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遇到疑似疫情時，立即採取適當的行動是很重要的。獸醫以及養殖場主、工人和其他行業的利益相關者都必須努力控制和防止這種疫病的蔓延。由於受感染的動物在臨床症狀出現前48小時就開始大量排出病毒，所以疫情現場的墊料、飼料和動物（包括活體和屠宰的）一律不得流出，這是至關重要的。
一旦發現和確認疫情，就必須：
1）啟動應急預案；
2）評估初始疫情（如規模、傳播區域、流行病學），以判斷可能需要採取何種控制措施；
3）儘可能快速、完全地實施控制措施；
4）監督進度並相應調整政策；
5）持續與鄰國政府交換信息和數據；
6）與公眾以及所有利益相關者溝通，包括OIE（GEMP，2011）。
在被發現、報告之前，疫病的擴散範圍和嚴重程度直接影響著控制和根除疫病的政策效果。 疫病的傳播越廣，受影響地點越多，採取撲殺達到根除的可能性就越小。在疫病傳入一個地區的最初幾天內，撲殺是最有效的方法。這就要求及時發現疫病，一旦發現，受影響的動物可以迅速被撲殺，並進行補償。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很有可能需要採取移動管制和其他措施。因此，在疫情早期，即監測時期，確定受影響地區的地理分佈和數量至關重要。總體而言，第一個被發現的病例（只是病例）往往不是真正第一個被感染的病例（GEMP，2011）。
當臨床報告的病例數明顯消失時，即進入結束階段，這與初期行動同樣重要。如果存在未檢測出來的感染區域，根除行動將功虧一簣。一個常見的錯誤是由於臨床發病似乎已經消失，社會經濟損失已經結束，因而轉移資源或停止監測和控制措施。但是如果過早地放棄監測，非洲豬瘟很有可能再次暴發。
應急計劃（GEMP，2011）
應急準備是有效控制疫情突發事件的關鍵。但是，應該在預防階段（即“平靜時期”）進行。必須提前達成一致，明確哪些人員將對哪些行動負責，並建立單線指揮鏈和通信渠道。這些渠道和責任往往與平時不同。提前制定應急計劃的好處是，促使所有相關人員仔細思考可能會出現的挑戰，並在疫情暴發前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農戶的參與將大大提高應急預案的實施效果。如果養殖戶明白，迅速果斷採取行動，最終將使他們受益，養殖戶組織將更有可能在緊急情況下積極配合行動。他們還需要知道，在應急計劃的制定和審核過程中，有他們的貢獻和投入。
這些計劃和規範是靈活性文件，應定期、按照計劃時間進行審定和更新，以應對自上次修訂以來，發生的實際情況變化（至少每五年）。
在疫病識別、報告和應急響應程序、暴發調查和分析等方面，
應急響應人員需要定期接受培訓。組織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定期參加桌面或實地模擬演練，以確保應急計劃和操作規範等內容的準確實施。這種定期培訓和實踐對維持應急響應能力，及發現當前應急防控體系缺陷至關重要。法律體制（GEMP，2011）
要迅速採取疫病控制行動，就必須有足夠的法律權力。這些權利包括進入養殖場（出於疫病監測、預防和控制的目的）、宰殺和消滅感染動物及與感染動物發生接觸的其他動物、建立隔離和移動管制、宣佈感染和疫病控制區，並提供補償等。
建立法律權力需要時間，所以在任何疫情暴發之前，必須健全相關法律。由於不可能為每種疫病都制定一套規定，所以應針對所有法定報告或規定清單上的疫病制定一套一般性的法律法規。
有時，需要警察和武裝部隊在執法方面提供協助，例如實行動物移動管制，及保護應急響應行動相關人員。對於在聯邦制度下運作的國家，全國各地立法應協調一致。這同樣適用於處牲畜和動物產品自由貿易區（即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之間，例如，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WAS）、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SADC）、東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場（COMESA）、東非共同體（EAC）、歐亞經濟聯盟（EEU）或歐盟（EU）。
資金管理（GEMP，2011）
經驗表明，無法及時獲得財政支持是影響疫病快速響應的主要因素之一。即使只有部分資金到位，也將有可能為以後節省大筆開支。因此，前瞻性財政儲備是防控準備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資金計劃應涵蓋正在進行的工作成本（例如監測、風險分析）和緊急情況下的成本（例如控制）。後者的費用將反映在相關的應急計劃中。
這些資金可以涵蓋整個根除活動的費用。更通常的情況是，這些資金僅涵蓋該活動的初期階段，其餘資金則在評估了疫情和控制方案，明確完成清除所需的成本後予以計劃。在一些國家，政府和私營部門可共同出資，緊急應對某些疫病（即費用分攤）。
溝通
與各層次利益的相關者（從生產者到普通大眾）進行溝通是疫病控制的重要方面之一。最好有統一的發言人，且只面向指定的、受過培訓的媒體進行信息發佈，防止謠言產生。
圖 1
移動控制
與野豬移動或其他途徑相比，非洲豬瘟的傳播更多是由於
人類活動導致的。對於通過活動物和產品流動而導致的傳播疫病，可以通過強制執行流動管制進行控制，這需要得到立法的充分支持。最好讓動物或動物產品的所有者瞭解限制移動的必要性，並瞭解遵守這一要求符合他們的利益。然而，比較常見的情況是，一旦發生疑似疫情，養殖戶會立刻向屠宰場出售動物或到市場上販賣肉類產品。感染的動物和汙染的肉類在市場流通是嚴重的風險。病豬通過攜帶或排出的方式散播非洲豬瘟病毒，特別是在活畜市場。
在養殖場，對於疫情暴發或疑似病例應儘快實施嚴格的隔離措施，即，不允許任何豬、豬肉或潛在感染的物品離開養殖場。未更換（或消毒）衣服和鞋子的情況下，任何人不得離開養殖場。當遇到自由採食的豬時，應該立即圍捕和隔離。
在疫點周圍（控制區），當局必須防止死亡或生病的動物及其產品的非法貿易。控制區的劃定不一定是圓形，應考慮和利用自然屏障和行政邊界以及任何相關信息來確定便捷。這些區域的邊界必須用路標清楚地標明。
為防止疫病蔓延，限制流動的區域和時間範圍可根據實際情況變化。疫病最有效的限制措施對於養殖戶影響最小。
建議採取以下措施：
1）對所有的動物飼養和停留場所進行登記，並對所有動物進行普查；
2）對這些場所中全部易感動物定期進行獸醫檢查；
3）易感動物（或其產品）不得從原場地轉移，除非在官方監督下進行緊急撲殺。
對動物進行檢疫和設立檢查站是實施移動管制過程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在主要道路上的檢查點可能會造成交通的嚴重干擾，或維持成本太高。此外，豬也可以通過隱藏在車裡或通過無人看管的小路而偷運到控制區外（GEMP，2011）。
圖 2
撲殺和處置
感染和排毒的動物是非洲豬瘟病毒的最大來源，也可能通過汙染無生命的物品（即汙染物）而發生間接感染，包括車輛、衣服，特別是人們的鞋類。當動物死亡時，非洲豬瘟病毒的複製停止。然而，屍體在死後會長期具有感染性，因此需要及時有效處理（GEMP，2011）。
撲殺策略包括撲殺受感染的動物，通常還包括疫點中所有其他易感動物，有時還需要對鄰近養殖廠或有危險接觸場點的動物進行撲殺，即通過動物、人或車輛的活動而發生接觸的場點。極少數情況下，完全基於地理位置範圍劃分進行大範圍撲殺。動物必須在當場撲殺並採用以人道方式進行，要考慮到動物福利。屠宰很容易超出能力負擔，所以仔細規劃資源、設備和人員是關鍵，特別是在對大型商業豬場的豬群進行撲殺時。
在完成撲殺後，必須以安全的無害化處理 方式處理屍體，例如，焚燒、堆肥、化制或掩埋，以防止屍體被野生豬、野豬等其他進食者（可能包括人類）接觸和食用。在短時間內處理大量的豬可能帶來嚴重的後勤保障問題和環境問題。
撲殺中最重要的挑戰是，在沒有及時和充足的賠償情況下，養殖戶反對撲殺他們的動物。沒有這樣的（補償）機制，很可能會減少基層病例的報告，同時由於非法轉移疫病感染動物和動物產品造成疫病傳播。因此，如果沒有合理的補償計劃，就不應該採用撲殺行動。
清潔和消毒
屠宰後應對所有場地、車輛和設備進行徹底的清潔和消毒。雖然採用合適的消毒產品可以幫助消除病毒，但非洲豬瘟可以在蛋白質豐富的環境中生存很長時間，且在各種環境中生存。因此應在圈舍、設備、車輛以及與感染物質接觸的所有表面進行有機物的清除。車輛（特別是車底、運豬車廂內的墊板和廂體的底座）和人員（鞋、設備等）在進入和離開養殖場時要先清潔，後消毒。
被證實有效的消毒劑包括洗滌劑、次氯酸鹽和戊二醛。非洲豬瘟病毒對乙醚和氯仿易感。8/1000氫氧化鈉（30分鐘）、次氯酸鹽-2.3%氯（30分鐘）、3/1000福爾馬林（30分鐘）、3%鄰苯基苯酚（30分鐘）和碘化合物處理可以將病毒滅活（OIE，2013）。也可利用有效的商業產品。應該考慮這些藥劑的環境影響。不易消毒的設備應放置在陽光下暴曬。
補償（GEMP，2011）
補償政策是所有需要宰殺動物，或損壞人民財物的控制政策執行的基石，是鼓勵養殖戶儘早報告疫情的關鍵。雖然補償可能被認為費用較高，但它能促進疫病的早期發現和報告，因此能顯著影響疫情的總體規模和成本。這很可能在總體上更加節省費用。
補償可以採取多種形式，這已經過了廣泛的爭論。補償策略需要仔細評估，並考慮到當地的情況，並讓受到政策影響的人員代表參與相關討論。賠償可以是現金或貨物，例如，替換動物。但無論是否提供現金或動物，都應該詢問養豬農戶的意見，最好是在暴發任何疫情之前。現金的優點是允許家畜飼養者選擇他們想要購買的動物的類型和數量，以及決定購買的時機。然而，使用現金支付可能會發生貪汙和盜竊。
在強制撲殺活動中所有被殺的動物，無論是感染的還是由於發生接觸而宰殺，或者出於保證動物福利的目的，都應該進行補償。實際上，是政府購買了這些動物，然後進行宰殺。對於作為強制性活動的一部分而銷燬的產品和財產也應給予賠償。由於補償的主要作用之一是鼓勵疫病的早期報告，因此在疫病報告和確診之前已經死亡或屠宰的動物應不予補償。為了使補償發揮作用，需要在損失發生後儘快進行賠償。制定應急行動計劃時應考慮如何簡便迅速地嚮應賠償人支付賠償費。
補償標準應按照撲殺時動物的一般市場價格為準，在可能的情況下，可完全以市場價值為準。然而，有些人建議賠償低於市場價值，認為農民也應該承擔一些資金，例如10%的資金。不適當或太慷慨的補償政策可能影響疫病控制工作的順利進行。
缺少對撲殺動物的適當和及時的補償可能導致：
1）疫病發生時不進行報告；
2）農民為了自己消費或銷售而進行緊急宰殺；
3）隱藏動物或者將其轉移到其他場所；
4）屍體處理不當，丟棄在家豬、野生豬或野豬可接觸的區域。
過於慷慨的補償會鼓勵冒險行為，人們希望動物會發生感染，從而得到補償。
與被殺害的動物的價值，甚至流動限制（例如不能銷售動物）造成的損失相比，生產者所遭受的最大損失往往是疫情暴發期間的生產損失。然而，這些損失是不可預測的，因為這取決於疫情的總體持續時間和嚴重程度。因此，其他支持機制（例如賠償以外的財政和社會支持）應被視為協助受影響農民恢復生產行動計劃的一部分。
重新飼養
一旦認為疫病已經得到控制，非洲豬瘟控制相關工作的最後一步是養殖場或疫區恢復生產。在大規模疫病暴發後，一些農戶可能不願再繼續養殖活動，但大多數人都希望回到原來的生活方式，所以必須恢復飼養。
在重新飼養之前，必須確認養殖場不存在病原體 。這可以通過清潔和消毒來實現，通常實施兩次。此外，建議在重新飼養前提高養殖場的生物安全。清潔消毒後，空場地至少40天不得重新飼養，但期限取決於現行情況，應以風險為依據，而不是任意決定。強烈推薦設立哨兵動物，應對這些哨兵豬進行監視（臨床和血清學），以發現潛在的二次感染。如果在40天后證明沒有感染，則可以將哨兵豬併入重新飼養的豬群。
如果可能的話，應在當地或鄰近地區購買用於重新飼養的豬。這些動物適應當地條件，且當地農民較為了解。從其他多種渠道購買動物，則意味著這些動物的健康和免疫狀況不同。將其在應激情況下混養，可能導致交叉感染。
蜱蟲控制
從受感染的豬舍中消滅鈍緣蜱是一項挑戰，特別是在涉及舊建築的時候，因為蜱蟲的壽命、耐受力和隱藏在裂縫的能力，通過殺蟎劑無法有效殺除。破壞蜱蟲棲息地（例如，覆蓋蜱蟲可以隱藏的裂縫和/或用不含裂縫的材料建造新設施）有助於降低其數量和傳播潛力。遍佈蜱蟲的建築物不應用作豬舍。這些建築應被隔離，防止豬群進入，或者將其摧毀，並另擇地址重建。如農戶有能力，應儘量推倒重建曾受到汙染的建築設施。此時也最適合考慮升級養殖戶的生物安全設施。
殺蟎劑和其他殺蟲劑可用於墊料，或根據產品性質，直接應用於豬的皮膚。由於吸血昆蟲可以在畜群內機械傳播非洲豬瘟病毒，因此在感染場所建議進行滅蟲。
野生動物控制
在野生豬或在鈍緣蜱屬蜱蟲種群中，無法採取任何實際的措施來防止非洲豬瘟在其之間傳播。唯一的選擇是採取預防措施保護家豬免受感染。在非洲南部和東非的部分存在叢林傳播循環的地區，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完整的圍欄或永久的畜舍可對家豬提供完全保護。柵欄或牆壁必須在地表以下有至少0.5米，以防止疣豬挖洞，推薦的高度為1.8米。此外，在南部非洲發生叢林傳播循環的區域，可通過監測周圍的疣豬洞穴裡的鈍緣蜱屬蜱蟲來發現和監測疫病情況。
圖 3
如果歐亞野豬（或野生的家豬）種群存在非洲豬瘟，就更加難以有效控制。策略是，儘量避免歐亞野豬和家養豬之間的接觸，通過豬舍圍欄，限制自由放養或野生家豬的數量，並確保妥善處理廚房和屠宰產生的廢物。關於如何在歐亞野豬中最好地控制非洲豬瘟有很多爭議。在疫病流行期間，移除野豬屍體並對該地點進行清潔消毒，儘管非常消耗資源，但在東歐已得到廣泛使用並取得成功。增加狩獵壓力可能適得其反，因為可能會迫使野豬逃到其他地區。人為補充餵養將使野豬保持在已知的、明確定義的區域內，從而限制動物移動和病毒擴散。但是，也將促進動物之間的密切接觸，從而促進疫病在個體間的傳播。在開放區域設立圍欄來限制免野生動物移動的方法，實施難度大，且維護成本高。該方法擾亂了野生動物的移動和遷徙，而且其效果也令人質疑，因為野豬會鑽過或繞過柵欄。使用驅逐劑的方法也存在問題。獵人和狩獵俱樂部以及林業部門，是監測和控制野豬非洲豬瘟的重要力量。
分區和分隔
如果疫病只出現在國家的一個區域，那麼
分區（Zoning）就成為實現逐步消除和根除的重要戰略，同時允許無疫病區進行貿易。為了實行分區，國家當局必須劃定感染區域和無疫病區，並對其間的活豬和及其產品的流動實施嚴格控制。分隔（Compartmentalization）則是不同的方法，它是在擁有共同的生物安全管理系統的供應鏈的基礎上建立亞群體。這些亞群體，與不同或潛在不同狀態的所有其他子群體嚴格區分開。分隔方法非常適合商業養豬場，甚至可以允許他們在感染地區繼續進行經營活動。分隔的費用和責任由生產者及其供應商承擔，但監督和批准仍然由獸醫主管部門負責。閱讀更多 中國動物保健 的文章
