆聽著洶湧的波濤，用心靈去與大海感應。
從大學畢業到現在，這一段不算太長的人生中，我一直都在努力嘗試，尋找自己的人生之路。大學畢業後，為了尋求獨立自由的生活，在一無親人二無朋友的情況下，獨自闖來深圳，住最便宜的旅店，吃快餐面，忍受招聘人員像挑選商品一樣審視我的目光。那是一種對自尊心的侮辱。但我知道沒有本事挑選別人時，就只有任憑別人挑選。幾經挫折，好不容易求職成功，但不到幾年年，又在朋友的鼓勵下，冒著家人的反對，回老家創辦公司。那真是一段艱辛的日子，由於年輕，沒有後臺，又沒有錢，辛苦努力了半年公司也沒批下來。那時吃住在家，沒有收入，家人不說，但自己內心承受著壓力：放著深圳的高收入不要，卻回來辦這種沒有把握的公司。
永遠記得那個寂靜的深夜，落寞的時刻，在朋友家昏暗的小閣樓裡，拿著一瓶啤酒，隨著錄音機裡齊秦悲蒼的聲音，低聲吟唱著：我是一匹來自北方的狼，走在無垠的曠野中，淒厲的北風吹過，漫漫的黃沙掠過……那種悲壯，那種由於醉意的野性和奔放，既是生命的渴望，也是我內心深處孤獨的吶喊。
生命中美好的東西總是在一點一點地失去，生命、愛情、青春，都在不斷地喪失之中，生命是一場悲劇，但我們總應該想辦法讓它變得悲壯，變得更為有血性。這種信念始終支撐著我。在遇到困難，遇到挫折的時候，我就想這是悲壯的時刻，是需要男子漢血性的時刻，於是我就能鍥而不捨，就能頑強奮鬥。
如果說我在同學中還算成功的話，那是因為我比他們多了些野性。
那天在電視中聽了著名音樂製作人高曉松介紹自己的故事。高曉松在清華大學電子系讀到大三時，由於對音樂的熱愛，夢想著成為一個流浪歌手，於是毅然放棄學業，開始了他的流浪生涯。在天津由於沒錢餬口，高曉松想到去大學宿舍演唱，結果被公安當無業遊民抓住。萬般無奈之下給家裡打電話，母親趕到天津將他保釋出來。他的父母也很開明，高曉松在廈門弄到身無分文時，情急之下給家裡打電話，叫母親寄1千元錢給他，可母親卻問他：“你有多大了？”“20多歲。”“聽說廈門是一個港口吧？”高曉松明白了，20多歲的小夥子，在一個有港口的城市還不能生存嗎？於是高曉松去做起了搬運工。高曉松也是一個有野性的人。試想放著全國頂尖的清華大學，居然敢讀了3年後還放棄學業。這自然要有一種不羈的性格。
跟著別人思維走的人，總是不能成就大業。要有自己的思維，自己的判斷，自己的膽識。
廣州也做了一個統計，竟然發現收入最高的階層只是小學文化程度。小學文化程度的人為什麼收入能達到最高？因為他們有野性，敢於很早就投身入市場經濟。社會上不是有種說法，改革開放早期能發達的很多都是釋放犯人。為什麼低智商的犯人能做老闆，而我們高智商的文化人，卻仍然要為三餐搏命呢？因為我們有了文化，但卻被文化束縛了，失去了野性。
我們大學畢業，能找到白領階層的工作，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我們心裡也萌發過沖動，但一來工作還可以，二來出去以後又能幹什麼呢？於是在這種猶疑中漸漸消失了鬥志。反觀那些文化素質低的，本來就找不到好職業，為了生存，乾脆一不做二休做起了生意。由於他們沒有退路，這項生意不行，必須想法尋找另一項生意。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秩序混亂，在這樣不斷的嘗試之中，總能找到賺錢的方法，於是他們有了第一桶金。
沒有野性，你就只會循規蹈矩地生活，安於現狀，沒有奔放，沒有豐富的遐想，沒有對未來生活美好的憧憬，於是你也就沒有動力，沒有想象力，沒有創造力，從而你也就只能平庸地生活，完全被社會和環境主宰，沒有自己的個人意願，隨波逐流。這是性格的悲劇，也就是所謂性格決定了命運。
我觀察過周圍的朋友，那些能成功的，智商不一定高人一等，但他們的內心都萌動著野性，敢闖蕩，敢嘗試新生事物。
在我們身邊的芸芸眾生中，有不少人成功，但更多的人卻是碌碌無為。我有很多朋友，才華橫溢，聰明絕倫，但他們缺乏野性，缺乏內心的張揚，他們只是在等待，卻不懂得主動出擊。等待有些時候是必要的，但等待的目的是尋找機會，最終還是為了出擊。就像戰爭中有防禦，但防禦本身不是目的，防禦是為了以後能更好地進攻，單純的防禦是不可能取得戰爭勝利的。人只有張揚著野性，才不甘於沉淪，不甘於被環境和社會左右，才會在各種環境中都努力去尋找機會，創造機會。聞名全國的深圳賽格電子市場，裡面的老闆又有幾個懂得電路元件呢？但他們可以僱用一批電子專業的學士、碩士。他們的成功，只是因為他們很早就從事了電子元件的生意。現在有些大書商，他們不看書，自己也不懂鑑賞書的好壞，但他們會做書，一大批學者、作家在為他們創造著利潤。他們的成功，也只是因為他們敢於很早就投身入了書的市場經濟。
人只有張揚著野性，才不甘於沉淪，不甘於被環境和社會左右，才會在各種環境中都努力去尋找機會，創造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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