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八月，是武義縣人民檢察院建院的第二年，我調入工作。全院五人，檢察長陳忠德，是縣委委員，山東人，從小失去爹孃，沒有上過學，是抗戰英雄，敢講真話，為人耿直，記性很好，講話有條有理，在革命和工作中自學認識了不少字。時年36歲，尚未娶親。我十分尊敬他，學習他優秀的品德。他也很器重我，信任我，大膽使用我。在檢察院，叫我負責審查批准逮捕、審查決定提起公訴和辦公室等工作。
……
一九五七年正月十八日晚十時，天寒地凍，北風呼呼叫。陳忠德檢察長跟我說：“徐村鄉嶺下湯村發生一起謀殺案，群眾正在鬧事，非要今晚趕到不可，否則後果難以設想。”通知我一人立即出發。
嶺下湯村離縣城三十華里，又無公路，我從來沒有去過，小路步行路不熟，聽人說還要爬山越嶺。於是我拿了一隻手電筒和一根防身棒棍，隻身前往。步行到離縣城五華里的南湖村後，我不知往哪一道路行走，這時老百姓已經關門睡覺。我只能進而不能退，身上出了一身冷汗，寒風一吹，凍得發抖，而腦子清醒，急中生智，就去敲老百姓的家門，僱人陪同。叫了少許，一位老人不開門，只在屋內問我有何事。我說是檢察院的，他說聽不懂。我便改口說自己是公安局的，他就開了門。我說有急事要去嶺下湯村，路不熟，僱個人陪我去，我付工資。老人說公安局有事儘管講，不要工資。他就叫兒子陪去。我從口袋裡掏出一元錢，老人口裡說：“不要不要。”但表現得很想要。他說：“一元鈔票可買十斤大米，我過年都沒有買過肉。”我說再加上一元，他只收了一元，然後叫兒子帶路，摸黑往嶺下湯方向走去。
經一番艱苦跋涉，我們到嶺下湯村，找到了群眾鬧事的地方。死者是一個老太婆。有群眾說：“她白天好好的，上山拾柴，晚上死了，身上皮肉有烏青，是被打死的。”數十人在旁指手劃腳，亂哄哄地叫嚷：“要抓出兇手墊棺材底！”
我說：“大家靜一靜，我是縣裡派來的。”許多人說：“請包公來定。”兩位鄉幹部已經在場。我說分兩步走，第一步是說說打死的理由和依據，第二步是請區衛生院醫生來，查勘死者身體，請醫師一人，鄉村幹部各一人，群眾一人，加上我共五人參加。在驗屍中，大家都很認真細緻，不放過疑點。醫生說：“皮膚烏青，而致命處無烏青，如果被打，不會都是烏青，也會有紅腫的部位，但沒有發現任何痕跡。”在場人都說不出反對意見。我再訪問群眾，沒人看到被打事實。他們認為：死者與兒媳關係不好，又是突然死亡，而且死者身體表皮有烏青，所以懷疑是媳婦行為所致。
根據醫生的驗屍結果，結合行為的證據，可以初步斷定不是傷害死亡。我就把這些情況跟在場群眾說，公安機關會馬上派人來查清楚仔細的，群眾沒有不同的意見，都說：“檢察官斷定沒有錯。”這時，我想到不能就案辦案，要結合辦案，宣傳道德與法制。於是我對在場的數十名群眾說：“事情雖然清楚了，但我還要指出一點，就是一定要處理好婆媳關係，婆婆要愛護媳婦，媳婦要孝敬婆婆，相互不要計較小事情，要有氣量，團結和眭。”群眾說：“是啊，家人之間沒有多大矛盾，都是小事不讓。”我說：“小事處理不好會變成大事，要相互諒解，不要意氣用事，才能快快活活過好日子。”群眾說：“檢察官講得好。”
事件平息了，我突然感覺腳底疼痛，一摸腳底，有七處水泡。因我皮膚很軟嫩，平時步行不多，一下子走了三十華里所致。我只怕處理有差錯，必須及時向領導彙報，於是忍住腳底疼痛返回。路上，一步一步慢行，水泡和紅腫面積不斷擴大，腳底如針刺痛，我強忍著。走一步痛一步返回，一個晚上沒睡，兩餐沒有吃，終於在第二天下午一點鐘回到機關，向陳檢察長詳細彙報了情況。他說：“根據彙報，可定自然死亡。你還做了群眾工作，表現很好。”他問我：“中飯哪裡吃。”我說：“早飯都沒有吃。”他說：“快去吃。”我站起來時，發現自己走不動了。檢察長忙問：“你怎麼啦？”我說：“腳走得起泡了。”他說：“看看。”看後說：“腳底血都流出來了，還不趕快去醫院。”此時，公安局又送來一份提請批准逮捕材料，送材料的公安局同志葉錫如說：“刑拘的，要抓緊辦。”陳檢察長說：“現在快二點鐘了，他飯還沒有吃過。”葉錫如說：“這很簡單，我去買兩個麥餅來。”我又開始審閱案卷材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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